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河學院學術文庫叢書：戊申年（1908）河口起義研究》：

　　第二節(jié)河口起義的意義和影響

　　河口起義的意義和影響，長期以來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和肯定。僅就現(xiàn)在學術界所承認的，即河口起義是孫中山從策動會黨向策動清軍轉變的轉折點，亦足以令人為之刮目相看。如果將這次起義放在晚清那特定的環(huán)境中，與其他起義相比較，研究其性質(zhì)、其規(guī)模、其對雙方的影響、其地位和意義，我們會發(fā)現(xiàn)，河口起義有許多方面被忽略了。

　　河口起義是辛亥革命前一次聲勢最大、持續(xù)時間最久、影響也最大的革命起義，它集會黨游勇的反清斗爭、清政府的兵變、同盟會革命方略等多種因素于一身。

　　一河口起義是孫中山發(fā)動的“十次起義”中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間最久的革命起義

　　河口起義的規(guī)模，就參加人數(shù)而言，并沒有1906年12月的萍瀏醴起義那么多，但就聲勢而言則超過萍瀏醴起義。萍瀏醴起義雖然參加人數(shù)多達數(shù)萬，且有同盟會員劉道一、蔡紹南等幾人參與策動，打出了“中華民國革命軍南軍先鋒隊”的旗號。起義失敗后，孫中山也承認“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但并沒有將之列入“十次起義”，而是視之為“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雖然有研究者認為這是孫中山“把西南邊境起義當作同盟會正統(tǒng)的策略措施所產(chǎn)生的一種偏見，很明顯，萍瀏醴起義應當作為同盟會領導的首次起義而載入史冊”。但這不能改變此次起義濃厚的舊式會黨暴動的色彩，也不能改變孫中山?jīng)]有將之視為“十次起義”之一的觀感。在孫中山看來，組織同盟會，就是鑒于過去各自為戰(zhàn)使革命難以成功的教訓，要將所有革命力量納入同盟會，統(tǒng)一規(guī)劃，以同清政府決戰(zhàn)。萍瀏醴起義是在同盟會建立后發(fā)生的，卻不在同盟會計劃之內(nèi)，仍舊沿襲各自為戰(zhàn)的做法，因此，孫中山并不贊同，也就沒有將之納入“十次起義”。

　　所謂“十次起義”，是孫中山在回憶自己的革命歷程時所列的歷次失敗，從第一次失敗到第十次失敗，分別指1895年的“乙未廣州之役”，1900年鄭士良等在惠州發(fā)動的“庚子之役”，1907-1908年在粵桂滇發(fā)動的“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州防城之役”、“鎮(zhèn)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1910年倪映典指揮的“廣州之役”，1911年的廣州“黃花崗之役”。孫中山早期革命的這些次失敗，在國民黨的歷史上被稱為“十次起義”，如臺灣所編的大型革命歷史文獻《革命文獻》第67集，便以“十次起義史料”作為主題。

　　在十次起義中，在歷史書中最為人們熟知的，當數(shù)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起義�！包S花崗七十二烈士”之英名及事跡，也一直為人們所傳頌。此次起義失敗未及半年，武昌起義（10月10日）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又未及半年，清王朝宣告滅亡（1912年2月12日）。黃花崗起義與武昌起義的關聯(lián)性，因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偉人的宣傳而為世人所公認。講辛亥革命，必講武昌起義；講武昌起義，亦必講黃花崗起義。孫中山認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后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nèi)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备�有感人肺腑之言辭稱：“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毕啾戎�下，其他起義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被用數(shù)字囊括在內(nèi)而已，如多次起義之類。那么，是不是黃花崗起義的規(guī)模宏大，超越其他次起義呢？肯定不是。上述引文，已經(jīng)可以看出，孫中山等人之所以最看重黃花崗起義，是因為黨人精英在此役中犧牲的慘烈及其影響所造成的時勢，而非起義規(guī)模的龐大，也非起義聲勢的浩大。而且，孫中山似乎忘記了其所定的革命方略是策動清軍，而不是黃花崗起義那樣齊集黨人去搏殺。武昌起義正是策動清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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