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非口語論》集中圍繞“之乎者也”等文言虛詞是否古人口語這一問題,展開密集論述。全書共分七章。第一章,以豐富的文獻依據(jù)和繁密論證,依次指出漢魏六朝至宋元明清時期古人口語中并不使用“之乎者也”這樣的虛詞。第二章,通過歷史的考察,指出文言虛詞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爆發(fā)”與其后迅速“消失”等現(xiàn)象,并分析其內(nèi)在原因。第三章,分析指出了“辭”的本質(zhì)就是非口語。第四章考察文言“虛詞”的產(chǎn)生過程及成因。第五章,分析指出 “辭”的繁榮與“言外”觀念之消亡的過程。第六章,通過對古代文獻的綜合分析,指出 “辭”的加減與替換的情況。第七章,綜合揭示了“修辭”乃古人為文之法的這一結論。全書語言凝練,結構得當,論述嚴謹,觀點鮮明,令人印象深刻。
“之乎者也”一類文言虛詞是古人口語,這幾乎是文化人最基本的常識。本書作者卻提出這個與傳統(tǒng)看法完全相左的觀點。作者對漢語史上的材料進行了全面梳理分析,逆向考察了元明清時期、唐宋時期、漢魏南北朝時期直至先秦時期文言語氣詞與口語的關系。作者指出,古代書面語與口語既不對立,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整個文言虛詞系統(tǒng)都是呂叔湘先生所謂“人為的東西”。漢語書面語無論古今,都是口語與非口語兩部分的組合,非口語成分多,文言程度就高,就難懂;相反,口語成分多,白話程度就高,就易懂。作者特別強調(diào),諸如“先秦書面語與口語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語”之類的結論,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才出現(xiàn)的,是西方語言理論影響下的產(chǎn)物。這些結論根本是未經(jīng)任何證明的假命題。
孟昭連,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理論與藝術的研究,出版《白話小說生成史》《中國小說藝術史》等。近年來持續(xù)關注和研究古代言文關系問題,先后發(fā)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語氣詞非口語說》《論“辭”——文言語氣詞非口語再說》《再論“辭”——“辭”的產(chǎn)生及“言外”觀念之消亡》等多篇論文,在語言學界引起反響。
序 一
李劍國
昭連兄關于“之乎者也”和“辭”的兩篇論文發(fā)表后,我聽到不少人表示贊同。比如明史專家南炳文先生,南開大學出版社原總編張格先生,都認為這個觀點很有創(chuàng)見。有意味的是,他們都不是專職研究語言的,語言學者大抵不以為然,甚至持不屑的鄙視態(tài)度。孟文發(fā)表后,語言學一片沉寂,不知是否也是這個原因。也是,老孟你一個門外漢,就像孫猴子大鬧蟠桃會,攪亂人家好端端的語言學盛宴,不遭白眼才怪呢!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雖是語言學的“門外漢”,但也說了一輩子漢語,讀了一輩子古書,品味了從商周到近世的無數(shù)文言文,作為一個漢語的“當事人”,畢竟也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就常想,難道幾千年前的古人會說話就之乎者也嗎?這些見于書面文獻的之乎者也矣焉哉,是不是只為文化人書寫時所用,來表達什么特殊意思呢?讀了老孟的論文我給歸納一下,就是這些許慎等人叫做“辭”的詞(現(xiàn)代語言學歸之于代詞、助詞、連詞、介詞、語氣詞等),其實只是書面語詞匯,是從實詞假借過來表達語氣、停頓和斷句的,并承擔著某些特別的語法功能。
老孟的論文雖然表面上避開理論,但實際上背后有著一個清醒的理論認識,就是對文字和語言的關系——亦即書面語和口語的關系——的明確定位。我上大學時就聽老師講,文字是語言的記錄。那時就懷疑,古人寫的話是和說的話是不是一回事?漢語史好幾千年了,可是成為一門語言學卻是近代的事,而且從《馬氏文通》開始就是套用西人的語言學理論(順便說,套用洋人理論研究本土問題一直是國人的一大弊。。所謂文字是語言的記錄就來自于兩千多年前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話:“文字是口語的符號!保ā督忉屍罚⿲τ谖髡Z表音文字來說,這話可能是對的,但對漢語表意文字來說就大成問題。德國17世紀哲學家威廉·萊布尼茨早就說過:“語言是通過發(fā)音提供思想符號。文字是通過紙上的永久筆劃提供思想符號。后者不必與發(fā)音相聯(lián)系。