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環(huán)境

　　——《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獲獎感言

　　陳力丹

　　我1993年出版的專著《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2012年獲得第六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一等獎該著2013年再獲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茖W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此前2011年獲得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獎第二屆優(yōu)秀學術著作獎一等獎。2015年該著英文版翻譯入選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學術精品海外推廣（外譯學術成果）項目"。2016年，該著作韓文版將在韓國出版。，而參加這屆評獎的必須是2006—2010年出版的學術著作，所以，這次參評的版本是該書2008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如果沒有再版，可能這本書將永遠失去評獎的機會，盡管學科內(nèi)的評價很高。所以，我雖然是高興的，但沒有一點激動，因為此前經(jīng)歷的兩次評獎遭遇揮之不去。

　　《精神交往論》評獎的曲折遭遇

　　1997年，第二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yōu)秀成果獎開始評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可以申報一本著作參評，當時明擺著這本書是最有可能評上的，由于主要領導作梗，這個名額廢了。令我感動的是，陳崇山研究員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短短的幾天內(nèi)，成功聯(lián)絡了社科院其他四個所的所長和政治學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長白鋼，聯(lián)署提名《精神交往論》參評，因為還有另外一條上送參評的途徑，即有五位以上的評獎委員聯(lián)署提名。我對此途徑想都沒有想過，因為我不熟悉任何一位外所的所長。然而，到了評獎那天，我剛進入會場（我也是評委），白鋼把我拉到外面說，你們所長給四位所長打了電話，他們臨時又撤了。我沒想到事情會做得這樣絕，但仍舊照常參會評別人送來的論著，至今那次評獎中一些做學問的典型事例，仍然是我現(xiàn)在講如何做學術的素材。

　　1998年，第三屆吳玉章獎評獎，我通過正常途徑，經(jīng)由兩位教授推薦，將書送到了評審會上。很多年后，一位參會評委告訴我，當時的主持人說，關于這本書有不同意見，于是這本書沒有被討論而擱置了。我推薦的吳廷俊關于大公報研究的專著，獲得那屆吳玉章獎的優(yōu)秀獎，但新聞學科一等獎空缺。后來仍然有一些評獎的機會，考慮到環(huán)境的惡劣，我均放棄申報，不想再為評獎消耗精力。

　　但是，這本書似乎沒有因為沒有評上任何獎項而受到影響。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專著（不是教材）在搜索引擎中得到的通常有幾百條，多的幾千條，而2012年5月在谷歌上搜索“《精神交往論》”，結果多達6萬多條，這是本學科專著搜索中最多的�，F(xiàn)在網(wǎng)上可以搜到2008—2011年關于本書的各種讀書筆記，最長的1��2萬字。本書2002年重印（以第二次印刷的名義，實際上重排，頁碼變化，封面也換了），2004年第三次印刷。2006年，被列為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博士生主文獻的8本專著之一，其中6本為外國人所著，中國人所著的2本，即這本和我推薦的陳衛(wèi)星的《傳播的觀念》。鑒于學科的需求，200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這本書，我僅改動了其中的一小節(jié)，增加了參考書目，其他保持1993年的樣子�，F(xiàn)在，這個版本又要再次印刷了。這次以2008年版參評第六屆吳玉章獎，衷心感謝方漢奇老師和所有評委們，他們給予本書的肯定，是對我當年潛心做學問的一種告慰。

