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福建朱子學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視角，將清初福建朱子學與王學、經(jīng)學、實學等清初學術思想界中具有較大影響的思想或思潮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既注重探討清初福建朱子學者的義理思想，也對其義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學術思想與社會政治理論及實踐活動予以關注，在回顧、發(fā)掘朱熹本人學術思想的基礎上，較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學的思想特點、時代特征與整體面貌，并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學在時代學術思潮變遷中發(fā)揮的作用。
朱子學，又稱“閩學”。何為“閩學”？仔細探究起來，似乎有些問題。在朱熹生活的南宋時期，“閩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兄弟的“洛學”、張載的“關學”并稱，號為“濂、洛、關、閩”四學。這里所說的“濂、洛、關、閩”四學，顯然是以學派開創(chuàng)者的所在地命名的。隨著“濂、洛、關、閩”四學影響力的擴大，其子弟已不僅僅限定在其祖師爺所在的“濂、洛、關、閩”四個地方，很有可能分布于南宋時期，的其他區(qū)域。如福建的楊龜山、游酢等人是二程兄弟的弟子，故有“洛學”南傳的盛譽，而二程兄弟對此也頗為自得，稱楊龜山、游酢在閩傳學是“吾道南矣”！同樣地，朱子學雖然號稱“閩學”，但是朱熹的弟子也不僅限于福建一地，如劉清之，江西吉州廬陵人；程端蒙，江西鄱陽人；滕磷，徽州婺源人；余大雅與余大猷兄弟，信州上饒人；陳埴，浙江溫州永嘉人；孫應時，紹興府余姚人，等等。這些外省份的弟子，自然也自稱為“閩學”傳人。在南宋時期，“濂、洛、關、閩”事實上是一種理學學派的代稱，或者是尊稱（古人因為名諱的緣故，往往以鄉(xiāng)梓地望稱呼某人以示尊敬）。
然而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閩學”的內(nèi)涵似乎大大縮小了，“閩學”的含義變成了朱子學在福建省內(nèi)的傳播，從而成為福建地域內(nèi)的理學學問的俗稱，或是一種地域性的學問的通稱。近年來，“文化”一詞變得十分時髦，于是有識之士與時俱進，往往又把“閩學”與“福建文化”等同起來。這樣一來，“閩學”一詞就越發(fā)難于規(guī)范捉摸了。
“閩學”也好，“福建文化”也罷，是這些年來福建當局所極力宣揚和推動的研究重點之一，研究“閩學”的專家也突然冒出了一大群。然而從我的眼光看來，雷聲大雨點小，湊熱鬧、順著竿子往上爬的人比較多，有實質性研究的人少之又少。正因為如此，近年來我們很少看到在學術上有所突破的有關“閩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問世，即使有一些論著，也往往承襲前人的論說，缺乏更為深入而細致的研究。我也因此問了一些熱心“閩學”的高明人士，答復是前人對“閩學”的研究已經(jīng)很深人了，現(xiàn)在很難突破，所以還是以“弘揚”“宣傳”為主。
我本人所學習的專業(yè)是明清歷史，對于朱子學或“閩學”可以說是一個門外漢。對于高明人士的以上論說，我半信半疑。不過我的一位博士生方遙同學，家學淵源，有志于朱子學與“閩學”的研究。我想朱子學非我所長，無法勝任指導之責，于是師徒二人商量的結果，是各退一步，僅限于我比較熟悉的專業(yè)——明清時期的朱子學或“閩學”，或許可以對付過去。四年下來，方遙同學的博士論文交了上來，著實嚇了我一跳。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nèi)，撰寫的論文竟然多達五十余萬字（據(jù)方遙同學說，由于在校學習時間的限制，其中還有不少內(nèi)容尚未寫進去，若今后繼續(xù)下去，依然還有數(shù)十萬字），則方遙同學的研究深度可想而知！
考慮到其研究內(nèi)容主要涉及清代初期，故博士論文的題目定為《清初福建朱子學研究》。從方遙博士的論文中，我至少可以悟出兩個方面的道理。一是如果福建省地方當局和高明人士真的要推進朱子學或“閩學”研究，僅限于口頭上的呼喊是遠遠不夠的，口頭的呼喊只能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學術垃圾；二是朱子學或“閩學”可繼續(xù)深入研究的領域還有很多，只有像方遙博士那樣靜靜地待在書齋和圖書館里，不浮不躁，潛心探究，才能在學術上有所收獲，才能發(fā)掘出更多朱子學或“閩學”的新的研究領域，才能真正達到弘揚朱子學或“閩學”的文化高度。
方遙，1986年生于福州，祖籍福建莆田，哲學博士。2005年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本科學習，后經(jīng)碩博連讀，于2015年博士畢業(yè)，師從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支平教授。同年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師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宋明清理學，曾于各類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十余篇，參與編撰專著及古籍整理著作六部。
