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薦藏北京大學法語系主任、全國傅雷翻譯出版獎組委會主席董強導讀
★羅曼·羅蘭名人三部曲之一
★傅雷經(jīng)典譯作，傳閱度超越世代的傳記讀本
★文藝復興的火種，雕刻時間的藝術(shù)家
文學經(jīng)典 名家小全集傅雷譯著小全集
名家導讀 小巧便攜 全面完備 精品集錦
一本書讀懂一個作家 一套書讀懂一個時代
傳記與自傳（代序）
董強
隨著傅雷翻譯出版獎在海內(nèi)外聲名鵲起，常有法國人問我：能否撰寫一部傅雷傳記?或者，有沒有好的傅雷傳記可以譯成法語，讓法國人也知道這位偉大的翻譯家?
一個民族，對于將自己的文化傳播至萬里之外的外國人士，往往并不懂得感恩。至今在法國，知道傅雷先生的人僅限于少數(shù)專家。相反，對于那些將他山之石搬移到母語文化中的自己人，人們還是會尊敬有加。無論是玄奘，還是嚴復，都在中國文化的圣山中有了自己莊嚴的墓碑。
在中國文化的先賢祠中，傅雷先生也早已有了可以告慰其在天之靈的尊貴席位。2016年是他憤然、悄然、寂然辭世50周年，無論是在傳統(tǒng)媒體還是自媒體上，都出現(xiàn)了海量的紀念文章，足以為證。然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任何一位以翻譯家之名而流芳于世的人士都無法相比的。傅雷二字所蘊含的文化意義，也超過了無數(shù)不論涉及何種語言的優(yōu)秀翻譯家�？梢哉f，以翻譯家成名，而意義遠遠高于一切翻譯家的人，唯傅雷先生一人。能將自己的信念與實踐如此一貫地付諸一生，亦唯有傅雷先生一人。
究其由，從根本上看，是因為傅雷先生的人格從內(nèi)到外的完整性，其文化素養(yǎng)從西到中的互補性，以及其風格從古到今的延續(xù)性。而這一切，都完美地體現(xiàn)在其對英雄傳記的熱愛和翻譯中。
傅譯的五種傳記，涉及三位作者，三類不同的傳記形式，跨度大，涵蓋多種文藝門類：文學（托爾斯泰），美術(shù)（米開朗琪羅），音樂（貝多芬），哲學（服爾德）�？梢哉f，這些文藝門類都以不同方式滋養(yǎng)了傅雷先生。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們都是巨人，或稱英雄。然而，這類英雄并非簡單的超人，而是深入人世，雖歷經(jīng)苦難卻依然為人世做出無私奉獻的人。因此，這其中最為獨特的《夏洛外傳》因為夏洛本身源自藝術(shù)虛構(gòu)，而非真實人物反而最能體現(xiàn)傅雷先生對這些傳記的認識：夏洛集卑微與偉大于一身，完美地展現(xiàn)了人類的生存境遇。
同樣，翻譯也是集卑微與偉大于一身的事業(yè)。傅雷先生的意義遠遠超出了翻譯領域，但他的名字，又確實與翻譯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甚至成為翻譯的代名詞，而這是翻譯的驕傲。套用一句《夏洛外傳》的作者講述夏洛與卓別林之間關系的話：傅雷先生的微賤就是翻譯的微賤，傅雷先生的偉大，也就是翻譯的偉大。
人們常問，傅雷有沒有翻譯理論？我認為并沒有。他有翻譯觀，但沒有翻譯理論。又問，傅雷有沒有翻譯風格？則明顯有。但這種風格，并非來自現(xiàn)代理論家們所說的主觀投射，亦非許多譯者引以自豪的透明。傅雷先生的翻譯藝術(shù)精髓，在于一個化字。人們總是津津樂道于傳神，卻忘了藝術(shù)真正的境地是出神入化�！墩f文解字》中有囮字，許慎的解釋是：囮，譯也。這一解釋，盡管可以說留下了后患，為譯與訛打通了道路，卻從字源上為譯與化建起了橋梁。這也是為什么傅雷先生在黃賓虹的繪畫中找到了自己可以與歸的真正同道，因為二者具有同樣的一種化境。一種封閉中蘊涵的開放，規(guī)則中體現(xiàn)的變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現(xiàn)代。
現(xiàn)代的翻譯理論，往往推崇字面上的直譯，而且支撐這一傾向的最大論據(jù)就是：直譯可以為母語帶來最新鮮的語言表達，并在某種異態(tài)中，為母語開拓出無窮的可能性。這也是當年有不少初出茅廬的年輕翻譯家曾詬病傅氏譯作的原因。然而，他們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即以一種同態(tài)的、表面上并無變革和差異的中國文字，從整體上完整講述原本由外語講述的西方故事，這本身就是一種開放和革命。無數(shù)現(xiàn)代中國的著名作家都覺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債，正源于此。它所拓展的，也許不是現(xiàn)代語言學家或符號學家們所謂的能指層面，卻直接在一種文明的內(nèi)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這種存在，因語言的非差異性而顯得更為可信，更無隔離感。傅氏譯法使得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靈魂之間的直視成為可能。而靈魂的直視，也最強烈地體現(xiàn)在傳記之中，因為那里蘊藏著人性的最強音。
一個化字，也體現(xiàn)在傅雷先生的重譯行為上。以他獨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將自己早年許多熱愛的作家和熱愛的著作進行重譯。有的書，比如《貝多芬傳》《高老頭》《約翰·克里斯朵夫》，我們已經(jīng)很難想象初譯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進行這一重譯工作。在重譯的過程中，他達到了成熟，趨近盡善盡美。每一次重譯，都是對他年輕時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誠，同時又是鳳凰涅槃后的重生。在這中間支撐的，是信仰。于是我們體會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變化氣質(zhì)，陶冶性靈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譯藝術(shù)的人，往往會忽略這一點：傅雷是一位通過翻譯、通過重譯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譯的每一部傳記，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靈魂得以棲身的肉身。作為一個從舊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誕生的人，他深知中國文化在現(xiàn)代的需求與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補性。與當時所有相信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新人，則需要靈魂深處的震撼。只有直指靈魂的文字，才可以讓靈魂坦誠相見。藝術(shù)作為化的最高境界，巨人與英雄作為化的最高追求，成為傅雷的神殿和寄托。因此，每一部傳記，都是如中世紀神學家所說的精神鍛煉的榜樣。每一次重譯，都是向偉大靈魂的一步邁進。在一部一部的重譯中，傅雷先生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凈化與升華，走向他真正的棲身之地：如同貝多芬一樣，他的王國，是在天空。
因此，我們無須為傅雷先生立傳。他翻譯的每一部傳記，都是他的自傳。每一部傅譯傳記的閱讀，都讓我們仰望天空。
作者羅曼·羅蘭（18661944），法國思想家，文學家，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音樂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代表作有名人傳記《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以及享譽世界的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
譯者傅雷（19081966），字怒安，號怒庵，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shù)評論家，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重要締造者之一。 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著作。傅雷先生為人坦蕩，稟性剛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與夫人朱梅馥雙雙憤而棄世，悲壯地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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