　　之所以這樣感慨，在于現(xiàn)在我做不出20年前這樣厚重的專著了，照理說我應該有更多的學術積累、有更開闊的眼光，但現(xiàn)在失卻了做學術的必要條件：專一的時間和精力。各種晉級和競聘，水漲船高，要求的論文、著述、課題數(shù)量越來越多，課題的經(jīng)費（把能爭取到多少錢作為衡量學人的標準之一，匪夷所思）越來越高，似乎多就是好。于是，看看現(xiàn)在評職稱或年終總結的表格，是個教授副教授的，在研究項目的一欄中，能夠開列上十幾項甚至幾十項正在承擔的課題。我無法想象這樣多的課題是怎樣完成的，完成的東西還能是個東西嗎？我手頭的課題相比之下不多，只有三四項，對我來說，已經(jīng)疲于應付，想認真太難了。加上還有很多課、很多會議，以及不知道什么時候冒出來的各種事務性工作，這種情形下要同時完成幾個課題，還得學術水平高，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很清楚，《精神交往論》是我傾注全力、在較少干擾的情況下完成的。其實，人文社科研究除了少量需要較多社會調(diào)查的項目外，主要是個人的腦力勞動，這種勞動是無法用錢交換來的，需要當事人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多年坐冷板凳的毅力。我當時沒有任何課題費，只是在接近完成的時候，得到過2 500元的資助，但是時間相對充裕，加上自己的努力，這樣才有可能做出成績來。

　　《精神交往論》的內(nèi)容和意義

　　關于這本書，學界已經(jīng)比較熟悉，這里我重復上一版中“寫在前面”的話，基本就可以概括書的大體內(nèi)容和學術意義了：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對馬克思恩格斯傳播觀的知曉較晚，開始于1958年；對它的研究更晚一些，開始于1980年。

　　馬克思恩格斯是對現(xiàn)代世界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家，其傳播觀是現(xiàn)代傳播學早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因此，有必要對它進行嚴肅的學術研究。這本書的目的是：盡可能客觀地、有系統(tǒng)地再現(xiàn)他們關于傳播的各方面觀點，再現(xiàn)他們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但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角度，幾乎沒有參照系，因而一切得從閱讀他們的著作開始。

　　這本書經(jīng)歷了10年的磨礪。1983—1987年，我通讀了他們的全部著作，以及能夠找到的與他們的傳播觀有關的資料文獻，做了大約10 000條名目索引、3 000張卡片和一本提要筆記。1988年開始寫作。1989—1990年因故停頓。1991年重新開始，1993年完成。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豐富而廣泛，我隨之涉獵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許多領域的著作。力求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論述為依據(jù)，全面表述他們的傳播觀，盡量避免先驗之見的干擾，是本書的寫作宗旨。

　　我國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絕大部分收入了1956—1985年陸續(xù)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這個版本基本上是從俄譯文轉(zhuǎn)譯過來的，經(jīng)過二手翻譯，不免會有一些差誤。因此，本書對在傳播學界流行的幾句他們的話，核對了原著文字；對他們使用的幾個主要的傳播術語，進行了隨機核對，從中又有一些新發(fā)現(xiàn)。1995年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著手出版，進度較慢，只出版了十幾卷（計劃60卷）。本書除了馬克思1843年以前的論著采用這個版本的第1、3卷外，其他的引文尚只能使用第1版。

　　馬恩著作中的譯文除了中文版《全集》外，還有《選集》和各種單行本。書中引文為統(tǒng)一起見，均采用《全集》第1版的卷頁碼（個別《全集》未收入的采用單行本頁碼）。馬克思1843年以前的論著引文，標注采用新版卷頁。個別根據(jù)原著文字重新翻譯的，采用頁下注，提供《全集》第1版的參考卷頁。

　　本書初版于1993年，三次印刷。這次再版，除了第十二章第八節(jié)，其他部分只做了引文核對和文字的技術性訂正。第十二章第八節(jié)論證的是馬克思關于“報刊內(nèi)在規(guī)律”的思想，當初查看德文原文，亦懷疑翻譯有誤，但是沒有把握，最后還是以《全集》第1版的文字作為論證的基礎。《全集》第2版根據(jù)德文原文重新翻譯，證實了我當時的懷疑是正確的。因而，這一節(jié)對此做了必要的體現(xiàn)馬克思原來思想的論證。

