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2年巴厘爆炸事件以及政治伊斯蘭化的出現(xiàn)以來，印度尼西亞頻繁出現(xiàn)在媒體頭條。盡管如此，作為世界上的第四大國家，人們對印尼歷史的了解仍然相對薄弱。阿德里安·維克爾斯的這本《現(xiàn)代印度尼西亞史》第一版于2005年發(fā)行，作者追溯了這個擁有2億4千萬人口的島國的歷史，從殖民地時期經(jīng)過革命和獨立時期，一直到今天。本書以印尼著名和富爭議性的小說家和劇作家普拉默迪亞·阿南達·托爾的生活經(jīng)歷為框架，追蹤印尼國家的社會觀念和文化習俗，聚焦普通人的生活。作者在新的版本里，把印尼的歷史故事更新至今，并就印度尼西亞為什么還沒有意識到其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潛力的問題，做了重新探討。作者對蘇哈托倒臺后一直困擾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問題，也予以審視。
得知我的《現(xiàn)代印度尼西亞史》一書被譯成了中文，我感到非常欣慰。欣慰之理由有二：其一，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開始對東南亞歷史產(chǎn)生興趣；其二，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的關系日益密切。這并不是說，印尼和中國的關系長期以來總是一帆風順。但是，自從1998年事件以來，兩國關系確確實實發(fā)生了改善。中國和印尼這兩個重要的國家在文化、經(jīng)濟和社會諸領域日益走到一起來，中國重新振興其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雙方的旅游往來日益增加，就是有力的證據(jù)。
盡管本書關注的是現(xiàn)代印度尼西亞的歷史，但是印尼和中國的聯(lián)系源遠流長，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是雙方貿(mào)易往來的見證。關于海上絲綢之路的敘述和討論一直在變換中，然而，這些話語的一個關鍵聚焦點是關于鄭和（他在印尼以Cheng Ho而聞名）的故事和遺跡。人們從三寶壟市著名的三寶洞寺廟（Gedong Batu）可以得知關于鄭和的各種各樣的神話故事，最近數(shù)十年中該寺廟的重建是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在某種程度上恢復關系的一個信號。
兩國關系在許多方面存在爭議，包括華人（或許是鄭和船長本人）把伊斯蘭教帶到印度尼西亞的觀點。爭議的問題還有1740年的爪哇戰(zhàn)爭，它見證了印尼首次重大的反華暴力事件。關于印度尼西亞的反華暴力事件的分析，彼得·加雷指出了殖民政權(quán)體制在疏離華人移民和社會其他人口方面發(fā)揮的作用。蘇哈托的政權(quán)重復了這樣的殖民政權(quán)體制，其中包括禁止學習中文，甚至禁止所有的中文文獻資料。
悠久的歷史以及蘇哈托新秩序政權(quán)的政策可以解釋華裔印尼人的社會地位。他們中的多數(shù)或者把自己看成是當?shù)厝耍蛘哒J可自己的廣義上的所謂“南洋”群體的身份，尤其是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后代。能夠閱讀中文或者講中文的華裔印尼人屈指可數(shù)，盡管后蘇哈托時代這種情況有所改變。
盡管有這些緊張方面的存在，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系也呈現(xiàn)出其積極的一面，包括中國藝術和文化在印度尼西亞的藝術、飲食，甚至語言和文學方面的貢獻。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的那個時段，兩國友好關系發(fā)展到巔峰。之后，蘇加諾總統(tǒng)尋求包括通過特殊公民身份等途徑，與北京建立親密關系。我在這本書中對印度尼西亞歷史的分析源于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的著述，這位印尼著名作家是印度尼西亞的諸多華人支持者之一，他后來曾到中國做過文化交流訪問。
希望此中譯本在推進中國對印度尼西亞的進一步認識，以及促進中國和印尼雙方更好的相互了解方面發(fā)揮積極的作用。
阿德里安·維克爾斯是非常有名的澳大利亞印尼研究專家，他是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和教授。其研究的中心領域是印尼的文化、社會和藝術， 以及澳大利亞和印尼的關系等。常年指導悉尼大學東南亞文化和歷史專業(yè)的本科和碩士研究生。著有《現(xiàn)代印度尼西亞歷史》、《巴厘：世間天堂》、《巴厘的繪畫一書：1800-2010》、《印尼的和諧與民主》等，還有論文幾十篇。阿德里安教授同時還是新加坡大學的客座教授，并多次獲得美國和歐洲大學的研究基金。
