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版權被視為加拿大政府最困難且最不討好的政策問題之一。它吸引了包括創(chuàng)作者、消費者、經營者、教育工作者等在內的眾多利益相關者的熱切目光，也受到來自美國的重大政治壓力。意見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立法改革似乎總是最后的措施，只有經歷數月之遷延才能達成。

近些年來，由于加拿大政府進行創(chuàng)新改革，創(chuàng)設了以某些獨特條款為特征的《版權法》，其版權法律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不止如此，加拿大最高法院也發(fā)布了不少解釋版權法律的裁決，這些裁決為使用者權利以及版權靈活性設立了新標準。確切地說，加拿大最高法院強調，版權的“過度保護”就像“保護不足”一樣，也會帶來各種弊端。

現行《加拿大版權法》反映了2012年修訂該法時的主要變化。這次修訂所涉事項涵蓋了各個行業(yè)的改革，幾乎關涉所有人：表演者和攝影者的新權利、加拿大廣播組織的新例外、BitTorrent搜索服務的新責任，還有諸如錄制電視節(jié)目、將歌曲從CD轉換至iPod等普通消費者行為的合法化。事實上，甚至還存在一個“YouTube”用戶生成內容的混合例外，該例外授予了加拿大人在特定條件下出于非商業(yè)目的創(chuàng)造混合作品（remixed work）的權利。

加拿大政府在很多領域促成了真誠的妥協(xié)，包括改革了加拿大的合理使用條款。合理使用條款使版權作品得以不經許可而被使用。加拿大政府既拒絕了不作改變的請求，也拒絕了設立靈活的合理使用條款的主張――該主張將為法院在研究、個人學習、新聞報道、批評和評論等現有的合理使用類型之外增設例外開啟大門。加拿大政府代之以確認一些特定的新例外，這些新例外有助于創(chuàng)造者（戲仿和諷刺）、教育工作者（教育例外、教育互聯(lián)網絡例外）和消費者（錯時、格式轉換、備份）。

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同樣代表了一種妥協(xié)。加拿大政府保留了“通知－反通知”制度，該制度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向用戶轉交侵權聲明。盡管對網絡服務提供者來說，該制度成本不菲，但其已被證明在遏制侵權方面頗有成效。

在法定賠償規(guī)則方面同樣存在妥協(xié)。原法定賠償規(guī)則有導致非商業(yè)侵權情形下賠償數百萬加元的風險。新規(guī)則將非商業(yè)侵權賠償責任減至從100加元到5000加元的幅度，該數額并非無足輕重，但大幅低于20000加元的賠償數額。在法律上每一次商業(yè)性侵權的法定賠償上限是20000加元。

該法現在還包括了反規(guī)避條款。這些條款――被廣泛地稱為數字鎖規(guī)則――基于數字鎖可于任何時候使用的基本原則而于2012年設立，幾乎凌駕于所有其他權利之上。數字鎖規(guī)則甫一出臺即成為公共討論的首要關注點，受到了所有反對黨以及眾多的公共利益、教育團體的批評。

加拿大版權法律同時也具有司法裁決的功能。通常每隔幾年才會有版權案件訴至加拿大最高法院，以此確保每一個案件都能得到審慎的分析和解釋。2012年7月12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同一天裁決了5個版權案件，這一史無前例的記錄撼動了加拿大版權法律的根基。事實上，這些裁決在加拿大政府通過其遷延多時的版權改革立法數周之后即作出，加拿大版權法律經歷的劇變需要多年的梳理。

加拿大版權共同體旋即開始討論這些判決所具有的更大的影響。一些問題迅速浮出水面。首先，這些案件毫不含糊地確認，諸如合理使用等版權例外應當被視為使用者的權利。加拿大最高法院于2004年首次提出平衡創(chuàng)作者權利與使用者權利的觀點。出版者和創(chuàng)作者團體曾強烈要求加拿大最高法院撤回其使用者權利的觀點，宣稱那不過是個比喻。然而，加拿大最高法院通過這些案例再次強調了使用者權利的重要性。關于使用者權利的分析影響了幾乎所有的版權案件，促使所有法院確保在創(chuàng)作者利益和使用者利益之間維持一個合理的平衡。

其次，加拿大最高法院贊同對版權法律適用技術中立原則。例如，在駁回向包含在所下載視頻游戲中的音樂收費的請求時，加拿大最高法院指出“在商店里購買作品的耐用復制品與通過郵寄接收復制品或者使用互聯(lián)網下載同一復制品之間，不存在實際的差別”。相反，加拿大最高法院將互聯(lián)網比作“技術上的出租車”并警告說，因下載復制品而收取額外費用違反了技術中立原則。該院宣稱：“技術中立原則要求，若無議會具有相反意圖的證據，我們須以如下方式解釋《加拿大版權法》：避免僅因作品交付給終端使用者的方式不同而施加額外的保護與收取額外的費用”。

通過這樣做，加拿大最高法院成功地將技術中立原則嵌入到遠超這些特定案件的版權法律中。未來的立法者無疑將主張，為確保技術中立，現有的例外可適用于版權作品的新用途。

再次，加拿大最高法院通過對合理使用加以寬泛與自由的解釋，持續(xù)擴大了合理使用的范圍。在貝爾案中，貝爾公司和蘋果公司主張30秒的歌曲預聽可被視為消費者研究而屬于合理使用，加拿大最高法院同意該主張，斷言：“限制創(chuàng)造性目的的研究同樣與‘研究’的一般含義相悖，該含義可以包括許多不要求加入新元素或者得出結論的活動。它可以是零碎的、隨意的、探索性的或者驗證性的。事實上，它可以沒有特別目的而只是出于個人興趣�！�

同樣地，在阿爾伯塔（教育）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通過裁決個人學習（另一種合理使用的類型）可以包括教師授課且“不能將個人學習理解為要求使用者在極端孤立的環(huán)境中評議版權作品”，對個人學習作了擴張性解釋。[2]這些判決為合理使用劃出了非常寬泛的范圍，使得合理使用可為眾多的經營者和教育團體提供正當化理由：對版權材料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因屬于合理使用而不用尋求事前許可或者給予補償。

伴隨著全面的改革和眾多加拿大最高法院解釋版權法律的裁決，《加拿大版權法》成為大量學術和司法討論的根源。鑒于世界各國都在設法保持各自的版權平衡，加拿大法律可以作為應對新興的數字環(huán)境而設計創(chuàng)新性立法措施的重要示范和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