　　如果就論述的內(nèi)容和意義補充幾句的話，可以采用這次推薦人之一單波教授的話：

　　《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是新聞傳播領域的一部創(chuàng)新性力作，這主要可從三個指標衡量：第一是該書首次從人類信息交流角度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填補了國內(nèi)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的一個空白；第二是作者在思維、語言、文字、宗教、文藝、輿論、宣傳、新聞、報刊、法律等多維視野上建立了精神交往學說，做了一件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第三是作者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英文和其他文種原著，糾正了中文版理解中的諸多誤差，還原了歷史上真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傳播思想的本來面貌。

　　早在本書出版的第二年，中央馬列編譯局馬恩室研究室研究員張奇方在《學習》雜志1994年第8期撰文評價本書：“從人類信息交流角度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進行研究，國內(nèi)似屬僅見；國外雖然不敢說沒有，至少還沒有見到過。20世紀70年代以后，蘇聯(lián)、法國、日本的個別學者，曾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有一種宏觀的關于信息傳播的系統(tǒng)觀點，但尚沒有人像陳力丹這樣全面而又系統(tǒng)地就這兩位思想家關于精神交往的學說，從整體上進行闡發(fā)�！�

　　做學術要較真與傾心

　　由于申報要填表，填表就得找材料，搜索中當年時統(tǒng)宇寫的文章《陳力丹和他的〈精神交往論〉》（發(fā)表于《新聞記者》1995年第10期）喚起了我的記憶，他作為我的同事，實在地記述了那時我研究問題的較真和寫作這本書的艱辛，他記述道：

　　既然研究的是馬克思，他真正鉆了進去，對與馬克思有關的一切十分注意。從當研究生時起至今，他挑過不知多少次報刊上出現(xiàn)的引證馬列方面的錯誤，寫出的意見信大都石沉大海，但憑著學者的理論良心，他依然看到問題就提意見。某家大報的頭版頭條通訊中把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批判的話，當做馬克思的話來引證，他致信該報總編室，希望糾正。有一個時期，幾家較大的報紙發(fā)表的文章都引證過馬克思關于自由就是法律規(guī)定的自由的論述。他多次指出引證有誤，均沒有回音。于是寫了一篇文章，用許多材料說明所引證的馬克思的話恰恰是他所批判的觀點。這篇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后受到重視，《新華文摘》全文轉(zhuǎn)載。

　　1989年初，曾有人要他到中央某個高級秘書班子工作，他拒絕了，他要完成已經(jīng)持續(xù)了數(shù)年的課題。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他的某些研究結論所作的批判，不會構成對他人格的懷疑。在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道路上，正因為有了諸如陳力丹這樣一批以命相許的跋涉者，他們步履艱難，汗流浹背，一路傳播馬克思開創(chuàng)的共產(chǎn)主義福音，在真理的祭壇上獻上了自己的全部忠誠，才使得馬克思主義這棵人類的智慧之樹永遠常青。

　　請聽陳力丹1993年12月27日在全所的述職報告：“今年我發(fā)表了77萬字的成果，占全所發(fā)表量的三分之一�！侗本┤嗽诩~約》的電視劇我只看過幾集，其中有一個情節(jié)：王啟明不惜花5萬多美元，雇了一個高級樂隊和指揮，配合自己作為首席大提琴手的演出。他對阿春說，我所以能夠活下來奮斗，因為有一個精神支柱，就是我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大提琴手，要實現(xiàn)作為提琴手的夙愿。這個情節(jié)使我默默地流淚了。我經(jīng)歷著與他異質(zhì)同構的事情。如果說這些年在多重打擊下我能夠把馬克思研究的課題堅持下來，那的確由于它已經(jīng)成為我生命的精神支柱。歷經(jīng)10年，這個課題最后終于完成了。我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身體垮了，錢也花了……”當時，我親耳聽了陳力丹的述說，并評議道：那語氣，那聲調(diào)，那表情，大有楊白勞控訴黃世仁的味道。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