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懷念篇
對一位遠行者的人格描述
——紀念學界前輩費孝通百年誕辰
引 子
想寫費孝通伯伯的心思，早已有之，但卻遲遲未敢動筆。
我和費伯伯的女兒宗惠，是中學同學，我們在北京女十二中（原貝滿女中）同窗六年，相近相知，又都有過年少時的政治坎坷。但我雖與宗惠相近，對費伯伯卻依然敬遠。因為他在我心目中太深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其學術(shù)光輝，閃耀中外，并著作等身；他也太龐大——除了許多學術(shù)頭銜外，他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及民盟中央主席等令人仰視的職務(wù)，地位十分顯赫。
2005年，費伯伯病重住院，我父親亦已病危，兩位老人的病房，樓層相隔，我和宗惠，又常在住院部的電梯里相遇。不久，費伯伯先，我父親后，辭世于同一年中。那時，人的生命隨風飄去的脆弱之象，令我凄痛愴然，長久難以平復(fù)。
今年，到了費伯伯百年誕辰之時，我有了提筆的沖動，不是我對他有了精深的研究和了解，而是我想以一個晚輩的心意，書寫我對他的景仰，哪怕只寫到他一生中的某個片段。
為了閱讀的習慣，我在下文中將改稱費伯伯為“費孝通”“費先生”或“費老”。
時間的玄機
1957年，時間沒有在這里停頓，但它受到了巨大的震蕩——這一年，中國的歷史上，被重筆寫下了四個字——“反右運動”。
在“反右運動”中，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費孝通，被劃為“右派”。
右派，當時的社會認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后來的階級劃分是“地富反壞右”，大知識分子費孝通當時就在此列中。
使他“獲罪”的，是他的一篇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發(fā)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據(jù)說，那一天的《人民日報》成了洛陽紙貴的搶手貨。
按下這篇文章的內(nèi)容不表，先來說說此文寫作和發(fā)表的背景。這又是需要用時間排列才能說清的：
1956年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俟問世，舉國皆慶。文藝界、知識界人士激情尤甚。當年4月，國務(wù)院發(fā)出《關(guān)于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的通知》；隨后，國務(wù)院成立了專家局，專門研究和處理知識分子問題，費孝通被任命為副局長；他當時另有一個職務(wù)是民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長，正是對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于是，1956年下半年，費老遠赴西南等地進行社會調(diào)查，出門半年，至春節(jié)前回京。
時至1957年初春，他將調(diào)查結(jié)果口頭向?qū)＜揖旨懊衩酥醒雲(yún)R報。一星期后，民盟文教委員會召開座談會，討論費孝通的口頭匯報，以期全面了解一下知識分子的當前境況。在這個會上，費孝通用了“春寒”二字來形容自己了解到的情況。但稍頓，他即覺這個詞“用得還是不妥當”，“沒有把知識分子冒出來的積極性托出來”，他覺得當前知識分子所遇到的情況“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個寒字，未免走了拍”。于是，將“春寒”改為“早春”。
民盟的會議上，大家都鼓勵費孝通為知識分子說說話，于是，他決定寫《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篇文章，并于2月中旬，完成初稿，又反復(fù)修改，再經(jīng)復(fù)寫若干，送給民盟的朋友們，以聽取意見。
此時，一位朋友告訴他：毛澤東批判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看形勢是要收了。勸費孝通不要發(fā)表這篇“早春”的文章。但又有人傳訊，說不是“收”，而是“放”，連費孝通的老師潘光旦也聽說了“放”的信息。猶豫不定時，一位記者說：傳達下來了，百家爭鳴出了問題。但堅信是“放”的朋友，又紛紛表態(tài)，鼓勵費孝通把文章送出去。
幾經(jīng)沉浮的心情中，費孝通慎重而認真地將文章修改了一遍，他說：“改寫實際是磨角。”修改后的文章被他毅然送交《人民日報》。他知道當天有個最高國務(wù)擴大會，據(jù)說毛澤東可能講話。但他當天有接待外賓的任務(wù)，也就顧不了什么會議了。
當天晚上，他的老師潘光旦興沖沖地跑來，說毛的講話是“放”，不是“收”。于是大家釋然。
有一位著名報人，詳細地記錄了那個會議上毛的講話。他叫徐鑄成，歷任《大公報》總編、《文匯報》主筆。在他的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在北京的政協(xié)禮堂，聽毛在最高國務(wù)擴大會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毛說：國內(nèi)形勢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黨內(nèi)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guān)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徐鑄成回憶說：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徐回憶，錄音中傳來的會場氣氛愉快輕松，談笑風生，我們聽了也感到興奮舒暢。（引自《書摘》2010年第6期，原載《徐鑄成回憶錄（修正版）》，三聯(lián)書店2010.1出版）
當然，徐鑄成后來在上海也被劃作右派，只是費孝通是在北京，他們共同經(jīng)歷了那個玄機深藏的時代。
潘光旦先生當晚告訴費孝通的就是這個講話。潘在北京，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他都會得到這個講話的真?zhèn)靼�，許多人像徐鑄成那樣“興奮、舒暢”。第二天一早，費孝通又拿出《早春》的底稿，把文章的后半部重寫了一遍，再次送去，直到發(fā)表，又經(jīng)歷了兩個星期的時間。
這之后，費孝通又到了鄉(xiāng)下，開始他重訪江村的行程。在江村住了二十多天，對城里之事，全然不知。返城后，于5月18日，寫完了他那篇著名的長文《重訪江村》。此時，他對時局的變化，并無察覺。乃至于5月31日，他又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了《“早春”前后》，以更明朗的態(tài)度闡發(fā)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中的未盡之處。
