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就不太注重它的“輕騎兵”功能了，而是越來越迷戀于日常生活的微觀書寫。盡管也有極少數(shù)作家偶爾觸及戰(zhàn)爭硝煙或底層苦難，在“宏大敘事”面前虛晃幾槍，但從整體上看，雜亂瑣碎而又意趣橫生的日常生活，已成為作家們最為主要的敘事目標。當然，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從奈保爾、雷蒙德·卡佛到愛麗絲·門羅，他們的短篇也都是書寫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標準的“平民敘事”，但他們同樣將各種復(fù)雜的人生況味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日常生活看起來一層不變，似乎處處布滿了經(jīng)驗和常識的鵝卵石，大同小異，無需細察，便了然于心。實則不然。從油鹽柴米到吃喝拉撒，在看似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其實蘊含了人類所有的信仰、觀念、禁忌、情感和思維方式。按學(xué)者們的闡釋，“要理解日常生活，我們就要明白，日常活動的形塑不僅受個人社會地位的影響，而且受人們身處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響”，“文化性的力量不僅控制，而且塑造人類身體。一個人童年時成長于其中，成年時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背景深刻地塑造他們運用其身體的方法——即如何行走、說話、跑步、投擲、舉物和其他日復(fù)一日的生活瑣事。這些事情并非完全是由生物性決定的，而是由此人生活其中的社會背景塑造和影響�！边@也就是說，人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種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其實都折射了人類自身文化的牽制與規(guī)約。

　　人類文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通常是借助心理認同的方式，在潛移默化中實現(xiàn)其規(guī)訓(xùn)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應(yīng)當就是倫理文化。所謂“倫理”，主要是指人們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guān)系時的行為規(guī)范和道德準則，是人類文化最為重要的表征。小到家庭內(nèi)部、兩性婚姻，大到行業(yè)行為、社會關(guān)系、國家關(guān)系，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國家中，都擁有一系列自身獨特的、約定俗成的行為規(guī)范和道德準則。這些規(guī)范和準則，通常是以觀念性的形態(tài)，讓人們在心理上自覺地認同或接受，否則，人的個體行為就很難受到群體的認可。因此，倫理的核心問題，在本質(zhì)上就是“關(guān)系”問題，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自然……每個人在面對各種關(guān)系時，都會在潛移默化接受著各種倫理的潛在制約。

　　這種情形，在中國的現(xiàn)實生活中尤顯突出。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崇德型文化”。它主要建立在以血緣關(guān)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之上，并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重要的社會根基。這也意味著，我們的作家在書寫日常生活時，幾乎無法繞開由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澆鑄起來的各種倫理問題�；蛘哒f，在日常生活的書寫過程中，無論作家具備怎樣卓越的洞察能力和敘事技能，都必須學(xué)會處理各種倫理與情感、人性乃至命運的糾纏。這種糾纏，就小說創(chuàng)作而言，不僅僅是故事的社會背景與人物命運之間的關(guān)系，還包括作家滲透在作品中的內(nèi)在價值立場和審美意味�！�—很多時候，讀者正是將那些滲透在作品的文化倫理作為主要依據(jù)，才能對作品進行更為有效的價值分析和審美評判。

　　事實也是如此。在大量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中，作家們在書寫日常生活的各種生存細節(jié)時，特別是在揭示人物內(nèi)在的人性景觀時，總是讓其置身于各種文化倫理的觀照之下。譬如莫泊桑的《項鏈》、《羊脂球》，麥克尤恩的《蝴蝶》、《立體幾何》，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受戒》，畢飛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莊》等�？梢哉f，沒有倫理的滲透或觀照，這些短篇的意味就會喪失很多，甚至?xí)�嚴重影響讀者對作品在審美價值上的辨析。換言之，我們在閱讀這些作品時，其實都會不自覺地進入作者所鋪設(shè)好的文化倫理之中，在某種倫理氛圍中審察人物的精神面貌，并確立自身評判的價值立場。譬如《項鏈》，如果沒有誠信、責(zé)任之類的倫理作為支撐，我們看到瑪?shù)贍柕碌男袨�，或許只是覺得她為了一場虛榮的晚會而輸了整個青春美貌。但是，如果我們從信守承諾、欠債必還的社會倫理上辨析，這位女人的內(nèi)心中顯然還有一些令人敬畏的品質(zhì)，包括勇氣、擔(dān)當和誠實。她輸?shù)袅饲啻�，但贏得了敬畏，無論那條項鏈真假與否。

