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戈登?圖洛克簡介
　　當今學界有實力但尚未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戈登?圖洛克（Gordon Tullock）屬于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內容涉及經濟學、公共選擇、法與經濟學、生物經濟學（Bio economics）和外交領域的23本著作和上百篇論文的作者，而且其獨特的個人經歷也為人們所津津樂道。隨著其著作在中國的逐漸普及，尤其是譯作的增多，中國讀者開始熟悉和了解這位已經86歲高齡的思想深邃、經歷豐富的學者。
　　戈登?圖洛克1922年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羅克福德（Rockford），父母都是蘇格蘭人后裔。圖洛克在當?shù)氐墓�立學校接受了中小學教育，之后進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接受高等教育。［1］圖洛克充分利用了芝加哥大學的課程設置特點，5年之內就完成了6年的學習內容，隨后在軍隊服役3年，并于1947年獲得了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在其最初的職業(yè)生涯中，圖洛克不守成規(guī)，敢于嘗試的鮮明個性就嶄露出來。他在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雖然按部就班地去了一家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律師事務所，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自己或許更適合從事其他職業(yè)，于是就此告別其律師專業(yè)。圖洛克在博士畢業(yè)前曾參加過“外交服務考試”，1947年秋他被錄用為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外交人員。在外交學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培訓兩個月后，他作為副參贊被派駐中國的天津市，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返回美國。1950年，圖洛克被美國國務院派往耶魯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學習漢語及相關學科3學年（實際學習時間為2年4個月)。1952年底，他進入美國駐中國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部工作。9個月后又被調往美國駐韓國大使館政治部。1955年1月他被調回美國，分派到位于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情報調查局（OIR， Office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2］這段時間讓他對政治和官僚生活有了深刻的切身體會，并促使他開始深入研究有關國家、選舉、官僚等傳統(tǒng)政治學話題。正如在本書中圖洛克對自己的評價：“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曾經作為一個中國問題專家為國務院工作。我在國民黨時期和共產主義的中國生活過，也在李承晚總統(tǒng)時期的韓國生活過。盡管那個時候，我并沒有思考過尋租（的確，我只不過把這些體制稱為腐�。�，但毫無疑問這些經歷與我最終發(fā)現(xiàn)尋租非常有關。”
　　悖論圖洛克圖洛克在1956年離開國務院后就主要從事寫作工作。其間雖然也有過幾個其他工作，包括擔任蓋洛普（Gallup）集團下駐普林斯頓一家分公司的研究部主任，但都不足以與之后的研究相提并論，不過這一時期發(fā)生的一件事卻令圖洛克之后的學術道路發(fā)生了改變，即1957年他在費城與布坎南的相識，后者對其極為賞識，也直接導致了1958年布坎南將他作為博士后安排進入弗吉尼亞大學的托馬斯?杰弗遜政治經濟學中心從事研究工作，這成為了圖洛克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該中心由詹姆斯?布坎南和沃倫?納特在1957年創(chuàng)立，“目的就是要更明確地努力反擊1957年前后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主流派勢頭”，“建立一個研究以希望維護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學術團體”。［3］［4］從1959年秋至1962年2月，圖洛克在南卡羅來納大學擔任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直到1962年2月他重新回到弗吉尼亞大學的政治經濟學中心擔任經濟學副教授。從這以后圖洛克可謂進入了其學術的黃金時代，一些重大成果也不斷涌現(xiàn)，例如1962年，他與布坎南合著了《同意的計算》，為公共選擇學派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確立了他與布坎南作為公共選擇范式創(chuàng)始人的地位。