查閱當時的資料，我覺得《“早春”前后》的發(fā)表，似有兩個“誘因”。一是當年4月的杭州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共產(chǎn)黨的缺點是沒有緊密地團結(jié)好知識分子……我們必須改善同知識分子的關(guān)系。”又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爭取知識分子的方針�！倍�是周恩來對《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稱贊有加，他說：“費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把知識分子心靈的一些想法都說出來了。共產(chǎn)黨內(nèi)也有不少能寫文章的知識分子，但這樣的文章我看是寫不出來的，就是有這種想法也是不寫的�！�
在第一篇《早春》發(fā)表后的1個月零3天，即4月27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關(guān)于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4日，又發(fā)表了毛澤東起草的《關(guān)于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其中明確指出：“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庇谑�，大鳴大放，全國各地風起云涌，北京更是風云之中心。
此時的費孝通，是在去江村的途中，或已住在江村調(diào)查。資料顯示，他是4月17日離京，24日下鄉(xiāng)，5月15日回蘇州。這期間，他說在鄉(xiāng)下看不到北京的報紙，回到城里（蘇州）才補看。
接著，事態(tài)的變化，就令人驚悸不已了。先是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下發(fā)黨內(nèi)高級干部閱讀。但很快，這篇下決心反擊右派的文章精神，就隨風傳開。這篇文章下達的這一天——5月15日，費孝通恰從鄉(xiāng)下回到蘇州，在以后的時間里，他應(yīng)當對此有耳聞。但查遍他的文集，看不到他當時對時局的重新估計。只看到5月31日，他仍然在《光明日報》上的重筆直書的《“早春”前后》，他自稱：此篇比《人民日報》那篇“更加厲害”。
更令人不解的是，當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先生，其崗位就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但在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氣氛下，也會嗅不出一絲寒意，而仍書生意氣地向費孝通約稿，并發(fā)表了他的《“早春”前后》，從而埋下了兩位知識分子同一悲劇的伏筆。
又是時間提醒了人們：《關(guān)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公布于世，到《事情正在起變化》黨內(nèi)傳達之間，僅僅只有18天。在這18天里，“大鳴大放”曾使知識分子們興奮于其中；而變化之起，卻是政治家的謀略。這之間，沒有博弈。參與“鳴放”的知識分子們，注定要敗下陣來，只是，18天就鳴金收兵，這戰(zhàn)略轉(zhuǎn)移之突然，讓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皆目瞪口呆。
驚天霹靂在6月8日降臨�！度嗣袢請蟆芬黄�題為《這是為什么》的社論一下扭轉(zhuǎn)了形勢，讓毫無防備之心的費孝通們，于措手不及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據(jù)稱，《光明日報》在刊發(fā)費孝通的《“早春”前后》之后，不幾天，儲安平那篇令朝野震驚的“黨天下”的發(fā)言又公諸天下，回擊他的，當然是6月8日那篇《人民日報》的社論。
那些日子里，特別是在發(fā)起“整風”，又驟然收住的18天里，每天幾乎都發(fā)生著“事情”，敏感者早已退避，可費、儲等學人卻勇往直前地諫言不止。
我們今天看待往日事端，只能感嘆時間設(shè)下的迷宮，費、儲等學者們，行走其中，只顧談?wù)撍枷�，而無心尋路，于是，他們一起迷路了，乃至掉下了“陷阱”。
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么》發(fā)表，當日下午1時30分，儲安平辭去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位，（那時，他上任不過70天）這事，對當時茫然失措的費孝通，其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時間倏然而過，到1966年10月，“文革”風暴已猛于當年“反右”，儲安平未留一字而消失蹤跡，留給學界的悵然，至今不散。
費孝通在年近九旬時，曾談及儲安平，他稱儲是“學界先進人物”。他說，儲安平“在政治上講真話，能直言，態(tài)度與我相近”。說到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已白發(fā)兩鬢的費孝通神思憂傷，用了“在劫難逃，生不逢時”八個字來懷念老友。
但1957年時的費孝通，是來不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身邊突發(fā)的種種事情的。他絕不會想到，自己從此會沉寂了23年。
翻開《費孝通文集》第七卷，扉頁標明，所收文章為“1957—1980”。逐頁翻去，只見1957年的文章，止于6月11日所寫的《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與6月8日那篇驚天動地的社論《這是為什么》，只錯后三天。文中充滿了“復(fù)雜的心情”，“有時很激動，有時很沉重”。再往后，則是寫于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的22封《干校家書》。再往后，則是到了1976年11月，才有關(guān)于民族問題的文章見之。
時間分秒不差地走了，可是，費孝通卻站在1957年的界限上，望著前面不知何處為終點的空白，嗟嘆不已！
于是，我們只能將筆觸移到距那時30年后的1987年，是年10月，費孝通接受美國教授巴博德的采訪，曾追憶了1957年“反右”的狀況，這或許是那一段空白中，唯一出自費孝通口述歷史的語言文字：
費孝通：我突然被召回北京。
費孝通：1957年，氣氛突然改變。我不知道這一變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發(fā)覺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現(xiàn)在我們也不真正了解那個突然變化的背后是什么？……從那時起我進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個時期。
費孝通：1959年他們摘掉了我這頂右派帽子……但沒有人會出版我寫的任何東西。理論上我是恢復(fù)了名譽，但實際上我沒有改變。這時，我被稱作“摘帽右派”，所以事實上我仍是一個“右派分子”�！罢�帽右派”成為像我這樣人的特殊稱號，我們還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被剝奪許多權(quán)利……這是階級斗爭。
費孝通：我不再是同一個費孝通。
費孝通：我真的混亂了……我真的相信自己要改造。
費孝通：我的思想很混亂。我在這些共產(chǎn)黨人身上看到的力量簡直壓倒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