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我心中的一道風景。

每個人年輕時候，或多或少都曾受過文學的誘惑�；赝�大學時代，曾經(jīng)信誓旦旦要將此生獻給文學。1961年我大學畢業(yè)，拒絕了留在北京的可能，選擇回到福建來，個中緣由種種，就含有一個矇矇朧朧的文學夢想。所以，當現(xiàn)實給我當頭一捧一一那時正當兩岸軍事對峙一觸即發(fā)時候，由于我家庭的海外關(guān)系，不讓留在沿海城市，而被分配到閩西北山區(qū)，對此我并不太阻喪，反倒以為這樣可以深入生活。然而現(xiàn)實很快讓我清醒過來：一是我從文學看到的人生和現(xiàn)實的人生相去太遠；二是接腫而來的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幾乎剝奪了文學的可能。盡管我在這一落泊人生的夾縫中仍希望以文學自救，偶尓寫點詩或別的什么。但心中知道，文學與我己漸離漸遠。

1979年歲末，歷史的巨大轉(zhuǎn)折也改變了我個人的命運。我在閩西北山區(qū)待了將近二十年之后，調(diào)到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專業(yè)研究。疏離了太久的學術(shù)，一時竟不知從何著手，茫茫然甚至連研究題目都找不到；而從習慣了聽從別人安排的行政工作，乍一來到研究單位，有大把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反倒無所措從。為了不致讓己經(jīng)流失太多的歲月再白白逝去，我又嘗試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創(chuàng)作上，寫詩、寫散文、寫報告文學，后來出版的幾個集子，大多寫于這一時期。但我很快就意識到，人在研究機構(gòu)，能夠安身立命的只有學術(shù)，而不是創(chuàng)作；何況對于當時的我，已經(jīng)冷卻了的文學熱情，其實只是我面對人生轉(zhuǎn)折的一種過渡。于是，匆匆走過了上世紀80年代最初的四五個年頭，我便識相地地把精力集中到學術(shù)上來，雖然偶而還不甘寂寞地隨興寫點什么，但那與年輕時候懷抱的文學夢想，已相去甚遠。

學術(shù)研究是把文學作為對象，和創(chuàng)作把文學做為自我心靈的傾訴與寫照，有很大的不同。文學逐漸從自己內(nèi)心的風景變成窗外別人的風景。

最初我做中國當代新詩研究，這是延續(xù)二十多年前大學時代的一個未竟的題目。福建偏于東南一偶，除了八十年代初期的矇眬詩論爭，福建一直在文學浪潮的中心以外。在這里做研究，常有一種不在場的感覺。后來我轉(zhuǎn)向做臺港澳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原以為憑借福建與海外的密切關(guān)系和自己與臺灣語言習俗相通的文化優(yōu)勢，可以比較容易地進入研究對象的現(xiàn)場，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特別是剛開始的八十年代，兩岸尚未三通，資料十分難得。所謂研究，一大半時間用在尋找資料，你擁有什么資料，就寫什么文章。我曾開玩笑說，那是一種瞎子摸象式的研究，摸到大腿說是柱子，摸到肚子就說是墻，像經(jīng)濟學所說的賣方市場，是研究對象選擇研究者，而不是研究者選擇研究對象，那情況比所謂不在場還不在場。所以我很理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經(jīng)出現(xiàn)一個編寫臺港澳和海外華文文學史的熱潮，那不是研究成熟的表現(xiàn)，而是研究不成熟的需要，一種為讀者（也包括部分研究者）提供他們陌生的文學對象概貌的需要，是研究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中間過程。盡管后來資料已不成為研究的主要障礙，但隔著一道海峽甚至遠隔重洋，不盡相同的社會環(huán)境、歷史遭遇、文化差異和人生體認，使對彼者文學的認識，仍如霧中看花，鏡中觀月，還是隔了一層，說是窗外的風景，還須是在風和日麗時候，才能看得清晰一點。

作為一個觀景人，我先做臺灣文學，繼而做香港、澳門文學，接下來自然又轉(zhuǎn)向海外華文文學，由文學而涉及兩岸文化、閩南文化，還兼及一點藝術(shù)批評。研究對象的不斷轉(zhuǎn)移，可說是滿眼繽紛，目不睱拾。然而畢竟隔窗觀景，游目賞花，且只在自己有限的視野里，都是淺嘗輒止，并不深入。收入本書的二十幾篇文章，大致涉及了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一些領(lǐng)域，文化和藝術(shù)方面的論述，將選入另外的集子。蔽帚自珍，感謝閩籍學者文叢，給我一個撿拾自己一路撒落的學術(shù)跡印的機會，對此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