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代述與混合敘述：一種紀實倫理的研究》：

　　作為一種涉及重要歷史經驗的敘述，真實性是自述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敘事要求。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事實上，在自述過程中，由于親歷者個人認知、表達能力、結構經驗的能力、經驗本身的局限，以及自述行為本身的建構性特征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自述作品并不總像它們“理應如此”的那么“真實”。因此如何克服這些局限、如何使自述有選擇的建構性更加客觀，更加貼近“理應如此”的要求，已不只是具有歷史認知層面的意義，還同時賦予自述一種倫理內涵。

　　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自述是否具有反思性。因為，只有經過理性反思，瑣碎的、零星閃現(xiàn)的經驗才能成為具有邏輯性的意義整體，也才能使回憶真正成為一種思考。在這一方面，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帕斯捷爾納克的《人與事》以及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堪稱經典。在這些作品中，回憶不只是親歷者對個體人生的簡單追憶，同時也是爆發(fā)著“思想威力”的關于生命、死亡、自由、理想、歷史、苦難、存在、真理、愛情、宗教等命題的哲思。沒有了這種思考的重量，無論赫爾岑的自信、樂觀與激情多么感染人，無論其文體與語言多么優(yōu)美和光輝；無論愛倫堡、帕斯捷爾納克與索爾仁尼琴對歷史真相的揭露多么具體入微，這些作品也都不會如現(xiàn)在這般震撼人心。

　　因此，反思性的有與無、深與淺對于“反右”敘述來說尤為重要。這是靈魂殘破的一代，曾幾何時，有意無意間，他們被卷進時代狂潮的風口浪尖；又曾幾何時，他們作為歷史的“剩余物”被拋向歲月荒蕪的邊緣。曾經的屈辱與折磨已使他們的靈魂飽受摧殘，道義上的過失與過錯又帶給他們長久的不安，而歷史記憶在青年一代被扭曲、被淡化、被中斷的事實，則尤使他們覺得遺憾、焦慮與痛心。內心對于無憾圓滿與心安幸福的迫切渴望、對于歷史與后代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的日益增強，使他們不得不在人生的暮年負重前行。因此，當他們在講述自己故事的過程中，與一度被深藏或遺忘的歷史，和一度被隱匿的殘破靈魂相遇，并進行追問、審視與清理時，反思性的有與無、強與弱，已不只會影響到世人對于歷史客觀性的認知，也會影響到敘述能否通向經驗主體內心與精神的深處，從而完成修訂、完善、提升、建構一個既能直面自我心靈又能承擔相應歷史責任的倫理主體的重任。因此，反思性在重構自我、發(fā)現(xiàn)并抵達自我性、實現(xiàn)自我認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有經由具有反思性的敘述，使回憶真正成為一種思考，自述者才能為生命中的受到創(chuàng)傷的那一時刻找到恰當?shù)膫惱砦恢�，為倫理主體的生成營造恰當?shù)牡赖驴臻g，提供合理的價值標準。因而，建構自我的敘事應當是一種具有反思性的倫理敘事。在此，反思不僅代表了敘述所能達到的深度，也昭示著一種自述者不容回避的敘事態(tài)度；既是敘述者在敘述話語中置入的態(tài)度選擇和努力實現(xiàn)的倫理意圖，也是敘述者對讀者做出的態(tài)度承諾和讀者對文本給予的倫理期待。

　　其實，只要是敘述，就必然會包含敘述者的態(tài)度選擇。因為，語言中總是有態(tài)度的，也即語態(tài)。語態(tài)就是一種“存在的修辭學”。但是在當下的文學敘事中，這一點要么被忽略，要么被種種敘事面具掩蓋或替代，從而造成了敘述態(tài)度的被隱蔽與語言行為的倫理淡漠。就“反右”敘述來說，由于“反右”事件本身所蘊含的歷史、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倫理等層面的復雜內涵，以及它對當下社會生活實踐的重大意義，使得關于它的回憶、認識與敘述必須包含作者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選擇。因此，自述應當是自述者基于歷史責任感與義務感的一種源自內心要求甚至自我生命絕對命令（錢理群語）的、嚴肅、沉重、匍匐于地面的寫作行為，雖然其中也可以夾雜暖色與亮色，但敘述并不會因此而顯得隨意、散漫，不可能也不應該輕若飄云，散若浮沙，暢若奔溪，否則對歷史的反思、對歷史責任的承擔，以及對自我真實性的認同，就會缺乏明晰的立場與應有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