　　我之所以繞上這么一圈，從日常生活說到文化，又從文化談到倫理，并論及倫理與小說的關(guān)系，是因為我在閱讀2016年的短篇小說時，對此感受尤為突出。在我所粼選的一些自認為較有意味的作品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書寫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形態(tài)，它們雖然故事情境各不相同，人物性格也各有特點，但是，它們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從傳統(tǒng)文化的層面上，與各種倫理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并且讓作品的內(nèi)蘊迅速超越了單純的人性指向或命運變化。打個不恰當?shù)谋扔�，倫理關(guān)系就像石頭上的一層包漿，其著色與厚薄，往往決定了這塊石頭的把玩價值。很多作家，都是通過對社會倫理或家庭倫理（包括婚姻倫理）的巧妙鋪設(shè)，使作品的內(nèi)涵變得頗為豐實。它使我們看到，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倫理關(guān)系的鋪設(shè)，并不僅僅是一種敘事的策略，還是一種敘事的智慧和技能。

　　在2016年的短篇小說中，不少作家都是從社會倫理入手，借助各種饒有意味的沖突方式，呈現(xiàn)了不同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內(nèi)心之困或命運之變。眾所周知，人是一種社會的存在。每個人的具體言行，既映現(xiàn)了社會倫理和風(fēng)俗人情的基本形態(tài)，也折射出個體欲求與社會倫理的經(jīng)常性沖突。對于任何一個普通的個體來說，完全膺服于各種社會倫理的言行幾乎是不存在的，從人際交往到職業(yè)需要，總會出現(xiàn)這樣或那樣的沖突。正是這些或隱或顯的沖突，凸現(xiàn)了人性的不同面貌，也規(guī)定了人物的不同命運。像徐則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出警》、蘇童的《萬用表》、王手的《阿瑪尼》、楊怡芬的《有鳳來儀》、高君的《來一瓶啤酒》、黃梵的《槍支也有愿望》等作品，都是以各種共識性的社會倫理作為人物言行的沖突背景，呈現(xiàn)了人物內(nèi)心極為豐富的精神質(zhì)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審美意蘊。

　　徐則臣的《狗叫了一天》書寫的是一群都市底層人群無奈而又無望的生活。他們貼小廣告，賣水果，養(yǎng)著土狗，既直面平庸和無奈，又向往天空與詩意。遺憾的是，生活的艱辛，還是讓他們陷入了某種傷害的怪圈，并導(dǎo)致張大川夫婦的傻兒子意外身亡，而米蘿等人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在這篇小說中，沖突來自于一條看家的土狗，它影響了米蘿等人晝伏夜出的生活，但最終卻造成了小川的身亡。它讓我們看到，“和狗一樣歪歪扭扭的”的行健和米蘿，將永遠無法擺脫社會倫理的精神折磨。

　　弋舟的《出警》同樣也在一種社會化的倫理語境中，通過片兒警的獨特視角，呈現(xiàn)了兩位空巢老人對抗“孤單”的凄涼與無奈。兩位老人一實一虛，一位是底層的老奎，一位是退休校長，他們身份、修養(yǎng)截然不同，但遭受的人生困境卻毫無二致：孤單。這是一種被世界遺忘的孤單，無人說話的凄清。所幸的是，底層的老奎碰上了片兒警老郭，盡管老郭得了絕癥之后，老奎還沒少折騰派出所，但他最終還是在老郭的相助下住進了養(yǎng)老院�！叭嘶钪�就是在苦熬”，小說最后發(fā)出了這樣的喟嘆。它直指現(xiàn)代社會在倫理關(guān)懷上的缺位，也在思索人生面對孤單的艱難和酸楚。