1963年，他又與布坎南共同創(chuàng)立了公共選擇學會，自該學會成立之日起，圖洛克就是其理事會成員和理事，也曾擔任學會的會長。1965年，他出版了對官僚政治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個人專著《官僚政治學》。1967年，當他在賴斯大學任經濟學和政治學教授時，發(fā)表了對后世影響巨大的《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一文，從而奠定了他作為尋租理論創(chuàng)始人的地位。到1968年的下半年，圖洛克與布坎南一起重新回到弗吉尼亞，并于1969年在弗吉尼亞工學院共創(chuàng)了公共選擇研究中心，出版了《公共選擇》雜志，圖洛克任雜志的創(chuàng)始編輯，后來還擔任主編長達25年之久，使得“這本雜志現(xiàn)在被列為全世界30個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而他們也因此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的“弗吉尼亞學派”。［5］
　　到了1982年圖洛克又迎來其學術生涯的另一個里程碑事件，即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決定把該中心（包括研究人員、工作人員和圖書館資料及設施）移交給菲爾法克斯的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學，從此這里正式成為傳播公共選擇理論的大本營。［6］隨后的1983年6月，圖洛克被聘為喬治?梅森大學霍爾貝特?R.哈里斯（Holbert R.Harris）教授，同時承擔經濟系和法學院的授課任務。從1987年秋至2000年，他又任亞利桑納大學卡爾?埃勒（Karl Eller）經濟學和政治學講座教授�，F(xiàn)在圖洛克是喬治?梅森大學法學和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布坎南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迄今為止，圖洛克獲得了不少榮譽，包括1970年因杰出成就被選為美國政治學會委員會成員；1978年，他還當選為南部經濟協(xié)會主席；1992年，又當選為西部經濟協(xié)會主席，同年還獲得芝加哥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998年，則榮獲美國經濟協(xié)會“杰出會員”獎。［7］
　　二、　學術思想
　　從上述圖洛克獨特的經歷可推知，他的學術思想可能有與眾不同之處，而事實正是如此：他在經濟學的許多領域都有原創(chuàng)性貢獻，特別是新政治經濟學方面，涉及的范圍極其廣泛，包括早期關于互投贊成票（logrolling）的理論、外部性理論、公共產品需求顯示方法理論、管制理論、沖突解決理論等�？梢哉f，其文章對于研究新政治經濟學而言都是必讀的，實際影響也已遠遠超越了經濟學而滲透到其他諸如政治學等學科中。當然，在所有成果中最突出的莫過于本書中討論的尋租理論，而圖洛克也因此蜚聲于學術界。
　　在尋租理論產生前，最能體現(xiàn)圖洛克學術成果的經典著作之一就是《同意的計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這是他與布坎南合著的，后者“由于對經濟和政治決策理論的契約與法制基礎的開拓”［8］而獲得了198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2年英文版出版以來，該書就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讀者最多的經濟學專著之一，也被視為公共選擇理論學派的基石。在社會科學領域里，它也已成為重要的現(xiàn)代經典著作。［9］圖洛克在書中探討了一個自由社會下的政治結構（實質上也是經濟結構），詳細研究了為促進共同利益而由市民設計的政治制度。這本書也體現(xiàn)了圖洛克試圖以實證經濟學的分析方式來解讀現(xiàn)代立憲民主制政府運作的思想，并將研究集中于政府在政策實踐與社會選擇的沖突上，以及與原先市場理想的最佳資源分配狀態(tài)之間的差異上。這說明圖洛克是以標準的經濟學假定——利己的經濟人——為基點來分析，如何為了自身或集團的利益最大化來選擇政治制度，并對此做出解釋。因此，圖洛克的研究是基于規(guī)范分析的一種基準制度，但是在現(xiàn)實中卻并不存在。正如我們后來所看到的，受限于太過于抽象和形而上，又沒有正式的模型給予支持，缺乏公理化的體系，實證結果又不被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接受，因此，公共選擇理論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
