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楊共樂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6年下卷，總第15卷。本卷設立了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外國史學研究歷史文獻學等欄目，所刊文章頗能體現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最新進展。
歷史學家如何書寫歷史？歷史能否被反映和再現？史學家撰寫歷史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史學家在反映歷史時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這些都是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研究的永恒的命題。古今中外的史學家無不以他們的史學實踐來回答這些問題。本卷的論文，雖各有自己的論題，但對這些問題關注較多。
呂宏山的《論孔多塞的歷史觀》，通過對孔多塞歷史觀念的分析和評述，揭示了孔多塞對一些重要史學理論問題的見解。作為百科全書派的最后代表人物，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孔多塞可謂是西方近代史學的啟蒙者。他對歷史學與哲學、歷史學與自然科學、歷史學與人類理性、歷史學與人類社會進步的關系之論述，為實證主義史學奠定了基礎。他繼承了前輩啟蒙哲人的歷史思想，并把概率計算的方法引入對未來的預測中，從而使歷史學與自己倡議的社會數學緊密地結合起來。他指出：如果說人們能夠以幾乎完全的確鑿性來預言他們已經知道了其中規(guī)律的那些現象，如果說即使是它們尚未為人所知，他們也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以很大的概率預見未來的事件，那么為什么以某種或然性，根據人類歷史的結果來追蹤人類未來命運的史表，就應該被看成是一樁虛無縹緲的事業(yè)呢？孔多塞的歷史觀的確給歷史學家以信心，為歷史學展現了光明的前景。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是公元1世紀的猶太史家。付杰的《試析猶太史學傳統(tǒng)對約瑟夫斯作品的影響》剖析了這位史家的學術基因，指出他雖然吸收、借鑒了一些希臘羅馬史學思想，但猶太史學對他的影響卻是決定性的。趙法欣、鄒薇的《普塞洛斯〈編年史〉中拜占廷帝王形象塑造的特點》，將《編年史》的帝王形象塑造之特點概括為普遍缺陷、手法隱晦和力求客觀三個方面，并認為這些特點的形成與拜占廷歷史寫作的發(fā)展趨勢以及作者的自身經歷密切相關。王云燕的《內藤湖南與趙翼史學關聯(lián)考述》，通過扎實的考辨，指出在日本近代具有重大影響的史學家內藤湖南承襲了清代史家趙翼的諸多成果，頗有益于考察近代中日史學之聯(lián)動。
再把視線轉向中國史學家。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中國史教授吳淑惠的《前四史中的隱形史家（上）》在論述中國古代史學家的歷史敘事方面，視角獨到，對發(fā)掘中國史學的優(yōu)秀遺產和優(yōu)良傳統(tǒng)富有意義。該文認為，《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都存在眾多史學家并不直接發(fā)表對歷史的看法，而是設定歷史場景，通過歷史人物表達史家觀點的情況。作者把這種特殊的寫史手法稱為隱形史家。顧炎武的《日知錄》有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一條，表彰司馬遷的高明敘事手法。20世紀60年代，白壽彝先生發(fā)表文章《司馬遷寓論斷于序事》，補充了顧炎武列舉的事例，將此研究做了重要深化。吳淑惠教授青年時期接受西方漢學訓練，又一直在美國各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和教學工作，她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將視野擴展至前四史，提出隱形史家的概念，在揭示中國史學特點方面，可謂慧眼獨具，反映了以西方漢學思維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的精湛成果。在中國近現代史家中，張蔭麟的中國通史撰述值得關注。周文玖的《執(zhí)著的追求卓越的成就》對張氏的中國通史撰寫過程以及成就進行了深入探索。文章認為，張蔭麟的未竟之作《中國史綱》，雖歷經時間沖刷，但至今仍光彩絢爛�！吨袊�史綱》經久不衰，獲得巨大成功，與張蔭麟對中國通史寫作的鐘愛、重視以及執(zhí)著的追求是分不開的，它在歷史編纂理論、史實的考證和選擇、歷史的文字表達等方面，均臻于萃美。
曹操雖不是史學家，但他的歷史見識卻有過人之處。郝虹的《曹操的異端歷史認識》揭示了曹操諸多不同凡響的歷史見識，指出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與他的歷史見解密不可分。歷史認識是如何影響現實的，從曹操身上可以獲得很好的解答。歷史的功用，誰能視而不見？！李玉莉的《崔述的〈論語〉考辨述論》論述了清代辨?zhèn)慰紦�學家崔述考辨《論語》的成就，認為崔述對《論語》考辨全面、結論精審，堪稱清代辨?zhèn)巍墩撜Z》的中心人物。
本卷對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分量較重，顧頡剛、周予同、侯外廬、張蔭麟、蔡尚思、王叔岷都是重要史學家，他們或以辨?zhèn)慰甲C著名，或以研究經學史、思想史見長。過去對他們的研究有的充分，有的還非常薄弱，但研究充分的不等于沒有薄弱之處。如對顧頡剛的研究比較多，但專門討論他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歷史和政治》的文章，似乎尚不多見。本卷中王舒琳、馮嬋對蔡尚思、王叔岷的研究對彌補現代史家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都是極其有益的。
本卷所發(fā)文章，均注重觀點的公允性、資料的可靠性和豐富性。外國史學研究的文章都運用了多門語言的基本史料和參考文獻。崔麗娜的《荷馬和赫西俄德對冥界的構建》以及上面所介紹的研究約瑟夫斯、普塞洛斯的論文，都有這個特點，而且這幾篇文章的作者都很年輕。這反映了中國的外國史學研究者在掌握語言工具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實在是可喜的現象。
歷史文獻學的研究亦可圈可點。楊繼承的《蔡邕〈五行意〉辨?zhèn)巍酚霉�很深，辨析入微，結論值得重視。張艦戈、張升的《論〈永樂大典〉之復原》則根據目前對《永樂大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大膽地提出復原《永樂大典》的設想和建議，論述了開展這項巨大文化工程的學術意義和時代意義。
本卷的兩篇附錄，一是《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大事記》，二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論著要目》。前者記述本中心一年來所做的事項，后者反映一年來本學科的學術成果。對從事和關心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朋友，這些信息都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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