　　蘇童的《萬用表》以頗為輕松的語調(diào)，講述了一位質(zhì)樸、木訥的鄉(xiāng)村青年小康進城之后的人生變異。表面上看，小康的變化與大鬼的教唆脫不了干系，各種欲望言辭的熏陶和引誘，都在不動聲色地蠶食著小康脆弱的道德倫理，尤其是大鬼下海經(jīng)商后的“成功”，更是讓小康從內(nèi)心里認同了大鬼的價值取向。但從本質(zhì)上說，小康的人生變異，已暗含了城鄉(xiāng)差距所引發(fā)的人性扭曲。正是這種扭曲的人性，毀滅了他的家庭和人生。作者的巧妙之處在于，他始終將小康內(nèi)心的掙扎和扭曲隱藏在敘事的背后，讓大鬼以城市小混混的角色，不斷地捶打小康，并最終將對方擊得一敗涂地。

　　王手的《阿瑪尼》則將社會倫理與國家法律置于一種兩難的境地，饒有意味地講述了一位底層母親在特殊年代里艱難掙扎的生活經(jīng)歷。寡婦金龍媽為了養(yǎng)活病殘的兒子金龍，照顧剛出獄的兒子銀龍，不得不在破小的家中設(shè)了一個小小的賭桌，靠“抽頭薪”維持生活。誰知警方的一次突襲，不僅擊碎了她的生活夢，還將銀龍再次送進了監(jiān)獄。她是“中國第一苦難大媽”，承受著各種隱忍的苦、堅韌的苦、百折不撓的苦，讓人刻骨銘心，是一位了不起的母親，仿佛《奇襲》里的阿瑪尼，但她終究無法獲得阿瑪尼的社會地位，因為在法律的懲戒性后果中，金龍媽無法獲得社會倫理的認同。

　　楊怡芬的《有鳳來儀》和高君的《來一瓶啤酒》都是在演繹人性對社會倫理的擠兌，這種擠兌的方式和力度，取決于人物欲求的大小�！秮眸P來儀》是一篇有關(guān)“野心”小說。它以輕松舒緩的筆觸，敘述了青年女子董小如從容地游走于情場與職場之間，將男友與“汪局”都照顧得妥妥貼貼，還讓“我”從“千年老二”的位置上得到了提升。盡管這位“人中之鳳”精明能干，可以輕松地踐踏情感倫理與職業(yè)倫理，讓“我”暗自驚心，但整個敘事卻在不動聲色中鞭笞了這種有違倫理的靈魂�！秮硪黄科【啤芬猿鞘幸箶偵暇蹠�的小場景，呈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相互“算計”的心理較量。所謂“算計”，說白了，就是相辦法沾點別人的便宜�？墒�，那個叫倪康的男人，沾了王春來的便宜，還想從“道理”上讓王春來心服口服，這就有些“滑邊”了。作者正是從這種“滑邊”的地方開始，以生動的敘述，在饒舌式的“說理”過程中，展示了人物“算計”的心理，怪誕之中有著幾分無奈，鄙夷之中又有幾分憐憫。

　　黃梵的《槍支也有愿望》是一篇寓言小說，它直指職業(yè)倫理與人道關(guān)懷之間的錯位。陸家酷愛槍支并成為彈道專家，隨著專業(yè)研究水平的不斷提升，一個聲音總是在提醒他，槍支研究越精深，意味著殺人越容易。陸家不斷與槍支進行神秘的對話，漸漸醒悟了專業(yè)技術(shù)與社會倫理之間的巨大錯位，最后讓槍支“自殺”拯救了陸家心中的倫理。同樣，曉蘇的《除癬記》也涉及到職業(yè)倫理的問題。謝去病既是一位醫(yī)術(shù)不錯的鄉(xiāng)村醫(yī)生，也是一位調(diào)情高手。少婦谷珍因為患癬找到了謝去病，由最初的高度戒備，卻發(fā)展到最后主動去引誘對方，谷珍的這種心理變化，與其說是被謝去病的醫(yī)術(shù)所征服，還不如說是被他的坦誠和率真所吸引。它有違社會倫理，也有損于謝去病的職業(yè)倫理，卻又袒露了美好的人性和自然生命的情與欲。