何美蘭，史學博士，在河北師范大學印度尼西亞研究中心工作，從事南亞、東南亞歷史和文化研究。參加翻譯了《現(xiàn)代世界的誕生 1780-1914年》（2013年）和《歐洲霸權(quán)之前的世界體系： 1250-1350年》（2015年）等歷史著作，發(fā)表相關領域文章十幾篇 。
圖片、地圖和表格
致謝
拼寫、讀音和名字說明
大事記
前言
第一章 我們的殖民土地
第二章 鄉(xiāng)村文化
第三章 “砸碎殖民機器”
第四章 革命
第五章 生活在原子時代
第六章 從舊秩序到新秩序
第七章 “快樂家園”的恐怖和發(fā)展
第八章 全球化的時代 危機的時代
重要人物簡介
縮寫和術語
注釋
文獻書目
索引
《現(xiàn)代印度尼西亞史》：
農(nóng)民反對殖民國家
荷蘭人試圖掌握王室土地，遏制布羅托迪寧拉特等攝政者的權(quán)力；但同時，他們也不得不面對否認殖民秩序的神秘運動。面對這種形勢，荷蘭官員們不得不應對一些與現(xiàn)代理性國家不符的思維和行動方式。荷蘭人也發(fā)現(xiàn)那些本應成為殖民統(tǒng)治工具的本地貴族已經(jīng)疏離了農(nóng)民的世界。
當本地官員到布羅拉地方的村莊森林地收稅時，面對他們的是傲慢無禮的當?shù)厝�。爪哇語是一種體現(xiàn)等級制度的語言，有高級和低級之分。正確的行為是，使用符合一個人社會地位的語言與其交談。高等級的人跟普通人講話時，使用低級語言；反過來，他們又期望對方用高級語言回復。因此，征稅人期望聽到高級爪哇語，認為那符合他們的身份。當農(nóng)民們以隱約的蔑視態(tài)度，居高臨下地跟他們講話時，他們惱羞成怒。雖然農(nóng)民們沒有直接拒絕奴役勞動，但是爪哇人把長久以來的間接積壓轉(zhuǎn)化成了消極抵制運動。他們是薩閔（Samin，1859年生）的追隨者，他是一位有影響的地方精神領袖。
薩閔主義者眼中沒有殖民地法律，只有“行動、言論和必需之法”，包括“不做壞事，不爭吵或打架，不妒嫉、貪婪或偷盜……不說謊或誹謗”。殖民地的官員們無法與這些人理論，因為在任何涉及政府或執(zhí)行政府命令的問題上，他們都會指著自己的隱私部位說：“我有事可做，我的工作是跟老婆睡覺�！痹谝粋�標準的多偶制社會里，薩閔主義者卻遵循一夫一妻傳統(tǒng)。當被問及信仰時，他們的回答是，他們信仰亞當?shù)淖诮�，不相信天堂和地獄，只相信日常生活的現(xiàn)實和土地關系。人們通常認為，薩閔主義者既拒絕官僚政權(quán)，也不遵循正統(tǒng)伊斯蘭教。他們盡可能避開金錢，拒絕貿(mào)易。他們拒絕學校教育，通過口述和實例傳播知識，他們將這種方式稱為“沒有黑板的寫作，黑板在書寫之中”。
薩閔主義者主張極端平均主義，他們視領袖為救世主，他們還向鄰近地區(qū)傳播他們的做法。盡管薩閔主義者的人數(shù)從未超過3000個家庭，他們也沒有暴力運動的跡象，但卻使荷蘭人倍感受挫，他們的領袖薩閔被荷蘭人放逐到蘇門答臘，1914年死在這里。薩閔運動一直持續(xù)至今。1997年，薩閔的第四代后人在布羅拉西北的古突士（Kudus）舉行了一場集體婚禮。
“朋友，你到過布羅拉嗎？那里的社會習俗是所有人生活在貧困中。那些每周買一次肉吃的人們不再屬于普通人，而是‘貴族’”，這是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對其家鄉(xiāng)的描寫。普拉姆迪亞在一個貧窮的環(huán)境中長大。他的父親，“一位有著運動員身材的農(nóng)村男孩”，帶著其出身殷實家庭的新婚妻子搬到布羅拉當教師，他們的學識和出身使得布羅拉的其他人把他們當貴族對待。因為布羅拉的土地貧瘠，20世紀伊始，這里已經(jīng)貧窮的人們發(fā)現(xiàn)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面對新的錯綜復雜形勢。這就是促使薩閔運動產(chǎn)生的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
與東印度群島其他地方一樣，多數(shù)布羅拉人的農(nóng)耕僅足以維持生計。他們住在竹子搭成的房屋里，泥土地面，棕櫚葉或藤條編織的墻面，茅草房頂。幾乎沒有財產(chǎn)。通常全家共享所有的微薄收入，他們首先購買牲口，牲畜可以殺了當肉吃，也可以用于耕種。農(nóng)活分工建立在性別基礎上，但水稻種植相關農(nóng)活的60%以上通常由婦女完成。窮人的女兒們不用像貴族卡爾蒂尼那樣過隱居生活，因為她們需要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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