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xué)&多元對話系列 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
　　六朝時期南方被冠以“蠻”“俚”“獠”等名稱的山地人群的動向，歷來是此時代受到學(xué)界關(guān)注的基本問題之一。在20世紀，自周一良《南朝境內(nèi)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以來，中外學(xué)界已經(jīng)積累了大量成果。①這些研究對于史料記載中蠻、獠等族的分布、源流和遷徙，以及王朝政府與他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等問題，做出了詳盡的回答，讓人幾有題無剩義之感。進入21世紀之后，伴隨著對于“民族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此前那種將蠻、獠等理所當然地視為一個個“民族”或“族群”實體，再去追尋其源流、分布、遷徙、文化特性，或者作為一個個族與國家之互動的研究思路，受到了質(zhì)疑。站在新的理論立場上重新思考這一問題的力作，首推魯西奇《釋“蠻”》和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兩篇論文，②兩文同中有異，合而觀之能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魯西奇《釋“蠻”》一文首先由“蠻”的內(nèi)部多樣性解構(gòu)了“蠻”作為一個族群的定論，進而有力地論證了南北朝時期蠻的主要共性在于不著戶籍、不服徭役、不納或少納賦調(diào)，不居住于國家控制的城邑之中或附近，他們大部分是先秦以來即生活于此的土著，另一部分是逃亡而來的一般編戶百姓，“脫籍”是其主要共同特征。因此魯西奇指出，不如將“蠻”看作是“社會群體”或“地域居民集團”。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文同樣強調(diào)山越、蠻等具有內(nèi)部的多樣性，不能簡單視為一族，但更加強調(diào)他們在文化意義上非華夏的一面，認為過于重視山越與蠻中脫籍逃亡而來的編戶民則不免過高估計了他們的華夏化程度。該文的另一個論證重點是南方的華夏化以不均勻的形態(tài)展開，華夏國家步步進逼，蠻夷在進入華夏政治體系、接受越來越重的賦役負擔（即“霈沐王化”）與抗拒壓迫“依阻山險”之間進行著艱難的抉擇，博弈的結(jié)果則是王化由孤島擴大為海洋，而蠻夷由海洋日漸淪為山險中的孤島。因此華夏化主要是一個政治過程，必須關(guān)注國家在其中的能動角色。
　　以上所舉兩位學(xué)者觀點的主要分歧在于對華夏化概念的界定不同。魯西奇明確指出“華化”就是“王化”，羅新雖也同意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看編戶化意味著華夏化過程已經(jīng)完成，但他從土著族群的立場出發(fā)，仍然主要在族群和文化的意義上使用華夏化一詞，而對編戶化意義上的華夏化更多以“王化”稱之。如何理解“華夏化”所包含的這種歧義性呢？在研究中國中古時期歷史時，“華夏化”作為“漢化”的一個替代語，除了避免漢族族稱出現(xiàn)較晚帶來的時代錯置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理論內(nèi)涵，即它不再簡單地指一族對另一族的文化同化，而是強調(diào)了進入或建立華夏式帝國政治體系的意義。換言之，華夏亦非一族，華夏化不只是族群間的文化同化。華夏化應(yīng)可區(qū)分出政治體與文化認同兩個層面，政治體意義上的華夏化是指加入或建立華夏式帝國政治體，被制度承認為華夏國家的成員，略等于“王化”；文化認同意義上的華夏化則涉及語言、習俗、祖源重構(gòu)、心理認同等方面。這兩者并非同步進行的，但一般來說，政治體意義上華夏化的完成基本可以宣告文化認同意義上華夏化的啟動，只要不出現(xiàn)大的變故，兩者間的差距只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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