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商人、外交家、旅行家、探險家等涌入中國，在傳教、經(jīng)商、訪問和游歷的同時，留下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游記、見聞雜錄和研究著述。這些著述的出版和發(fā)行有著多方面的作用和意義。首先，在形象學方面，這些著述向西方傳遞了有關中國人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信息，對西方人認識中國及其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作用，是我們了解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的重要材料；其次，作為史料，這些著述不僅對中西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其他學科（如明清史、宗教史、民俗文化史、社會生活史和地方史等） 提供了珍貴資料； 再次，作為民俗資料，西人留下的這些視角迥異于國人的民俗文化材料確有中國人習焉不察的獨特之處，足以豐富和補充中文記載之闕，是我們?nèi)�面、完整地了解和研究明清以來民眾的社會生活狀況，語言、家庭、信仰、風俗和價值觀的重要史料；最后，對比較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來華人士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著述帶有明顯的比較視野，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認識自身，認識自身的文化，對豐富和完善中華文化有著積極的作用。

　　哥伯播義（Robert Henry Cobbold，1820—1893），又名柯播義，舊譯戈柏。1820 年出生于英國，1839 年就讀于劍橋彼得豪斯學院。1848 年，他受英國圣公會布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來華傳教。同年，哥伯播義與祿賜悅理（ Rev. W.A. Russell）一同抵達上海，并于5 月13 日到鄞城（今寧波鄞州）傳教，這一天后來被確定為浙江教區(qū)紀念日。到達鄞城后，兩人通過已在寧波傳教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麥嘉締（Divie Bethune McCartee）的幫助，暫住于北門之佑圣觀內(nèi)。1853 年，哥伯播義等人在縣學街東端建立“仁恩堂”，開始立堂傳教。1851 年，哥伯播義返回英國述職，兩年后攜夫人重返鄞城，繼續(xù)傳教，直到1857 年與家人一起離華返英，后在什羅普郡布魯斯利（Brosely）擔任教區(qū)長。1893 年，哥伯播義在英國逝世，終年88 歲。哥伯播義在中國前后共居住了八年，其間，留下了很多宣傳基督教教義的著述，如《要理推原》（Important Principles traced to theirSource），清咸豐三年（1853）寧波刊本；《古今授受大道》（The Great Doctrine transmitted from age to age），清咸豐三年（1853）寧波刊本；《真理摘要》（ Important Selections of Truth），清咸豐三年（1853）寧波刊本；《 指迷編》（Directions for the Misguided），清咸豐七年（1857）上�？�本，等等。 1851 年，哥伯播義還和丁韙良、祿賜悅理等人成立了一個協(xié)會，旨在制定一套用羅馬字母拼寫寧波話的方案。他們用這種表音方式編寫了地理、地圖、算術和宣傳基督教的各種通俗小冊子，例如《旅人入勝》（Pilgrim’s Progress），清咸豐五年（1855）寧波華花圣經(jīng)書房刊本；《日積月累》（Line upon Line），清咸豐六年（1856）寧波華花圣經(jīng)書房刊本。

　　不過，由于他在這八年中，足跡遍布浙江各地，因此，在傳教之余，哥伯播義還寫下了一本講述中國風土民情的隨筆集，即本書——《市井圖景里的中國人》。此書原名Pictures of the Chinese，8 開本，1860年出版于倫敦。書中除有大量木刻圖版外，還有35 幅石印圖版，以圖文并茂的方式描述了當時浙江地區(qū)的民俗風情。其中有關浙江風土民情的木版畫是當時一位中國當?shù)厮囆g家創(chuàng)作的，版畫內(nèi)容涉及當?shù)氐幕閱始奕ⅰ⒐?jié)俗廟會、飲食服飾、工匠藝人、巫醫(yī)術士、卜卦算命等。哥伯播義以這些版畫為線索，逐一介紹了畫面所描述的民眾日常生活，以及自己在當?shù)氐乃�見所聞所感。他的文字細膩風趣，形象生動地記錄了19世紀浙江地區(qū)民眾的生活方式，可讀性極強。

　　《市井圖景里的中國人》的意義首先在于以圖文并茂的直觀方式向西方傳遞出了有關中國風土人情的信息。由于有中國本土畫家的圖畫做參照，著作材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為這些圖畫的存在，使得此書的資料價值要高于其他西人關于中國人及其傳統(tǒng)文化的純文字性的記錄和描述。