　　陳河的《寒冬停電夜》所涉及的倫理沖突要復(fù)雜一些。作者憑借自己在海外生活的優(yōu)勢，在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大背景下，從日常生活內(nèi)部揭示了不同族群面對社會倫理的沖突。華人鄰居阿強在自家門口或花園里挖路砍樹，為所欲為，這看起來似乎是他的自由，與別人無關(guān)，但是卻激怒了白人鄰居泰勒夫人，并由此導(dǎo)致了各種磕碰，直到最后阿強入獄。在小說中，阿強因何種原因入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愛管閑事的泰勒夫人有著強烈的公民意識，并對社會倫理表現(xiàn)出自覺維護的堅定姿態(tài)，而阿強的行為恰恰有違于社會倫理，過于放縱自我，由此引發(fā)了不可避免的對抗。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和見證人，同樣是華人的“我”試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全球化的時代，華人與其他族群相處時，如何從公共性的社會倫理層面上，贏得自己的生活尊嚴？

　　與社會倫理相對應(yīng)的，自然是家庭倫理，尤其是家庭中的婚姻倫理。它貫穿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時刻考驗著每個人的內(nèi)心品質(zhì)和人性面貌。艾偉的《小滿》和焦沖的《無花果》都是圍繞著一個小生命的出生與歸屬，展示了家族文化倫理與母性意識的對抗�！缎�滿》中的少女小滿，在遠親喜妹的勸說下，為城里的富貴人家代孕生子。事情看起來很圓滿，小滿家因此擺脫了貧困，城里的先生家也喜得貴子，彌補了人到中年的喪子之痛。然而，小滿內(nèi)心的母性本能，卻無法在這種世俗倫理中獲得安慰，以至于天真純樸的少女為此而致瘋�！稛o花果》里的果書仙在丈夫突然離世時，發(fā)現(xiàn)自己懷有身孕，年紀輕輕的她當然不想讓孩子生下來，但是，在家族倫理和金錢的反復(fù)糾纏中，她無力反抗，只能讓腹中的生命承續(xù)丈夫家的血脈�？墒�，當婆家通過醫(yī)院檢測發(fā)現(xiàn)果書仙的腹中是女孩時，他們又開始放棄這個血脈，不料卻激活了果書仙強大的母性意識。小說正是在這種家族倫理與母性意識之間不斷糾纏，并凸現(xiàn)了母性本能對家族倫理的蔑視。但在金錢的誘惑之下，母性本能又變得十分脆弱。當果書仙最后含著淚光將孩子交給公公婆婆時，她贏得了人生的自由，但她的母性本能卻受到了深深的傷害。在強大的人性面前，血緣倫理是如此的冷漠和虛偽，甚至不時地閃耀著刀鋒般的寒光。

　　與生命的誕生相比，“死亡”同樣也是一種巨大的倫理問題。盛可以的《喜盈門》和田耳的《給靈魂穿白衣》都以輕松的語調(diào)，講述了給祖輩送終的故事。在這兩部小說中，死亡總是慢長的，因為作者不是為了展示死者的痛苦，而是為了演繹生者的生活邏輯及其倫理關(guān)系�！断灿�門》中姥幾的死亡，仿佛一場戲劇表演，讓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等人來來去去，他們各懷心思，相聚似乎是為了歡樂，只有老實巴交的父親不斷照顧著臨終的姥幾�！督o靈魂穿白衣》里爺爺?shù)乃劳鲆彩侨绱�。孫子小丁、二伯、小叔、三姑等，終于在老人臨終前，其樂融融地聚在了一起。他們看似在為老人送終盡孝，其實也是各懷它想。在這兩篇小說中，孝道儀式遠比親人的死亡更重要，愉悅的相聚也遠比親人的逝世更真實，它隱含了傳統(tǒng)倫理的時代變化，也讓實利化的人性不時地露出猙獰的面目。

　　雙雪濤的《蹺蹺板》也是在一種略帶歡快的語調(diào)中，敘述了長輩“劉叔”瀕臨死亡的故事。面對“劉叔”的絕癥，女友一家心照不宣，且能坦然處之。但這并不是小說的重點。重點在于，臨終的“劉叔”不斷要求“我”來照顧他，并向“我”道出了一樁被埋藏了多年的兇殺案。它像一塊巨石，壓在“劉叔”的心頭，使他無法坦然地面對死亡。這正是社會倫理的巨大威力。卸下它，又會危及家庭倫理；扛著它，又讓“劉叔”死不瞑目。所以，“我”成了最好的傾訴對象。