　　但這依然不能阻止圖洛克將公共選擇的思想運用于尋租領域，這也成為他最為引人注目和對西方經濟學最具挑戰(zhàn)性的學術研究了�？梢哉f，他對尋租理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這一思想最早出現(xiàn)在他1967年發(fā)表的經典論文《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中。據(jù)美國科學情報所（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提供的資料顯示，該文到1990年4月便被引證241次，是圖洛克被引證次數(shù)最多的論文。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文章的發(fā)表卻歷經艱難，曾先后兩次被《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南部經濟雜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退稿，前者的編輯約翰?格利（John Gurley）曾在退稿信中稱該文“作為一個理論貢獻不足以推翻評審人的建議”［10］；后者的執(zhí)行主編羅伯特?E.高爾曼（Robert E.Gallman）也認為圖洛克誤解了哈伯格的論點。幾經周折，這篇論文終于在1967年的《西部經濟雜志》(Western Economic Journal)上發(fā)表。順帶提及，圖洛克生平被拒絕的文稿還的確不計其數(shù)，以致他在當選了美國南部經濟學會會長后，是這樣開篇致辭的：“你們學報拒絕了我投的每一篇稿子，但估計這篇演講你們不會不登，所以我得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后來他還把所有被拒的文稿編成了一本書，也是經典文獻之一，成為一大趣談。
　　再回到在這篇開創(chuàng)性的論文中，圖洛克明確指出，從表面上看，偷竊似乎是一種純粹的物質轉移，并沒扭曲價格，就不應該存在配置效率或X�卜切�率上的損失，特別是用哈伯格的方法來衡量的話，也根本不涉及福利成本的損失，僅是財富的轉移。然而，偷竊行為卻產生了社會成本，它的一個最直接后果就是必然會在另一方面促使人們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資源用于進行反偷竊。比如，私人為了安全而安裝防盜門、防盜鎖，甚至將貴重物品交由銀行看管以及整個國家配備大量的警力，設立監(jiān)獄、法庭等各種設施。這些反偷竊的人力、物力、資源本身也構成了偷竊的成本。這些活動支出的稀缺資源就構成了偷竊的總福利成本，從原來的“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 Triangle）增加到“圖洛克四邊形”（Tullock Rectangle）。并且從成本的變化趨勢來看，它還會隨著偷竊行為的發(fā)生而不斷上漲。
　　由此看來，圖洛克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從生產領域的資源配置擴張到了非生產資源領域的配置，從人們追求新增經濟利益的行為擴張到追求既得經濟利益的行為：前者是我們熟知的把蛋糕做大的“尋利活動”，后者則是多分割蛋糕的“尋租活動”。所以該文表面上研究的是壟斷、關稅、偷盜等行為，但著眼點卻是對尋租的分析，并且是從公共部門利用職權這一角度論述的。雖然尋租（rent seeking）一詞并不是由圖洛克提出的，而是最早出現(xiàn)在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于1974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fā)表的《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11］克魯格將“那種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從而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大于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定義為尋租，并由此風靡起來。之后很多年人們都將克魯格視為尋租創(chuàng)始人，但顯而易見尋租的基本思想?yún)s早在圖洛克的這篇文章中就有詳細的闡述，所以盡管沒有使用“尋租”這一詞語，圖洛克也是當之無愧的“尋租理論之父”。
　　之后圖洛克對尋租領域繼續(xù)進行深入的研究，包括對政治市場主要行為主體進行的經濟學分析，從立法者、選民、媒體、利益集團和官僚等角度來探討尋租。并且進一步研究了哪些尋租行為才是有效尋租，對租金進行細化。此外，還從反尋租的角度來研究尋租行為的方方面面，從中不斷拓展其尋租模型，形成了有關尋租的成本和收益、尋租的政治市場、有效尋租、護租、創(chuàng)租、抽租以及如何減少尋租等一系列獨具特色而又有啟發(fā)意義的尋租理論。如今，尋租這一概念的影響已遠遠超出學術界而進入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中。
　　三、　評價
　　在圖洛克成為一位經濟學家的過程中，芝加哥大學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據(jù)說當時他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還曾經選修過一門、也是唯一的一門經濟學課程，負責講授的正是在芝加哥學派形成過程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經濟學家亨利?西蒙斯(Henry C.Simons)。圖洛克并沒有學完這門課程，所以不能高估這半學期經濟學課程對圖洛克的影響，但是從圖洛克1987年創(chuàng)立亨利?西蒙斯學會(Henry C.Simons Society)中還是能看出芝加哥大學、西蒙斯對他的經濟學生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2］
