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個名副其實的詩的國度。幾千年來，詩歌與各時期、各階層人民的生活血肉相連，流傳下來了數(shù)量極為豐富的詩、詞、曲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記載了各時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社會文化的各種信息，是他們精神生活的結(jié)晶，是我們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寶藏。
　　詩歌經(jīng)歷了幾千年的發(fā)展演變，體制、形式發(fā)生過多次重大變化：由四言到五言、七言、長短句，由被樂到徒歌，由古體到近體，由詩、騷到詞、曲，等等。直到五四運動以后，舊體詩才被新詩所代替，但直到今天，人們?nèi)匀辉谛蕾p古體詩詞，一部分人也仍然在寫作古體詩詞，所以古體詩詞，仍然是今天文學百花園中的一朵艷麗的花朵。
　　古代詩詞產(chǎn)生于民間，最初都是“俗”的；經(jīng)過歷代文人的磨煉加工，它無論在語言藝術(shù)、表達技巧上都達到了極為輝煌的高度，成為我國古代高雅文化的代表。要介紹我國的風雅文化，不可能不談詩歌。本章中，我們先從詩歌體制的發(fā)展、變遷及有關(guān)知識說起，為后面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范圍內(nèi)介紹詩詞歌賦作準備。
　　由“詩言志”說起
　　詩歌的起源問題，是學者們感興趣的課題。詩是如何產(chǎn)生的？目前有幾種說法，有的說產(chǎn)生于祭祀，有的說產(chǎn)生于娛樂，而最普遍、影響最大的論斷，是產(chǎn)生于勞動�！痘茨献印さ缿�(yīng)訓》說：“今之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yīng)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魯迅先生也許就是根據(jù)這段記載，曾對詩歌的起源有過著名的論述，說先民們抬木頭，累了，有人叫道“嗨喲”，這就是最早的詩歌創(chuàng)作，大家都佩服，等于出。如果用什么記號留存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學家，是“嗨喲”派（《魯迅全集》第六卷第75頁）。我們這里不去研究詩歌的起源，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詩歌是最早的文學形式，它比文字還古老，大概在文字沒有產(chǎn)生之前，就已經(jīng)有了詩歌創(chuàng)作，只是那時還不可能記錄下來罷了。這是因為詩歌是表達感情的，先民即使在沒有文字的時代，也有抒發(fā)感情的需要；后來逐漸有了文字，將比“嗨喲”之類更復(fù)雜的意思記錄下來，就是“詩”。
　　在我國最古老的文獻《尚書·堯典》中，就有“詩言志，歌詠言”的話。那么，“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前輩學者通過研究古代文獻，以及對古文“詩”字的字形結(jié)構(gòu)的考察，得出結(jié)論說，“詩”就是“志”。所謂“志”，又有三個意義，一是記憶，二是記錄，三是懷抱。就是說，“詩”的原始意義，是把人們的心懷情感記錄下來，以便于記憶。
　　現(xiàn)在能讀到的最古老的詩歌，據(jù)說是帝堯時代的《擊壤歌》�！兜弁跏兰o》記載，堯因為治理國家有方，天下太平，人民生活美好。有一個五十歲的老人，在路邊玩“擊壤”的游戲，觀看的人嘆息道：“真?zhèn)ゴ蟀�，這都是因為有堯帝的恩德！”老人聽后，邊玩游戲邊唱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老人說他是自食其力，與堯帝的“德”有什么關(guān)系？就是說，人們享受了太平還不知從何而來，這正是堯帝德化的博大。從表面上看，這似乎不是歌功頌德，而實際上是說堯已達到“無為而治”“民日用而不知”的境界，是對堯帝豐功厚德最崇高的頌揚。
　　后來，據(jù)說舜曾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詩》，其詞是：
　　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詩的意思是說，溫和的南風，可以除去我百姓的憂愁；按季節(jié)到來的南風啊，可以增長我百姓的財富。大舜一片愛民為民的慈心，充分表現(xiàn)在這首歌詞中。
　　但是，堯舜時代到目前還是傳說中的史前時代，那時候恐怕還沒有文字，這些詩歌是誰記錄下來的，是否可靠？還很難說。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歌詞即使不出于堯舜，也是很古老的了。
　　到了周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早在商代就已發(fā)明了文字（甲骨文），先民們積累了許多代人樂歌創(chuàng)作的成果，詩歌的藝術(shù)也達到古代的最高水平，而且有可靠的文獻記錄，那就是據(jù)說曾經(jīng)孔子親自刪定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
　　關(guān)于《詩經(jīng)》，到目前為止還有許多解不開的“謎”。它收有三百零五篇作品，包括《風》《雅》《頌》三部分。按傳統(tǒng)的說法，凡是敘述諸侯國的事，善惡歸之于一人，這類詩屬于“風”；所說的是天下的政事，表現(xiàn)的是四方的風俗，這類詩屬于“雅”；而歌頌周王朝的盛德，并用來祭告“神明”，便是“頌”。有的又說風、雅、頌是音樂分類，也有人說國人所作為“風”，大夫所作為“雅”，廟堂所用為“頌”；還有的說三百篇全都是祭祀曲，同時也有人說“風”是民歌，其中許多是愛情詩；而據(jù)最近報載，臺灣一學者研究認定，整個《詩經(jīng)》都是輔佐周宣王中興的尹吉甫一人的作品專集，而不是總集，等等。各種意見，人們盡可以發(fā)表和討論，在未得出更可靠的結(jié)論之前，我們還是采用傳統(tǒng)的說法。不過有一點是完全一致的：《詩經(jīng)》所收，都是周代的作品，其中最有價值的“風”詩，大多是東周時代的作品。
　　春秋、戰(zhàn)國時代，“詩”被廣泛地運用著，士大夫們“登高必賦”，孔子常要他的學生們“言志”，甚至大到諸侯國間辦外交，也靠“賦詩言志”，用詩來表達各自的態(tài)度，這在《左傳》中有許多具體而詳細的記載。
　　那時候，賦詩的人以詩言“志”，聽的人則從他所賦的詩中“觀志”“知志”。國家以詩為教，著書引詩述志。但所言的“志”，往往又與所賦的詩的原意不同，這叫“斷章取義”、借詩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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