　　鐘求是的《星期二咖啡館》和龍仁青的《轉(zhuǎn)湖》都是講述家庭倫理中的親情故事，但構(gòu)思各有異趣�！缎瞧诙�咖啡館》通過咖啡館這個特殊的交流場景，既呈現(xiàn)了一對老年夫妻的喪子之痛，又折射了現(xiàn)代青年人的情感現(xiàn)狀。生活總是無法把握，失去兒子的他，雖然找到了兒子眼角膜的受捐者徐娟，并慢慢建立了親密的關(guān)系，不料一場婚變又毀掉了徐娟的人生，從而使這對夫妻僅有的心靈慰藉，從此化為虛妄。龍仁青的《轉(zhuǎn)湖》敘述了一個親情與信仰相互交融的故事。多杰和措果退休之后，便碰上了多杰的本命年，在妻子措果的強烈要求下，他們開始為“轉(zhuǎn)湖”祈福做準備。然而，一次意外的體驗，卻查出了措果患上了絕癥。面對災(zāi)難，小說緩緩地呈現(xiàn)了這個三口之家彼此相愛、相互體恤的倫理情懷，以及他們在心靈上的默契。同時，整篇小說又在宗教倫理的感召下，散發(fā)著溫馨而又從容的光澤。

　　須一瓜的《灰鯨》和劉玉棟的《南山一夜》都涉及家庭倫理問題，但它們更多地指向婚姻內(nèi)部的困頓與疲乏。其中，《灰鯨》是一篇耐人尋味的小說。它將一對中年夫妻的平庸生活與珍稀的大灰鯨命運交織在一起，在一種隱喻式的敘事策略中，展示了當下普通人無序而又無奈的生存境況。這是一對極為平常的夫妻，在毫無波瀾的日常生活里，過著最為平常的生活。沒有期待，沒有激情，沒有動力，生活總是在最庸常的軌道上滑行。但是平淡也是一種重負，所有的乏味、慵懶、煩躁和疲憊，交織成一張巨大的看不見的網(wǎng)，讓人隨時感到窒息。丈夫偶爾還能在灰鯨研究中獲得樂趣，包括與少年的交流，而妻子只能在這種乏味的網(wǎng)里苦苦掙扎�；姻L的生活是波瀾壯闊的，充滿無數(shù)的懸念和悲壯，所以它變得越來越稀少；只有平庸的生命溫床，才能滋生巨大的生存群體，像這對庸常的夫妻。只是悲壯也罷，平庸也罷，都有看不見的網(wǎng)在把守著自己的命運，或許這就是生活。劉玉棟的《南山一夜》講述了一個“無用”男人的內(nèi)心之困。物欲時代對藝術(shù)的拒絕，掏空了邱東來的生存價值。妻子離婚，兒子隨前妻成長，邱東來好不容易帶著兒子來鄉(xiāng)村度假，向漸漸長大的兒子展示父親的價值，兒子卻又被夜蛇嚇得住院。一切都看似平常，然而在平常的遭遇背后，邱東來的灰色人生盡顯無遺。

　　張惠雯的《十年》是一篇心理分析式的小說。它通過一種懺悔式的心理敘事，探討了婚姻倫理中的兩性問題，并展示了主人公“痛失我愛”的心路歷程，有反思，有自責(zé)，有惶恐，有贖罪，當然也有祝福。所有這些心理意愿都不太明朗，但在他的長途跋涉和隨后的兩次見面中，都若隱若現(xiàn)地流淌出來�；蛟S，作為自尊而又自卑的孤兒，他在年輕時并不懂得真愛；或許，受傳統(tǒng)倫理觀念約束的他，無法排遣內(nèi)心的恥辱感；或許，全球化生活的歷練，終于讓他醒悟了生命的真諦。張惠雯的魅力在于，她讓一個男人通過十年刻骨銘心的思念，揭示了貞潔倫理對男人自尊的傷害，也呈現(xiàn)了人間之愛的微妙、復(fù)雜與寬廣。

