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系列教材的策劃到第一批面市，轉眼四年過去了。其間中國社會和媒體的變化之大，令人目不暇接，更難全面理解其中玄機。這種巨變也給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戰(zhàn)：原有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哪些已經無效？哪些行將過時？對于本專業(yè)來說，還有一個特殊之處，那就是隨著自媒體的崛起，師生教學關系是否已經從“前喻文化”變成了“后喻文化”？
 　　“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的概念源于美國女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所謂“后喻文化”，在此特別是指在新媒體時代，學生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或其他現(xiàn)代學習手段，比家長、老師等長輩更早、更多地獲得信息，更熟練地使用新媒體，而當學生對事物的感知與教師所教知識發(fā)生沖突時，學生會大膽或無情地對教師的“教育”進行評價或批判。
 　　今天，對于站在三尺講臺前的教師來說，一個嚴峻的考驗是：在應用型學科里，如果你講課拘泥于傳統(tǒng)套路，從概念到概念，或從抽象到具體，效果可能堪憂。如果講述方式又是那么枯燥乏味，那么臺下的學生即使不便公開表達不滿，也會撥弄起手機來。換言之，“手機個人主義”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而過度干預學生喜好的教師，是不會受到歡迎的。
 　　我們再從方法論的角度來反思：即使教學效果尚可，從概念到概念式的講課，極有可能令學生絕緣于火熱的現(xiàn)實生活。而從抽象到具體的演繹法，其局限性是明顯的：（1）不能解決思維活動中演繹前提的真實性問題。（2）不具有絕對性普遍意義。當事物由于發(fā)展而出現(xiàn)了一般沒有的特點時，以一般演繹到個別往往不能成功。（3）得出的結論正確與否，有待于實踐檢驗，不能從內容上確保其結論的真理性。
 　　由此我們不難想象，教師組織教學活動中確實面臨著不小的風險與陷阱。如何規(guī)避這些風險與陷阱，至少是當下高校教師的急務要務之一。而趣味性強、與演繹法反其道而行之的案例教學法應運而生。說來始于哈佛大學的案例教學法已有百年以上歷史，但是引入中國只是近年的事情，而且主要的運用者還是商學院。
 　　不過寥寥數(shù)年的實踐，案例教學法的影響迅速超越了商學院。而在案例教學法的發(fā)源地哈佛，情況更是如此。這兩年在中國走紅的哈佛公開課，其中由邁克爾·桑德爾教授開講的政治哲學課程《正義》系列，收獲了巨大的反響和聲譽。桑德爾借助假想案例，引誘由“局外人”變成“局中人”的聽眾鉆入其設計的困局，令上千學生忽而哄堂大笑，忽而轉為沉思苦想，忽而身陷兩難境地不能自拔。
 　　入神于這些案例之后，學生們的學習興趣油然而生。于是桑德爾再交代本課程的學習要求和相關理論的要點難點，這時我們所看到的是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聆聽和記錄……去過哈佛的人都知道，這所名校校園不大，而桑德爾授課的地方實際上是一所老劇院——桑德斯劇院。能讓偌大的劇院座無虛席，肯定不是一件易事�？梢哉f，桑德爾不僅是杰出的社群主義哲學大師，而且是善于捕捉和拴住學生心靈的法師。
 　　那么，新聞傳播學能不能推出完整的案例教材系列？這恐怕難以做出肯定的斷言，因為案例教學也有局限性。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坦陳，案例教學至少有兩個局限性：第一，見樹木不見森林。如果沒有可復制性，那么相關意義就不大。第二，中國變化特別快，案例容易過時，這與多年不變的美國不同。
 　　此外，案例往往以較短的篇幅材料來涵蓋相當長的時間歷程，很難在內容與時間歷程之間保持協(xié)調一致。案例敘述的是某一事件，沒有嚴整的結構，這樣學生所獲得知識、技能等也難以匯總進一個整體框架中。案例可能也會使學生形成一些不正確的概括化認識，易出現(xiàn)“過度概括化現(xiàn)象”。案例教學不一定適合講究系統(tǒng)性的新聞史和新聞傳播理論課程。
 　　但是，在日益豐富的新聞傳播學的課程群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與實踐相關的課程是可能采用案例教學法的。本系列就是這樣一種大膽嘗試。我們規(guī)劃的系列中，包括財經報道、媒體道德與倫理、媒體法、新聞攝影、調查性報道、深度新聞報道、融合新聞報道、新聞采訪、全媒體新聞編輯、新聞評論、法治報道、網(wǎng)絡輿情等。它們將陸續(xù)面世。
 　　當然，出版系列案例教學教材是一種帶風險的嘗試，其績效如何，端賴作為使用者的學生以及同行的評判。我們的初步努力一定多有不成熟之處和不周嚴之處，因此真心歡迎廣大師生的批評和改進建議。
 　　本系列教材從設計規(guī)劃到編輯出版，始終得到了新聞傳播學資深出版人司馬蘭女士的支持和關注，她的眼光和經驗為本系列的可持續(xù)性提供了動力，在此我們深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