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匯集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從1919年到1932年間發(fā)表的各類文章,除了那個時代人們比較關注的和平條約與戰(zhàn)爭賠款、通貨緊縮政策、金本位問題之外,凱恩斯還在書中展現了對人類經濟問題和時代命運的深刻思考,他深信匱乏與貧窮的問題以及階級和國家之間的經濟斗爭這類經濟問題,只不過是一種令人感到憎惡的混亂狀態(tài),一種轉眼即去且毫無必要的混亂狀態(tài)而已。他相信人類社會已經擁有了足夠的資源和技術條件,若能創(chuàng)生出一套適當的經濟制度來將這些資源和技術條件加以利用,就可以減輕這個現在已經牽扯了我們太多精神和物質能量的經濟問題的重要性。凱恩斯堅信,經濟問題退居其次,回到它本來應在的位置上去,時日已然不會太久,我們心靈和頭腦的舞臺將會重新被那些真正的問題所占據。人生的問題,人類關系的問題,藝術創(chuàng)造、品行修養(yǎng)和宗教虔敬的問題,這才是我們人類真正的問題。凱恩斯對人類社會經濟問題和文明前途的思考,已經**了時空,對于今天的人們仍然有著巨大的啟示意義。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英國 經濟學家,1883年生于英國劍橋,其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為劍橋大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其母親弗洛倫絲·埃達·凱恩斯曾任劍橋市市長。凱恩斯曾師從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學習經濟學,但*終以《論概率》一書取得數學博士學位。20世紀20年代,凱恩斯因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中反對西方國家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經濟政策而備受矚目,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經濟學家。1936年,面對大蕭條,凱恩斯寫出《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一反傳統(tǒng)的經濟學教條,主張政府應該積*干預經濟,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對抗經濟危機,史稱“凱恩斯革命”。雖然凱恩斯于1946年4月去世,但他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世界經濟體系的創(chuàng)建,而凱恩斯經濟學則成為了20世紀下半葉世界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影響至今不息。
《勸說集/凱恩斯著作集》:
顯然,法國絕對不會同意這樣的解決方案。不過讓我們姑且有悖常理地假設法國竟然同意了這樣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道威斯計劃執(zhí)行或進展得是否順利,從理論上來說,英美兩國已經沒有什么利害關系可言。法國變成了唯一的利益相關方——這種相關不僅在于它是一個債權人而且還在于它是一個保證人,必須對任何缺額負責補齊。
貝爾福備忘錄容易招致極力反對,從其本質而言是必然的結果。這源于這份備忘錄的基本精神,即德國付出得越少,法國就將付出越多;也就是說,法國越是無力支付,就越要它多所付出。無論是從外交還是從財政上看,都不得不說這是一種顛倒之舉。這種情況無法讓我們獲得分文;而作為法德之間的調和人,我們這點外交上的權威,也會陷于無地。我們的外交部固然威信掃地,好端端一鍋肉湯,白白地浪費掉不說,財政部甚至連個味兒也沒聞到,真應了那句老話:羊肉沒吃著,空惹了一身羊騷。
因此,貝爾福備忘錄從原則上就是要不得的。除非反其道而行之,遵循與這份備忘錄完全相反的原則,即德國付出越少時法國付出也應當越少,如此方能取得切實可行之法。法國所支出的跟德國所支出的,必須是在相同的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之下進行變動。我近期所提的建議,依據的正是這個原則,法國的支出應當是它從德國所得金額的一個比例部分。根據目前的報道,法國借克里蒙梭之口表達的主張,所依據的正是這個原則。我建議,法國的支出可以占它從德國獲得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對美條件相等這樣的假定下,據聞克里蒙梭提出的數字,大概是我提出的數字的一半。但是這并不是說他所提出的就不再有商量的余地,此后為了在這樣的原則下求得問題的解決,這一比例還可酌情提高,這都是未嘗不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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