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中、晚四唐，時運國祚不同，詩人們的命途有別，作品的韻味各異。比如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顯示出大唐氣派；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華”，反映出其對盛唐的一副衷腸；杜牧的“煙籠寒水月籠沙”，以清麗哀傷之景襯托六代興亡之感，此詩被譽為“絕唱”；李商隱的“相見時難別亦難”，傾吐對其意中人的懷想。以上述四句詩命名的四本詩集，均有畫龍點睛之妙，代表了大、小李杜各自的創(chuàng)作主調(diào)。而這本除大、小李杜之外的唐代其他詩詞名家的精品類編合集（以下簡稱《合集》），則應包容四唐的三四千位作者中的佼佼者、五六萬首詩詞中的代表作，這對《合集》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它的編撰履歷，大致走過了以下幾條大小不同而又不無崎嶇的路徑：

　　一 篳路藍縷 開拓行進

　　將這本《合集》命名為《萬里歸心對月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出自盧綸七律《晚次鄂州》的這句詩，雖然寫得很好、很出名，再精當不過地表征出超越時空的游子們耿耿可鑒的思鄉(xiāng)之心，但對其他更多題材來說，洵為以偏概全。再如，這本《合集》以最大限度也只注釋、點評了一百多位作者的二百八九十題、約三百首詩詞，僅為《全唐詩》之九牛一毛。與此相關(guān)的是，已經(jīng)出版或可以出版相應規(guī)模的單人精品類選的唐代詩詞作者，恐怕不下三五十人。由于“叢書”突出了大、小李杜四人，從而使王孟、高岑、韓柳、元白、劉（禹錫）、李（賀）、溫韋以及南唐二主等，一同屈居于《合集》之中，豈不令人為之于心難忍！再比如，這本《合集》評注詩詞總約三百首，而僅白居易一人作品就幾近三千首，其被收入《合集》者，左不過一二十首。這樣一來，如何在遺珠過多的情況下，仍能保持每位詩人詞家的廬山真面目，也是擺在這本《合集》面前的首要難題。這一問題假如得不到合理解決，勢必會出現(xiàn)類似于魯迅所批評的那樣，把集“悠然見南山”和“金剛怒目式”于一身的陶淵明人為割裂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如果解決得適當，或許會收到以少勝多之效。不妨仍以白居易為例——

　　面對《白香山集》那么多作品，單從入選數(shù)量著眼，很難顧及白氏全人，倒不如運用“任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方法。這除了在他本人所劃分的諷喻、閑適、傷感、雜律等類別的基礎(chǔ)上各選取一定的代表作外，更要緊的是，對其珠聯(lián)璧合的重頭篇目，不應畸輕畸重，有所偏愛。這一點，不僅有些類似規(guī)模的選本有所不足，就是一些規(guī)模相當大的總集，也存在著某種欠缺和遺憾。甚而言之，白居易其人其詩幾被“凌遲”。比如，不少人耳熟能詳?shù)摹短圃娖穮R》這一總集，其編選者高棅，才學過人，號稱“閩中十子”之一。但其所收錄、補充的總共約六七千首的偌大規(guī)模的“品匯”中，白詩不僅只選了三十六首，還只選《琵琶行》而未選《長恨歌》，豈不無異于“肢解”了這位“長恨歌主”。因為對《長恨歌》，白氏不啻將其稱為壓卷之作，還十分自矜自負地說過：“一篇《長恨》有風情�！彼�與《琵琶行》同樣被后人譽為“古今長歌第一”。所以對這兩首長詩，本《合集》不僅悉加收入，而且還慎之又慎，力求注解準確，點評精當，有所出新。

　　鑒于白居易在唐代詩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多產(chǎn)者，為了對其事功業(yè)績加以充分肯定和揄揚，本《合集》還特意在“傷心不獨為悲秋”這一部分中，選用了當朝皇帝唐宣宗李忱的一首題作《吊白居易》的七律。詩云：“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被实塾�筆寫詩哀悼一位文人，這本身就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加之此詩又寫得情真意切，對白居易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而中肯的評價，特別是頸聯(lián)“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冥冥中的白居易也當為之感激涕零！

　　由此表明，本書最終對白居易不算菲薄。是否可以說，《合集》所遇到的上述難題，已經(jīng)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彌補和解決？

　　二 博采眾長 奮袂出新

　　20世紀80年代以來，是唐代詩詞研究的興盛期，各種論著和選本多不勝數(shù)。特別是《唐詩大辭典》和《中國詞學大辭典》的相繼出版，對唐代詩詞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這一唐代文學研究蒸蒸日上的背景之下，編選一本像《合集》這樣帶有普及性的選本，假如完全步武前賢或人云亦云，那將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在唐代詩詞研究的學術(shù)水平已經(jīng)相當之高的基礎(chǔ)上，要想做出自己的貢獻，那就是一件難度很大的事情了。對此，不敢自詡為獨辟蹊徑，也要力求在前人開拓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腳印。

　　在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中遨游，凡遇到某種可取之處，在絕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我并不是原封不動地寫到自己的稿本上，而是像品嘗美味佳肴那樣慢慢地吃下去，變成自己的學術(shù)營養(yǎng)。《合集》中對每一首詩詞的注釋和點評，都有這樣一個吸收、消化和力求出新的過程。于是，這一《合集》就大致具備了以下四方面的特點：

　　首先，多方尋覓前人和時賢的有關(guān)精辟之說，做到從善如流。比如，在撰寫名詩《春江花月夜》的點評之前，就不止一次地拜讀過聞一多、程千帆兩位先生的有關(guān)論著。對他們的有關(guān)高見，一般采取這樣兩種辦法：通俗易懂的就直接加以征引，既能保持其原汁原味，也可杜絕自己的無根之言；對含有生僻字句或典故的文言，一一疏通后再加適當征用。更多的是在保留不同見解的同時，或申說自己的一家之言，或表示贊同某家之說，在行文中力避平淡無味之語。

　　其次，為了把書稿寫得盡量生動一些，以引發(fā)讀者的興趣，便想方設(shè)法增加每一則“點評”的故事性。有些詩詞的“本事”，大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情節(jié)，再稍加點染便很容易引人入勝。如崔護的《題都城南莊》和柳氏的《答韓翃》等詩詞，之所以能夠不脛而走，主要是因為分別有一個“人面桃花”和韓柳悲歡離合的動人故事。再如，在“友誼天長”一類中，所收戎昱《移家別湖上亭》那首小詩，它之所以對后代產(chǎn)生了那么深遠的影響，當與其中那個一方面重情愛、另一方面又不奪人之美的曲折“本事”密不可分。雖說不是每一首詩詞都有“本事”，但盡量使每一則“點評”都寫得具有一定的可讀性，可說是這本《合集》著力追求和較為突出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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