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zhàn)略部署,這對紀檢監(jiān)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級紀檢監(jiān)察機關聚焦主業(yè)主責,按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深化紀檢監(jiān)察體制機制改革。在當前形勢下,“問話”“談話”“訊問”成為紀檢監(jiān)察人員在工作中了解情況的重要方式。科學合法的發(fā)問方式不僅有利于偵破案件,更能夠有效的高效的辦理案件。 為適應十八大以來紀檢監(jiān)察工作新要求、新部署、新舉措,提升紀檢監(jiān)察人員的辦案素養(yǎng)和學習需要。我們邀請長期從事反貪反瀆工作的審訊專家吳克利同志編寫了《問話的科學(從紀檢監(jiān)察問話談話到偵查訊問)/司法實務技能培養(yǎng)叢書》一書。本書凝結了作者近三十年的審訊工作經(jīng)驗,為紀檢監(jiān)察人員提升工作素養(yǎng)提供了可貴的參考。
吳克利,1957年出生于安徽省明光市,研究生學歷,高級檢察官,全國檢察業(yè)務專家、國家檢察官學院駐院教官、職務犯罪研究所兼職副所長、兼職研究員、中國法律語言研究會理事、中國檢察學研究會職務犯罪調查與預防專業(yè)委員會理事、最高人民檢察院講師團成員。
作者在近三十年的調查訊問實踐中,潛心鉆研調查訊問的奧秘,成功地總結出一套系統(tǒng)完整且實用的審訊方法,并已出版《審訊心理學》《審訊語言學》《調查“談話”方略與技巧:紀檢監(jiān)察辦案實務》《鏡頭下的訊問》等近十部調查訊問專著,發(fā)表了四十余篇理論研究文章,兩次獲得全國檢察機關精神文明建設“金鼎獎”和“新時期理論研究成果獎”。
二、充分運用語用行為的背景信息“談話”
“談話”語言背景信息的預設方法。背景信息預設的含義,是“談話”語言表達結構附帶包含的信息。例如,調查人員問被調查人:“你存那么多錢干什么?”被調查人答:“那是我兒子的錢存在銀行的!边@句話無論被調查人出于什么樣的目的,調查人員都應該能夠知道他的背景含義:“他有兒子”“銀行里有存款”。這種背景信息正是調查人員需要知道的,調查人員應當知道這樣附加的背景信息,就是獲得了新的信息。實際上“談話”的過程就是不斷地獲取新信息的過程。調查人員獲取了新的信息后,就要緊追不舍:“錢存在哪家銀行?存了多少錢?”一旦被調查人把銀行存款的信息告訴了調查人員,就等于交出了違法違紀行為證據(jù)。通常在“談話”活動中調查人員要設法隱蔽自己,不應該讓被調查人知道的信息,就要特別小心的不在“談話”的語言過程中顯露背景信息。同時要注意被調查人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的語言背景信息,調查人員發(fā)現(xiàn)的背景信息越多,掌握被調查人的信息量就越大。
三、“合作原則”下“溝通”的“談話”方法
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賴斯提出的語言交際的“合作原則”,即人們在進行話語交際的過程中總是相互配合的,為了能夠達到相互配合的目的,話語交際的雙方都應當遵守某些話語原則,語言的交際活動才能得以進行。這種“合作原則”表現(xiàn)了語言交際的真假質量、信息的數(shù)量、議題的相關、條理方式等。但是“談話”活動是在對抗的語境中產(chǎn)生的語言行為,因此,在這樣特殊的語境條件下,并非總是嚴格遵守交際的“合作原則”,在對抗的語境條件下,其語用行為常常偏離常規(guī),不符合“合作原則”。
這種違反“合作原則”的語用行為通常包含著復雜的背景含義,調查人員常常需要越過被調查人話語的表面意義,去推斷話語中所隱含的言外之意。例如,被調查人因大量的受賄違法違紀被立案調查,在“談話”時用謊言對抗進行否定,“我是共產(chǎn)黨員,我不可能收受賄賂去拿別人的錢!”這句話就違反了“合作原則”講真話的質量準則。被調查人在這里說了假話,故意違背質量準則。違背“合作原則”所產(chǎn)生的語言含義,在很多時候是根據(jù)語境推斷而獲得的。對抗性的語境出現(xiàn)違背“合作原則”的情形,是由“談話”活動的基本特征決定的,“談話”成功的基本過程是從對抗發(fā)展到配合順從的過程,也是協(xié)調語境下實現(xiàn)和滿足語言“合作原則”的過程。完成這一過程的基本方法就是溝通,溝通就是為了設定的目標,把信息、思想、情感傳遞給被調查人,并達成協(xié)議的過程。