　　人們對圖洛克的評價是他與其他經濟學家非常不同，布坎南曾稱圖洛克是一位天才經濟學家，這也體現(xiàn)了整個經濟學界對他研究方法的看法。特別是從圖洛克的經歷來看，作為芝加哥大學的法學博士，圖洛克的法學訓練沒有使他成為一名法學家反而成了一名優(yōu)秀的經濟學家，而且其在美國國務院長達9年的任職，也給了他很多直觀的認識和啟示。其實，圖洛克并沒有接受過正統(tǒng)、職業(yè)的經濟學訓練，但天賦卻引導他把經濟人分析方法引入到分析人類行為的各個領域中。據(jù)布坎南回憶，1957年他在費城第一次遇到圖洛克時，當時他離開外交部還不到一年，正帶著那本《官僚政治學》手稿尋找出版社。布坎南閱讀后，發(fā)現(xiàn)他對官僚體制的分析非常有吸引力，并認為：“手稿的最大貢獻在于它貫穿了這樣一個假定，即無論其職位的高低，官僚只對他所面臨的獎勵和處罰做出反應。這個直接的，現(xiàn)在看來是如此簡單的假定，推翻了整個后韋伯主義對官僚體制的準規(guī)范分析。圖洛克在手稿中把官僚變成了經濟人，而不是標準官僚理論中的經濟閹人。”［13］
　　而圖洛克在1998年榮獲美國經濟協(xié)會“杰出會員”獎時，被公認除了眾所周知的尋租理論外，“還有其他三項貢獻分別是：第一，堅持經濟人分析方法并努力拓展經濟學領域，為營建這樣一種職業(yè)氛圍做出了貢獻，在這種職業(yè)氛圍中，不屬于經濟學的傳統(tǒng)領域，如政治學、法學、生物學、軍事戰(zhàn)略和沖突的解決都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重視；第二，他早期關于互投贊成票的著作和對《同意的計算》(與詹姆斯?M.布坎南合著)做出的貢獻，使他成為公共選擇范式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第三，在公共選擇運動的制度建設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他是《公共選擇》雜志的創(chuàng)始編輯，并在這一崗位上工作25年之久，他還促成公共選擇學會的形成”［14］。
　　當然，圖洛克也不是沒有遭到爭議。布坎南就曾經指出圖洛克的著作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不能把對理論的分析說明與個人生活的軼聞趣事區(qū)別開來。此外，非議最大的就是對他的法學背景出身，有些人就認為這既開拓了圖洛克的視角，也阻礙了其進一步發(fā)展，因為非科班出身的他很難用經濟學經典的且被大多數(shù)經濟學者所接受的方法來向后來的研究者傳播其思想，且在發(fā)展和完善所研究的領域上也存在一定不足。對此，圖洛克的老朋友喬治?梅森大學圖洛克研究所所長查爾斯?羅利（1987）認為：“接受法律訓練的律師與正統(tǒng)經濟學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對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律師傾向于從一系列相關的事件中歸納出普遍真實的東西，而經濟學家則傾向于從普遍真實的東西中演繹出具體的結論。第二，律師關心的是圍繞著具體案件的各個細節(jié)，不喜歡經濟學家通過建立模型分析法得出的一般性結論。第三，律師不習慣、甚至懷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局部變量之間關系的分析，因為，每一個案件都需要律師對相關因素做出全面的評價。”［15］以上三個方面的對立不僅反映在圖洛克眾多的論文和論著中，律師式的說理方法使得其經濟思想在傳播的過程中受到相當程度的阻礙，尤其是在20世紀以建立模型的技術水平來論資排輩的六七十年代。這就出現(xiàn)了經濟學界的“圖洛克悖論”（the Paradox of Tullock）：作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者，圖洛克運用經濟學的理性分析方法，入侵了幾乎所有人類行為、甚至非人類行為的領域。但由于缺乏鞏固他所入侵領域的工具，他不可能充分享有他所開創(chuàng)領域的收獲，在許多時候，往往被緊隨其后的“殖民者”奪去或分享他新開拓的領域，尋租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6］
　　四、　關于本書
　　本書就是圖洛克對其從事了將近40年的尋租領域研究進行的一次回顧和反思，雖然字數(shù)不多，但卻對尋租的各個方面內容做出了較為詳盡而易懂的闡述，對現(xiàn)實世界中的一些相關現(xiàn)象進行了另一種解釋，可讀性較強。
　　本書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旨在解釋作者在華盛頓居住期間觀察到的一個悖論：華盛頓有很多專事尋租的利益集團的機構，但是稍加分析我們會發(fā)現(xiàn)，與尋租所帶來的巨大收益相比，尋租者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例如，奶制品業(yè)的尋租支出相對于每年從納稅人口袋里得到的5億美元來說是很小的。對于習慣于完全競爭市場范式的經濟學家來說，這的確是有點不可思議：尋租引起的巨大收益應該會引起其他尋租者進入這個尋租市場來“競租”，直至租金被完全競走為止（即租金耗散）。