從漢字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保ㄞD(zhuǎn)引自鄭也夫《文字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萊布尼茨曾醉心于研究中國和漢字,他的結論——文字不必與發(fā)音相聯(lián)系,無疑是深刻的。對這一問題,國內(nèi)學者也有過精彩的論述,修辭學家陳望道說:“假若追溯源頭,文字實與語言相并,別出一源,決非文字本來就是語言底記號。”(《修辭學的中國文字觀》,1925)文字學家唐蘭說:“口上說的語言,筆下寫的文字,兩者顯然是不同的。因為西方人的語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語言也就研究了文字!粗,中國文字是注音的(引者按:此指認漢字不經(jīng)注音是讀不出來的,古人常用反切法注音),語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時期就已經(jīng)不一致,從文字上幾乎看不到真實的語言……”(《中國文字學》,1949)老孟也引用過黎錦熙、高名凱等學者的話,他們說得更透徹,直接涉及到這些書面虛詞的性質(zhì),這里不贅述。
我所以引用這幾段中外的相關論述,意在說明文字書寫的書面語并非口語的直接記錄。但這不是在重復書面語較之口語簡潔準確等習慣看法,而是說研究古漢語中的之乎者也之類時,必須破除它就是口語記錄這一慣性思維,必須好好想想它們是怎么來的,究竟在語言表達中起著什么作用,是不是因為書面語中有就能證明口語中也有。
古人口語中肯定有表語氣的詞,大概如“兮”“猗”“些”之類,是古楚語中的語氣詞;鄭玄也說“居”是齊魯語助。但它們沒有成為通用詞匯,在書面語中通用的乃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之類。而這些通用的詞匯大多有本義,比如“焉”字依《說文》的解釋是江淮的一種黃色鳥類,“耳”的本義為“耳,主聽也!彼鼈兪潜患俳柽^來用以彌補口語轉(zhuǎn)化為書面語時的語氣缺失,用以表示各種語氣并兼作斷句提示(即老孟說的標點符號),這當然只是文人筆下的產(chǎn)物,是文人間的“約定俗成”,并代代相傳下來,在文言文的寫作實踐中不斷被規(guī)范化。由于這些“辭”的加入和被有效使用,從而形成文言文這一獨立語體,它和口語并存。文人說話是一回事,書寫是另一回事。書寫要遵循傳統(tǒng),要雅化、避俗,口語中有的他們不見得用,口語中沒有他們反而會創(chuàng)造出來。幾千年下來,說歸說寫歸寫,就這么回事。自然二者也有相互滲透的現(xiàn)象,但大面貌是不變的。只要將現(xiàn)代的書面語與口語相對照,同樣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大家寫專業(yè)論文,不會用家鄉(xiāng)的方言土語,只能用書面語,而通用的書面詞匯又有很多是自己的口語中所沒有的。所以我們雖然來自各種不同的方言區(qū),但寫出的論文看不出有方言的區(qū)別,古代書面語也應該如此。
老孟在論證觀點時引用了大量文獻記載和語言資料,不但相當充分,而且對這些材料進行了嚴謹?shù)姆治雠c解釋,并作出合理推斷,形成了相當完整的證據(jù)鏈。有人對老孟說你這是文學的方法,不是語言學的方法。我不曉得什么叫文學的方法,莫非是說靠的是想象、夸張嗎?那么語言學的方法又是怎樣的?其實文學的方法、語言學的方法本質(zhì)都是一樣的,就是靠事實說話。老孟的方法是實證的方法,絕非是拋開歷史和事實的想入非非,更不是有人說的有意制造什么“人咬狗”的轟動效應。如果新聞媒體報道他的觀點是獵奇,那么發(fā)表孟文的兩家高校學報也只是“人咬狗”式的獵奇而不是學術行為嗎?我聽說發(fā)在《南開學報》上的《論“辭”》一文,外審專家表示這是他審過的最有創(chuàng)見的文章,而且被學報推薦為2015年度兩篇優(yōu)秀論文之一。人家一直是踏踏實實的,秉持著嚴謹?shù)木褡鰧W問,不是為了爭“眼球”。當然,他對材料的使用和論證也許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修正,但批評的態(tài)度不應只抓雞毛蒜皮,不應糾纏細枝末節(jié),而應直奔主腦才是。在我看來問題其實很簡單:人家舉出那么多的事例來說明“之乎者也”非口語,有材料,有分析,有結論。你反對可以,但也應當舉出大量的反證,說明“之乎者也”是口語。只要你的分析到位,說的更有道理,比老孟的觀點更有說服力,他的觀點自然會倒掉。
這幾年昭連兄研究“之乎者也”可謂朝思暮想廢寢忘食,到了癡迷的地步。2013年我曾寫過《戲贈昭連兄》一律送給他,不妨引在這里:
世系孟軻孫,鄉(xiāng)邦劉季地。
雖無隆準顏,亦有浩然氣。
蟋蟀豈微蟲,葫蘆乃大器。
耽研語助詞,思苦人憔悴。
雖語含戲謔,但對他的執(zhí)著精神著實欽佩。如今他將多年的研究成果寫成專著出版,誠為學界幸事。借用時下一句時興話,對他的可貴精神和可喜成就也點個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