　　舊海棠是近年來較為活躍且風(fēng)格獨異的作家。她非常善于將那些沉重而尖銳的生存鏡像推到敘事的背后，讓故事主體呈現(xiàn)出某些詩意、溫馨甚至歡快的主調(diào)�！短旌谝院蟆繁闶侨绱恕Ｋ鼘⒁粋�個破碎不堪的婚姻隱藏在敘事的深處，而故事卻圍繞著一場孩子的生日派對，讓家長們盡情地表演著恩愛、優(yōu)雅、幸福和歡樂。小說的巧妙之處在于，作者將家庭倫理置于破敗的婚姻之中，讓那些男人們看似在努力為孩子們的成長營構(gòu)一種溫情的表象，卻不知道這些表演性的行為，是真正的愛，還是更大的傷害？

　　朱輝的《要你好看》和周李立的《愛情的頭發(fā)》都是講述有違家庭倫理的婚外情之事。在《要你好看》中，快捷酒店，快捷情欲，他和她，彼此并不了解，只有欲望本能的相互滿足。然而，當他試圖進入她的生活時，他才發(fā)現(xiàn)，成功的男人總是很忙，只有他很空閑，閑得可以隨叫隨到。因此，他最后的“復(fù)仇”式行動，與其說是為自己挽回做男人的尊嚴，還不如說是被她那位不在場的丈夫徹底擊敗內(nèi)心的自尊。這是一個男人的隱痛，也是一個失敗者的又一個人生敗筆。周李立的《愛情的頭發(fā)》從一種精神分析的視角，借助一些微妙的、甚至是略帶下意識的情節(jié)，撕開了許小言難以言說的內(nèi)心痛楚。表面上看，身為年輕的護士，擁有現(xiàn)代觀念的她，不需要承諾，不需要結(jié)局，在與已婚的方卓的情感糾葛中，體現(xiàn)出常人難以企及的執(zhí)著和從容。然而，這些外在的強悍和執(zhí)著，終究抗不過內(nèi)心的虛妄和迷惘，以至于她最后走向崩潰。是對愛情的失望，還是對承諾的期許？是受倫理的折磨，還是對情感的淡漠？似乎都有�！皭矍樽屗�飽滿，也讓她羞恥，她不說，說不出口，而她正好善于讓身體承擔(dān)后果，她現(xiàn)在對自己下手了�！�

　　安慶的《手指》將社會倫理、家庭倫理與人性交織在一起，讓一位純樸的鄉(xiāng)村老父親在社會倫理與家族倫理的沖突中，忍受著巨大的精神重負。膽小怯懦的父親，先是被侄兒利用，幫侄兒騙取工廠的工資和福利，隨后又被當了支書的侄兒為維護個人利益而取消了低保，由此陷入隱恐與憤懣的泥淖而無法自拔，直到最后自殘了那根按了手印的手指。父輩們視社會倫理和家族倫理如同生命，但侄兒的心中只有個人的利益，卻沒有倫理的約束。這是社會的不幸，更是時代的不幸。

　　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民族有兩大精神，一是倫理情誼，一是人生向上。所謂“人生向上”，是指中國人以是非觀念取代利害觀念，“一切以是非義理為準”；而“倫理情誼”則是指倫理關(guān)系，“因情而有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義也。所以倫理關(guān)系，亦即是相互間之義務(wù)關(guān)系。每個中國人必須各自認識其義務(wù)而履行之，卻從來不許談權(quán)利”。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的本質(zhì)，就是“非個人本位，非社會本位，乃是倫理本位�！辟M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里也指出，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非常不同，西洋國家以“團體格局”的社會結(jié)構(gòu)鑄就了“團隊精神”，強調(diào)的是權(quán)利和契約的邊界，也更容易關(guān)注社會倫理；而我們的國家是以“差序格局”的社會結(jié)構(gòu)形成了“圈子文化”，注重的是家庭倫理和人們之間的情誼。唯因如此，在中國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倫理問題，既是小說敘事的一個基本參照，又是確立作品價值立場的重要坐標。

　　2015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