完成這種傳遞任務的就是調查人員的語用行為!罢勗挕被顒邮且豁棌碗s的系統(tǒng)工程,是調查人員與被調查人的心理溝通過程,“談話”的全部活動是在溝通的過程中完成的。調查“談話”機制主要是由調查人員、被調查人及“談話”環(huán)境構成的。被調查人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遵守語用行為的“合作原則”如實招供,調查機關的調查人員如何利用所擁有的一切資源來影響被調查人、促使其如實供述其違法違紀的事實?換句話說,即調查機關(調查人員)如何才能提高調查“談話”工作的效率,以盡快地獲取被調查人自愿供述的口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與被調查人的“溝通”程度。被調查人對抗的關鍵是不能夠溝通、不需要溝通、不愿意溝通。“談話”活動是在交流的過程中完成的,因此只有溝通了才能吸收信息,信息才能產(chǎn)生作用。很多時候被調查人對信息的影響和刺激是封閉的,在這種情況下就產(chǎn)生不了溝通,出現(xiàn)了違背“合作原則”的情形,自愿供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xiàn)。有效的溝通是“談話”的主要目的,因此,將“談話”理解為一種溝通,具有很重要的意義,這其中涉及信息發(fā)送者、信息接收者、信息刺激和信息渠道。信息的發(fā)送與接收一樣重要,有許多渠道可以發(fā)送信息(包括口頭與非口頭),但是僅僅有信息的發(fā)送和接收并不夠!罢勗挕睉且粋開放的系統(tǒng),其中存在各方面的影響。沙伏特指出,在調查“談話”中調查人員應當通過一定的控制影響手段,即運用一定的姿勢或表情來調動被“談話”者的態(tài)度,因為一定的姿勢或手勢可以代表對被調查人的獎勵或懲罰。
調查“談話”是在調查人員對被調查人的影響、控制下,實現(xiàn)調查“談話”目的的過程。在“合作原則”下的“溝通”的“談話”方法:首先,要進行充分的準備,弄清楚被調查人對抗的心理特點。在通常的情況下被調查人大多是畏罪心理和僥幸心理并存,從什么角度切入能夠盡快地達到目標,這里包括最高目標和最低目標,同時還有如果達不到目標如何進行目標的轉移。這些情況,“談話”之前談話人都必須考慮清楚。這里以“溝通”為手段的語用行為不能直接涉及案件的主題,效果最佳的方式是通過用“拉家常”的方式詢問其個人的學習經(jīng)歷、社會經(jīng)歷、生活狀況、夫妻關系、交往情況、個人愛好等建立溝通的平臺。
其次,確認被調查人的需求,發(fā)現(xiàn)研究被調查人當前的需要。如果被調查人由于畏罪心理對安全的需要尤為突出,那么調查人員就應當從降低損害的角度切入;如果被調查人當前的需要是榮譽感,那么調查人員就應當從降低罪責感的角度切入;如果被調查人的僥幸心理比較突出,那么被調查人當前的需要是摸底,即違法違紀的事實的暴露情況,這時調查人員的切入點就是違法違紀事實已經(jīng)暴露的信息。確認需要的語用行為方法是:盡量要讓被調查人侃侃而談,必要的時候加以鼓勵和附和,但是談話人則要做到時刻頭腦清醒,逐步進入“溝通”的通道,使被調查人充分地暴露心理需要的信息。這里應當注意的是,“談話”人不能刻意圍繞“談話”目標,以免暴露“談話”意圖,同時還會引起被調查人的警覺,封閉“溝通”的通道。
再次,調查人員要闡明自己的觀點。調查人員的出發(fā)點應該是從關心、幫助被調查人的角度,以能夠使被調查人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獲得從輕處罰為目的。其語用行為方法是通過“閑聊”,即“自由式交談”,與被“談話”人“套近乎”,說明自己的觀點:希望每一個被調查人都能夠獲得從輕處罰,提出符合既定需要的建議,在對建議的問題上找出幾個方案,讓對方選擇,使被調查人在“自由交談”中打開“溝通”的心理通道。
復次,需注意對被調查人提出的問題和要求,要給予及時的答復,不能答復的要說明原因。有的被調查人經(jīng)常會直接詢問,自己供述認錯、認罪以后能不能辦取保候審?能不能判緩刑?等。調查人員應當根據(jù)情況給予客觀的回答,針對那些罪行比較嚴重的,明顯判不了緩刑的人,不要正面回答,以免強化其畏罪、恐懼心理,在直接告知法定從寬、從輕的條件的同時,客觀地告訴他:“刑罰是審判機關決定的,不是紀檢監(jiān)察機關決定的,你的認識以及態(tài)度,都會記錄在案,成為審判機關的參考意見!
最后,完成“合作原則”的語用行為目標,這種合作原則能夠通過外部或者內部的積極反饋表現(xiàn)出來。其語用行為是通過評價來解決與被調查人的心理溝通問題。對被調查人進行評價,主要包括對被調查人個人的評價(包括人的成長過程、歷史的閃光點、行為的客觀原因以及與他人的相互關系),對事件的評價(事件發(fā)生的原因、客觀的影響、現(xiàn)實的目的性),對行為的社會關系的評價,不斷地降低被調查人的畏罪心理,提高社會環(huán)境影響的作用,從而進入被調查人的內心世界,逐步控制被“談話”人的情緒和情感;消除對立抵觸情緒,讓他體會到政府對其挽救的誠心;激發(fā)其個人榮譽感,或利用其感情脆弱,喚起其后悔心,感到自己的行為的確給家庭、給自身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遺憾,從而自愿選擇供述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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