　　悖論圖洛克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如何來解釋這個悖論呢？圖洛克首先列舉了六種傳統(tǒng)的解釋，但他認為這六種解釋都差強人意，存在某些不足之處。圖洛克則認為，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人們不知道尋租給他們帶來的損失的大小。拿奶制品的例子來說，人們由于集體行動的問題并有激勵去搜集有關該產業(yè)尋租帶來的損失的信息（理性無知），所以就沒有反對乳品價格支持政策和其他農業(yè)政策，盡管這些政策給他們的利益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在公共選擇領域的另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家丹尼斯?繆勒看來，圖洛克之所以得出這個世界上尋租甚少這個結論，主要是因為它將尋租的概念僅僅局限于那些不能增加社會福利的活動上。根據(jù)圖洛克的定義，如果一家企業(yè)的產品改進花費了1000萬美元，從另外的一家企業(yè)那里攫取了1500萬美元的租，最后產生了100萬美元的消費者剩余，企業(yè)花費的1000萬美元不是用于尋租的支出�？娎照J為，其實尋租并不是一個0或者1的活動，而是一個連續(xù)的活動，因此可以相對地來定義尋租的“度”：1減去新的剩余（即新的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之和）與初始租金之比。例如，如果一項產品的更新產生的新的剩余等于原來的利潤（租金）的20%, 那么尋租度就是80%。如果按照這樣的定義，尋租活動的范圍就要比圖洛克教授定義的要多得多。［17］
　　本書的第二部分收集了作者在尋租方面的其他一些短文，這些短文涉及了廣泛的內容，包括尋租的定義問題、尋租與傳統(tǒng)的市場分析的關系，尋租與不確定性的關系，以及與轉移支付稅收改革的關系等。書中的這一部分的內容并沒有用一個統(tǒng)一的主題，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的一些不太正式的想法，所以作者將這部分命名為“關于尋租的隨想”。
　　與其說本書是圖洛克對尋租的系統(tǒng)分析，不如說是作者對尋租的持續(xù)的思考和對早期研究的反芻。作者的文風也具有鮮明的圖洛克風格，穿插著信手拈來的見聞和軼事，夾敘夾議，娓娓道來。從圖洛克的這本書中你找不到關于尋租問題的答案，他都像機關槍一樣不斷地向讀者發(fā)問，有時又像自言自語。世界上有很多類學者，有些學者擅長回答問題，有些學者則善于提出問題，圖洛克顯然屬于后者。所以，對于讀者而言，本書的意義不在于對尋租進行總結性分析，而是提出了一些有待于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這對于培養(yǎng)讀者從現(xiàn)實世界中發(fā)現(xiàn)和提煉問題，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在我們看來，作者之所以在規(guī)范性問題（如，尋租是否降低了效率）上缺乏定論，是因為作者在分析的時候缺乏必要的參照系（benchmark），現(xiàn)實中最好的制度也不過是某種現(xiàn)實約束（尤其是信息和激勵約束）下的一種次優(yōu)安排。所以，重要的是提出更準確的問題（well structured question），是要辨別出潛在的約束條件。尤其是對尋租的實證分析和規(guī)范分析，更不能脫離具體的政治過程，早期的尋租文獻要么在政策過程問題上缺乏共同的假定，要么將其簡單地假定為類似市場的簡單過程。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不同學者之間的爭論，同時很難在理論上得出普適性的結論。由于對問題本身的界定和結構在理論上并沒有清晰的分析，所以也就很難進行相應的經驗研究。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近十多年來主流經濟學界出現(xiàn)了一類對具體的政治過程進行分析的理論文獻，這些文獻借助了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工具，正在逐漸打開政治過程這個黑匣子。人們往往將這類文獻稱為“新政治經濟學”文獻，代表性的經濟學家主要有托爾斯滕?佩爾松（Torsten Persson）,吉多?塔貝里尼（Guido Tabelini）,吉恩?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埃爾赫南?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蒂莫西?貝斯利（Timothy Besley）等等。目前這類文獻還正方興未艾。在這樣的背景下，圖洛克的這本書就顯得更有價值了。讀者可以看看他提出的一系列的經典問題在目前的文獻里是否得到了回答；說不定你也可以嘗試著提出自己的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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