　　另一方面，此書對于中國本土的文化研究也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盡管以圖解文的傳統(tǒng)在中國歷史悠久，但是“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像于圖，索理于書”的理想狀態(tài)實際上早就消失在歷史深處。19 世紀中期及之前，我們對古代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以物質和風俗方式傳承的那部分文化傳統(tǒng)的了解，往往局限于文字材料，圖像材料并不多見。由于文字記錄無法完整呈現(xiàn)古代人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因此來自西人的這種圖文并存著述便顯得尤為珍貴。例如，在《街頭歌女》一篇中，哥伯播義描述了江浙地區(qū)女性，尤其是賣唱女子們的服飾。街邊賣唱的女人都留著長指甲，因為時人將留長指甲看作是女性的一種優(yōu)雅。此外，當?shù)嘏�人喜歡穿帶刺繡的大口袖子的寬松上衣，繁復的裙子和繡有蕾絲花邊的褲子。這些相關記錄和圖畫資料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市井圖景里的中國人》以迥異于國人的視角對中國人的某些生活細節(jié)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和描述。一些對我們來說習以為常的事情，由于格外吸引西人的注意，而被完整而詳細地記錄下來。這些材料不僅彌補了國人觀察和記錄過程中的不足，對我們重新認識和理解本土文化也頗具啟發(fā)意義。例如，在《賣燈籠的人》一文中，哥伯播義詳細描述了中國的燈籠，以及傳統(tǒng)節(jié)日（如元宵節(jié)）中的點燈習俗。燈籠是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器物，但是，以往的文獻資料中卻較少詳細梳理燈籠的形狀、材質、色彩，裝飾、大小、使用場合及環(huán)境的資料。實際上，中國傳統(tǒng)燈籠不僅具有實用價值，而且還是一種象征和符號，用來標記環(huán)境、場合、等級和身份等。哥伯播義認為，在中國，無論是普通民居，還是官衙商鋪和祠堂寺廟，人們都要懸掛燈籠。依據(jù)職業(yè)、地位、場合，燈籠的大小、材質、色彩、形狀各不相同。例如，在婚宴上，人們要懸掛紅木雕刻的六角或八角形燈籠。燈籠的每個角都裝飾著絲綢狀的流蘇，表面用透明紙覆蓋，上面繪有高雅精致的自然風光或歷史人物。他還提到一種罕見的牛角燈籠，是用薄而透明的牛角制成的。牛角鯉魚燈的魚鱗由許多牛角片染紅后做成，魚頭由彩色玻璃或寶石裝飾而成，價格昂貴，即使富貴人家也很少擁有。這些有關燈籠和燈籠習俗的介紹，對我們研究中國傳統(tǒng)燈籠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再如，他對于一些江湖術士、庸醫(yī)巫醫(yī)的騙術進行了描述和介紹。例如《江湖女牙醫(yī)》一篇介紹了當?shù)匚揍t(yī)治療“牙病”的過程。這些江湖女游醫(yī)號稱可以從牙疼患者的牙齒中捉出給人帶來痛苦的牙蟲，從而治愈牙痛。哥伯播義描述了請游醫(yī)捉牙蟲的詳細過程，是我們了解當時巫醫(yī)治病的過程和巫醫(yī)醫(yī)治失敗后所用托辭及禳解之術的重要材料。

　　在《市井圖景里的中國人》中，哥伯播義對于中國文化的描寫帶有明顯的比較視野。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人們可以在文化的差異性中進行思考，反思自我，并在文化交流的互動中完善自我。文化交流和比較層面上的思考和改變是文化發(fā)展和延續(xù)的重要推動力。在《收字紙的人》一篇中，哥伯播義記錄了寧波當?shù)鼐聪ё旨埖牧曀�。他非常贊賞中國人的這種習俗，并糾正了當時西方人對于中國敬惜字紙習俗的誤解。他認為，“在我們隨意地把廢紙用于各種用途時，中國人非常勤勉地防止人們?yōu)E用廢紙，這一現(xiàn)象無疑最好地展現(xiàn)出了這個民族的獨特性。這并非如我們有時所爭論的那樣：中國人把廢舊紙張奉為崇拜對象，而是他們高度崇敬上天賜予的書面語言，以至于無法忍受任何一個字受到褻瀆�！狈从^西方文化，哥伯播義認為，西方文明所謂的“優(yōu)越感”在這方面經(jīng)歷了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如果我們把書籍或其中的一部分踐踏在腳下，或用帶字的紙張包起臟兮兮的包裹，甚至用它擦去桌上的墨水或灰塵，那么我們就不值得擁有稱得上是語言或文學的東西�！� 哥伯播義非常推崇中國的飲食，在《市井圖景里的中國人》中，他記錄了中國飲食中的豆?jié){、肉包、粽子、香腸、肉丸、米飯、豆餅，等等。他認為，無論別人如何抨擊中國人的生活，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即沒有幾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生產(chǎn)出如此多樣、便宜而又美味的食物，更沒有幾個國家的人民能和中國人媲美廚藝。在哥伯播義看來，雖然中國富人家的餐桌上沒有牛羊肉，但是在菜式種類上，英國任何貴族家的餐桌都很難超越他們。哥伯播義還描述了中國的園藝，并將其與西方的園藝進行了比較。他認為西方人更喜歡經(jīng)營自己的花園，而當?shù)氐闹袊�人則更喜歡用花盆養(yǎng)殖各種花卉，如毛茛、三色堇、天竺葵、仙人掌、風信子等，以裝點自己的居所。

　　哥伯播義也對中國文化中的某些部分表現(xiàn)出了較大的質疑。例如，他對中國傳統(tǒng)中醫(yī)完全不解，他感嘆說中國的行醫(yī)者居然可以不懂解剖，不了解人體結構，不知道人體各種內(nèi)臟器官的精確位置。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中醫(yī)觀。再如，在中國的婚姻制度方面，哥伯播義非常不能理解媒人這種職業(yè)。他在書中介紹說，媒人會定期到自己的管區(qū)尋訪，然后試圖讓她所尋訪的家庭結成親家。很多時候，即使是熟識的雙方家庭也需要媒人的協(xié)助才確立婚約。他對中國社會的這一現(xiàn)象頗為感嘆，認為這與英國社會非常不同。他不明白中國的年輕人為什么能夠優(yōu)雅地屈服于這種制度，并且把履行婚約當成必須完成的孝道。認為中國青年應該反抗這種制度。

　　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如果只建立在我們自己書寫自己，自己評價自己的基礎上的話，這種認知只能說是部分認知，或者說有缺陷的認知，我們因此可能永遠也不能客觀地看待自己，也就談不上揚長避短，博采各家之長，完善和發(fā)展自己的文化。他者的視角，也許有誤差，也許很片面，也許根本就是一種誤讀，但是，類似《市井圖景里的中國人》這些關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著述卻是一面鏡子，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看清我們自己，幫助我們增強自我意識，實現(xiàn)自我定位，進而積極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

　　王 娟

　　北京大學人文學苑，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