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悔改，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
　　這是魯迅有名的言說，然而并不出自他的雜文，而是《二十四孝圖》的開篇語，寫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次年與另外九篇散文編入《朝花夕拾》。這樣地寫出自己的詛咒，是極端的情緒，是孩子的態(tài)度，由童年回憶引出的詛咒是有原因的：“自從所謂‘文學革命’以來，供給孩子的書籍，和歐、美、日本的一比較，雖然很可憐，但總算有圖有說，只要能讀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別有心腸的人們，便竭力來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沒有一絲樂趣”。
　　提倡白話文的先驅(qū)，理由各不相同，魯迅看重的是語言之于孩子的天趣，這與《狂人日記》中“救救孩子”的呼喊，出于同樣的慈悲心——胡適想通過“國語的文學”來實現(xiàn)“文學的國語”，陳獨秀側重于三個推倒，周作人則為達意而已。胡適是設計家的思路，陳獨秀是革命家的思路，魯迅，是文學家的思路。
　　然而白話文運動的始終，革命思路占上風，陳獨秀到瞿秋白，從文人兌變?yōu)槁殬I(yè)革命家，而追求“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運動本身即富于革命性，按其邏輯，最后的解決之道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
　　魯迅是真實的文學家，雖則有過革命言論，晚年甚而與職業(yè)革命者有來往、存私誼，但未走出文學的園地，更未發(fā)布像胡適那樣清晰的政治主張。竹內(nèi)好在《魯迅》一書中說：“他有一種除被稱為文學家以外無可稱呼的根本態(tài)度”。
　　今人了解魯迅，比了解他的同代人更為便利。七十年來，魯迅研究過分發(fā)達，《魯迅全集》不斷編纂再版，大量傳記、年譜、史料面世，包括日記、書信、手稿，都是當時無法讀到的。魯迅下功夫最多者古籍�？薄讹�康集》，始校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止。二十三年間反復校閱對勘此書超過十次。若非出于深摯的愛好，這類毫無事功的案頭消磨，不可能持續(xù)如此，且生前并未出版。他自己說：“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一生輯錄古籍的數(shù)量，不可謂不大，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四卷本《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收錄二十種，一百四十馀萬字，可見魯迅有限的年命中，除了大量創(chuàng)作和翻譯，投入傳統(tǒng)遺產(chǎn)的整理，何其綿長而謹嚴。學者的魯迅，長期被思想家、雜文家、小說家的魯迅所遮掩。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是中國文學史的開山著作。讀吳俊《魯迅評傳》和王曉明《魯迅傳》，會覺得有兩個魯迅。
　　從一九零七年在《河南》雜志發(fā)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刊發(fā)《狂人日記》，魯迅白話文學創(chuàng)作的準備期，歷經(jīng)十一年之久。期間重要的活動，一是在東京從章太炎聽講，籌備《新生》雜志的創(chuàng)刊，并與周作人共同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一是輯錄古籍，寫作文言小說《懷舊》。這些活動，周作人稱為“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充分而扎實。而魯迅做這些事，不求聞達。晚年的周作人寫道，“他做事全不為名譽，只是由于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tài)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新青年》沒有稿費，一九一八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八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作品五十篇�！栋�Q正傳》在《晨報副刊》發(fā)表，署名“巴人”，魯迅時在教育部任職，明知同事們傳閱談論，也未言明自己的作者身份。魯迅一生所用筆名之多，沒有第二個中國作家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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