倡導回歸古典政治哲學的施特勞斯與法國新黑格爾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科耶夫,兩人關于色諾芬《希耶羅》一書的“哲學對話”,無疑是一場古典政治哲學與現(xiàn)代哲學在現(xiàn)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舉足輕重的思想交鋒,至今于學界經(jīng)久不衰,鮮有哲學的或學術的討論能夠如此。本書將批判性地重審整個論爭,所錄文章作者皆為政治科學、哲學和古典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或青年學者。編者力求囊括論證中最精彩的部分,包括整個背景、誰是贏家(如果非要從二人之中選出一人),以及這場論爭更為宏闊的哲學關聯(lián)。
本書全面系統(tǒng)地分析、評價和總結了費耶阿本德的哲學思想,這在國內(nèi)外哲學界還是首次。其內(nèi)容包括:導論;第一章,思想淵源;第二章,物理學哲學;第三章,科學知識論;第四章,古希臘哲學;尾聲。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比較全面地收集了相關的中外文資料,細致地研究了主要的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本書一切從文本出發(fā),不預設觀點,不硬貼標簽,不強入框架。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這樣寫道:“我借來一把斧頭,走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里,預備造我的房子,我砍下一些箭一樣高聳入云的年幼白松……我時常沿著鐵軌走到村里,好像我是由這個鎖鏈和社會相互聯(lián)絡!弊匀恢兴械氖挛锒际潜舜藢α⒌膽偃,也是相互為鄰的朋友。人只有返回自然、觀看自然、體驗自然,才能認識自然,也只有認識到自然的殘酷和恐怖,才能冷靜細膩地抽象出自然的秩序、宇宙的原理,最終找到人自身的位置。這就是梭羅去瓦爾登湖畔生活的本質(zhì),也是他畢生的事業(yè)。本書爬梳梭羅14卷日記與全部作品,從生態(tài)批評的視角,重現(xiàn)梭羅
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中闡述的自由至上主義被看作能夠與羅爾斯所構建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分庭抗禮的政治哲學,自其誕生以來,一直統(tǒng)治著當代西方政治哲學領域。但是,國內(nèi)外學者往往熱衷于討論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第二部分提出的持有正義論,卻忽視了諾齊克在該著作其他部分為最低限度國家之正當性提供的各種辯護。本書的目的是揭露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三個部分為最低限度國家之正當性辯護的各種方式均存在種種缺陷,他所倡導的最低限度國家既非道德上唯一能夠接受的政治制度,亦非唯一能夠實現(xiàn)人
實用主義的再次復興,發(fā)生于分析美學衰退、美學發(fā)展陷入困境的背景下。美國猶太裔美學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是實用主義再次復興的焦點人物。洞悉到單純地依靠術語的澄清和語詞的分析無法真正地解決美學與藝術的基本問題和論爭,舒斯特曼毅然告別分析哲學,轉而求助于實用主義,自覺地向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傳統(tǒng)回歸。舒斯特曼將自己視為正統(tǒng)實用主義理論,尤其是杜威的實用主義理論的真正繼承人,因此,他的理論和杜威的美學思想之間,具有不可否認的親緣關系。舒斯特曼對杜威美學思想的自覺回歸,并非是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而是以杜威的
本書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綜合運用文獻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多學科交叉分析法等多種分析方法,以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艾利斯·揚的政治哲學思想為主要研究對象,遵循艾利斯·揚政治哲學思想形成與發(fā)展邏輯,重點圍繞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背景下如何實現(xiàn)政治解放這條主線,深究其政治哲學思想形成的背景,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予以整體評價,揭示其政治哲學思想的特征、理論貢獻、理論局限及啟示。
本書是對這17份訪談錄。這些訪談中浮現(xiàn)出的施特勞斯形象,可與寫作時極為審慎的施特勞斯、課堂上循循善誘的施特勞斯(分別體現(xiàn)于他本人的著作和由他的上課錄音整理而來的“講學錄”)互為補充。如今,接受采訪的學生中有不少已經(jīng)去世,這些回憶因而顯得更加珍貴。
本書主要著眼于馬爾庫塞政治美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在政治美學發(fā)展史的學術定位、基本理論框架以及政治美學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美學批判轉向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馬爾庫塞政治美學救贖的主要途徑、方法和基礎。旨在系統(tǒng)解讀馬爾庫塞的政治美學批判理論,將馬爾庫塞的政治美學理論特色和社會批判理論相結合,以政治美學為核心線索將其一生的致思理路與政治運動實踐貫穿起來,開顯馬爾庫塞美學思想中的革命潛能和政治批判功能。
如今,在一個被稱為由資本的抽象結構所構筑起來的現(xiàn)代生活圍城中,對《資本論》及其手稿如何解讀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如齊澤克擔憂的那樣,人們始終搖擺于兩種思維之間:達沃斯式(Davos)與阿雷格里港式(PortoAlegre)。前者在資本圍城之內(nèi)嘗試去說服世界和他們自己,后者則聲張資本主義全球化并非我們的宿命,宣告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在達沃斯式的思維方式中,現(xiàn)實世界運行邏輯被窄化為資本邏輯,它是資本的自身言說,缺陷則是無法直面《費爾巴哈提綱》的“第十一條”。約翰·霍洛威作為“開放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