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纂修清史是我國新世紀標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萬字的清史主體工程及文獻、檔案整理和編譯工作。廣大史學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編纂工作，科學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繼承和弘揚民族優(yōu)秀文化，為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wù)。
　　世界各國從分散發(fā)展到趨于一體，大抵從15、16世紀開始，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和世界體系。清朝從1644年到1912年共延續(xù)了268年，這是世界歷史發(fā)生深刻變化的重要的轉(zhuǎn)折時期。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清王朝卻依然以“天朝大國”自居，閉關(guān)自守，使封建社會的中國越來越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洋槍洋炮面前不堪一擊；西方列強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在18世紀世界歷史的大變局中，“康乾盛世”不過是中國封建社會“落日的輝煌”，而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日益衰頹，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確定它的基本內(nèi)容，以及確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論、原則和方法時，不能脫離清王朝社會發(fā)展過程中世界正在發(fā)生深刻變化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
　　在編纂清史時要有世界眼光，這已是廣大史學工作者的共識。不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歷史的范疇中去分析、研究和評價，既要著眼中國歷史的發(fā)展，又要聯(lián)系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進程；而且還要放眼世界，博采眾長，搜集和積累世界各國人士關(guān)于清代中國的大量記錄，汲取外國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為我所用。正是從這一基本認識出發(fā)，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決定編輯出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叢刊”（以下簡稱“編譯叢刊”）。
　　清朝建立之初，與世界各國曾保持著一定程度上的接觸。后來中國的大門一度被關(guān)閉而后又被強行打開，這期間，外國的傳教士、商人、外交官、軍隊、探險家、科學考察隊蜂擁進入中國，東方古國的一切都使他們感到新奇。基于種種不同的目的，他們記錄下在華的所見所聞。這些記錄數(shù)量浩瀚，積存在世界各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或私人手中，成為了解清代三個世紀歷史的珍貴資料。由于西方人士觀察、思考和寫作習慣與中國人不同，他們的記錄比較具體、比較廣泛、比較注重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方面，因而補充了中國史料記載中的不足�！熬幾g叢刊”將從中選取若干重要資料譯介給國內(nèi)的讀者；對早年問世的具有開拓性、奠基性價值，但不為中國學界所熟知的作品，我們也將同樣給予關(guān)注；此外，反映當代國外清研究新的學術(shù)思潮、前沿問題、熱點問題和重要成果的學術(shù)專著，“編譯叢刊”也將及時地介紹給中國學術(shù)界。
　　從中國史學的歷史與現(xiàn)實出發(fā)，有選擇地介紹國外新史學的一些理論與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歷史學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歷史學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主要是強調(diào)擴大歷史學家的視野，拓寬歷史研究的選題；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歷史學”，努力將社會精英的歷史變成社會大眾的歷史，將千百年來隱藏在歷史幕后的社會大眾推上歷史的前臺。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歷史研究整體化趨勢的推動下，出現(xiàn)了一系列歷史學分支學科，如社會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經(jīng)濟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會生態(tài)史、環(huán)境史、婦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對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鑒作用，這些都將在“編譯叢刊”的作品中有所體現(xiàn)。
　　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間不斷交流和融合的歷史。任何國家的文化都必須通過與異質(zhì)文化的對話和交流獲得營養(yǎng)，從而不斷發(fā)展壯大。纂修清史必須排除閉關(guān)自守的文化排外主義的干擾，破除中西對立的僵化思維方式，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tài)度和科學的精神對待國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為它們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愿“編譯叢刊”在新世紀中外交流的廣闊背景下，作為一座文化的橋梁、友誼的橋梁，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貢獻。
　　于沛
　　2004年5月
　　譯后記
　　2002年，承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張西平教授的信任，將柯蘭霓（Claudia von Collani，德國）女士于1985年問世的博士論文《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P.Joachim BouvetS．J.Sein Leben und sein Werk）交與我翻譯。該書以索隱派人士的大量手稿和信件為依據(jù)，資料翔實可靠，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成為索隱派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籍。后又蒙先生推薦，譯作被列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組織的“編譯叢刊“。清史纂修，意義深遠，忝列其中，榮幸之至。
　　白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是在華索隱派的創(chuàng)始人。他于清康熙年間作為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后畢生服務(wù)于清廷，且深受康熙皇帝的寵愛。在康熙的安排下，白晉研究《易經(jīng)》數(shù)年，著有《康熙皇帝傳》、《古今敬天鑒》、《易經(jīng)釋義》等書。
　　目前，國內(nèi)學者對白晉及其所創(chuàng)立的索隱派研究不多，可以借鑒和參考的資料更少，因此翻譯該書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zhàn)。所幸的是，我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使我得以最終完成譯作。首先我要深深感謝張西平教授的熱情鼓勵和無私幫助，在盡力為我提供所需參考資料的同時，積極促成我與原著者聯(lián)系，譯稿草成后還花費了大量時間審閱和修改，并欣然撰文作序。特別是四年來曲諄諄教誨、耳提面命，體現(xiàn)了先生嚴謹、務(wù)實的治學態(tài)度，使我深為折服，受益匪淺。
　　柯蘭霓女士對本書得以在中國出版十分欣慰，錄自撰寫了中文版序言，在翻譯過程中，她耐心細致地解答我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并審閱了譯稿中的西文部分。中國人民大學的雷立柏（Leopold Leed，奧地利）先生多次與我會面，對我的翻譯工作悉心指導(dǎo)，逐字逐句地審閱譯稿，還承擔了書中拉丁文部分的翻譯。中國人民大學的吳莉葦老師也為我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此外，德國《華裔學志》的馬雷凱先生（ Roman Malek）無償提供了本書的中文版權(quán)，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和大象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勞動。在此，對他們一并致以深切謝意！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不當之處，歡迎各位學界前輩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2006年9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