緒言
第一章 清初福建朱子學對王學的糾駁與融攝
第一節(jié) 朱王之爭的歷史背景與演變歷程
第二節(jié) 清初福建朱子學對王學的糾駁
第三節(jié) 清初福建朱子學對王學的融攝——以李光地理學思想為中心
第二章 清初福建朱子學中的經(jīng)學思想與研究成果
第一節(jié) 朱熹的經(jīng)學觀與經(jīng)學方法
第二節(jié) 清初福建朱子學者的經(jīng)學觀與經(jīng)學方法
第三節(jié) 清初重要福建朱子學者經(jīng)學研究成果
第四節(jié) 清初福建朱子學者對清初經(jīng)學復興的影響與推動
第三章 清初福建朱子學中的實學思想及其實踐
第一節(jié) 朱子學中的實學因素
第二節(jié) 李光地的實學研究
第三節(jié) 蔡世遠的實學研究
第四節(jié) 藍鼎元的實學研究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清初福建朱子學研究》：
以王學為代表的明代各種心學思想，其早期大多受到朱子學或正或反的刺激與影響，具有深淺不一的朱子學背景和淵源，但在其學樹立之后，往往又反過來對朱子學造成影響與沖擊。因此，單以思想學術而論，明代理學總體上是朝著心學化的方向發(fā)展，并以對于心學思想的各種可能性的充分開掘與創(chuàng)造為最大成績。誠如黃宗羲所言：“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于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真能發(fā)先儒之所未發(fā)。程、朱之辟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跡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際，使無遁影�！雹龠@里所謂的“理學”自然主要指心學，而黃宗羲所要極力表彰的正是明代心學在心性辨析上的突出貢獻，已將心性問題分析至微、推拓至極，故能使任何“亂真者”無所遁影，遠遠超出了宋代程朱理學的水平。
作為理學的一部分，明代朱子學的發(fā)展亦不能自外于整個理學思潮的發(fā)展演變。朱子學本身并不缺乏豐富的心性思想，亦非不重視心的作用，只不過其更加突出理的普遍客觀性與規(guī)范意義，主張將個體主觀的“心”建立在普遍客觀的“理”的基礎上。因此，其在強調修養(yǎng)心性的同時，還注重經(jīng)典文本的探討、客觀知識的學習與外在規(guī)范的建立，希望能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但這種平衡其實是極難維持的，事實上人們總是習慣于將偏向道問學一路的思想視為朱學正宗，其弊端則易流于訓詁講說、因循守舊，變?yōu)闊o關身心的口耳之學。而這一點不僅刺激了明代心學的興起，而且成為王學攻擊的主要目標，最終使得朱子學喪失了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持尊朱黜王立場的朱子學者，為了回應王學的批評和挑戰(zhàn)，亦不得不將關注與討論的重心更多地轉移到尊德性這一方面的問題上，并且對朱子學的原有理論進行了一番反思與調整，逐漸吸納了一些王學的思想因素。由于清初朱子學在理學的基本義理方面并未出現(xiàn)重大突破，主要仍沿襲明代朱子學的思路而來，自然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中的王學色彩。
此外，若從一種學說所處的思想背景來考察，清初朱子學對于王學的融攝恐怕亦有其現(xiàn)實的需要。經(jīng)過明清之際的巨變，清初的思想格局與前代相比，已然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各種思潮一時并起，朱王對峙之局漸漸淡化，二者之間的門戶之爭也不再是學者們最為關注的核心議題。在理學流行的時代，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不免相互爭勝，各不相讓，甚至勢同水火，但在理學遭遇困境的時候，卻不免給人一種唇亡齒寒之感。那些主張實用主義的學者就常常不加區(qū)分地攻擊整個宋明理學為空虛無用之學。譬如，潘平格即言：“朱子近羽，陸子近緇”①，將理學家一概目為僧道，指責程、朱、王、羅之學皆若釋老一般舍家國天下，遺人倫日用，不合于孔孟之道。顏元論學，雖主要以宋儒為直接的攻擊對象，但他對于程朱理學的許多批評實際上對王學也同樣適用。因為站在“習行經(jīng)濟”的立場上看，王學與朱學并無本質區(qū)別�！皟膳蓪W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tǒng)萬物，主敬、著、讀者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雹谒踔翆⒅焱踔畬W比作殺人之學，激烈地表示“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zhí)其咎耶！”③李塨繼承師說，全盤否定宋明理學的宗旨、內(nèi)容與方法，抨擊程朱、陸王之學皆以講性天為務，違背了圣人的“事物之教”，故為無用之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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