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人法學”
　　——《文人法學》一書代序
　　作為一介法律學人，隨著年歲漸長，思慮漸深，這幾年越來越深入體悟到：在當今中國，欲推行法治主義，必先有人去踐行法治啟蒙，否則，法治國家的構想終究會化為泡影。有鑒于此，平時閑來也寫一些輕松的學術隨筆，或發(fā)表于博客與報章，或暫藏于私人文檔，隔了一些年頭，便會蓄了一些篇什，可以裒輯成冊，斗膽拿來付梓。這本小書就是繼《剩余的斷想》之后又一冊同樣類型的覆瓿之作。
　　本書的書名《文人法學》，源之于2007年在《法學家茶座》第13輯上發(fā)表過的一篇拙文的題目。那篇文章開宗明義便指出：環(huán)顧當今中國法學界，似乎可以套用《共產(chǎn)黨宣言》的首句，說：
　　“一個幽靈，文人法學的幽靈，在中國徘徊。”
　　這不完全是笑談。筆者較早之前就觀察到，在當下我國法學界，實際上已經(jīng)在一定范圍內出現(xiàn)了一種可稱之為“文人法學”的流風，其代表性的學人，可首推朱蘇力、賀衛(wèi)方、馮象、許章潤、舒國瀅等數(shù)位學者，還有一批年輕的學者或學子追隨其后，在“暗夜里穿越”（套用強世功評蘇力語），以致聚成了一定的群落，形成了一定的氣候，即使還不足以構成一種流派，至少也稱得上一種品流了。
　　說到這“文人法學”，其標志性的傾向，可初步歸納出如下幾種特色：
　　其一，擅長以流麗的語言、獵奇的視角，甚至精妙的隱喻，克服了法學枯燥生硬的本色。比如朱蘇力教授，本身就是寫詩出身的，自言“一度想當詩人”，從來文辭優(yōu)美，音韻豐沛，近年來更干脆挺進“法學與文學”的領域，其總體的研究個性，在此方面頗有典范意義。
　　其二，雖然沒有排斥理性思維，甚至還暗含了“理性的陰謀”，但在一定程度上卻能巧妙地訴諸情感的運用，借以催發(fā)其文字作品的感染力，與受眾（特別是年輕學人或學子）的情感多發(fā)性傾向之間，恰好形成了某種密切的共鳴關系。不言而喻，賀衛(wèi)方教授的魔力，便在部分上得益于此。
　　其三，偶爾也表現(xiàn)出對法學學科、尤其是對其中的部門法學本身的某種輕慢的、多少有點“陪你玩玩”的態(tài)度，卻在一種蕭散簡遠的風格中縱橫捭闔，暗含機鋒，明顯具有超越性或反思性的思維傾向。馮象教授或許即可謂此方面的代表。
　　本來，無論是在方法論方面還是在實踐功能方面，法學都擁有許多卓越的優(yōu)長之處，而歷經(jīng)磨礪的現(xiàn)代法學尤其如此，但無可否認，法學也有刻板、瑣細、甚至為當代日本比較法學家大木雅夫先生所指出的那種狹隘的特征，正因如此，法學本身也就成為一門容易逼使內部一些學人走向叛逆的學問。而在法學的叛逆者之中，歷史上也不乏有人在其他領域里取得了震鑠古今的成就，馬克思、歌德、卡夫卡均是這樣的人物。所不同的是，他們叛逆的程度和類型也有所不同，其中既有馬克思、歌德那樣的全面反叛，也有卡夫卡式的叛逆，即雖為稻梁謀而繼續(xù)留在法學陣營之內，但卻熱衷于其他的志業(yè)。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文人法學”也是對正統(tǒng)法學的一種叛逆者，只不過僅屬于一種接近于卡夫卡式的叛逆，而且情節(jié)更加輕微。它在一定程度上乃生發(fā)于當代中國部分法律學人對本國傳統(tǒng)人文學問的那種揮之不去的鄉(xiāng)愁，為此在一定范圍內也可能是屬于我國法治尚未成熟時期傳統(tǒng)的“人文”與純正的“法學”之間的一種中間過渡形態(tài)，但無論如何，它也恰好應合了前述的法治啟蒙主義這一時代課題。
　　其實，即使從西方的知識譜系上來看，法學與人文學科本來也就具有一種無法割裂的血脈關系。君不見，在中世紀的羅馬，早期的法（律）學即曾被作為修辭學的一種類別，后來注釋學派轉而借鑒了同時代經(jīng)院神學的各種圣經(jīng)解釋的技法，用以解釋《羅馬法大全》，由此形成了作為傳統(tǒng)法學的主要方法——法解釋學的雛形，并隨著近世初期之后羅馬法在歐陸的廣泛繼受，而為西方近代法學所承襲與發(fā)展，乃至在德國流的法學傳統(tǒng)中，法學還被稱為“法教義學”（Rechtsdogmatik），但說到底，現(xiàn)代人們已經(jīng)承認，這種法學其實與其他人文學科一樣，還是屬于一種“理解的學問”。無怪乎德國現(xiàn)代法學家Hallerbach曾剴切地指出：法學本來就是“人文科學的學問，因為它面對的對象正是人類及某種人類精神的具象化，即以‘語言創(chuàng)作’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人之作品’”。如此說來，如何發(fā)掘與提煉法律之中的人文精神，或以人文精神去反哺、滋養(yǎng)甚或反思法律本身，也是現(xiàn)代法學應予高度關注的主題。從這一點而言，“文人法學”也具有合法生存的價值。
　　當然，或許在部分人看來，“文人”一詞也有一些負面的色彩，記得錢鐘書先生就曾經(jīng)在不無解嘲的意味上引用過“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之類的舊說。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文人法學”本身所可能帶有的局限，它畢竟不是純然意義上的正統(tǒng)法學，如果不去有效地控制個體化的激情，處理好規(guī)范之中的價值問題，而將其演繹到極致，也可能成為法學的異端。
　　然而，我們之所以還要將上述那種法學流風稱為“文人法學”，則是因為，作為當代中國法學的一種品流，它頗似中國古代的“文人畫”一樣，其作品的內容、樣式或風格之中，往往也寄托了“志于道”而“游于藝”的志趣，寄托了傳統(tǒng)文人的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情懷，為此也可謂是最具有中國本色的一種法學，甚至也有可能為當今正面臨著種種困境的中國法學，提供一處“詩意地棲居”的佳境。
　　筆者雖不敢妄稱自己是“文人法學”的典型代表，但作為當今中國的一介法律學人，一向也難以拂拭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某種情懷。而裒輯在此的篇什，盡管只是一些淺易的小文，卑之無甚高論，但多少也頗具“文人法學”的風味。為此，謹將這冊小書冠名為“文人法學”，并將舊作《文人法學》一文納入此篇加以修訂，以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