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項艱苦而需要耐心的工作。這是我校閱完本書最后一頁時，留下的最為強烈的感受�！边@是19年前我在近70萬字的《社會心理學的歷史與體系》一書殺青時，在“譯后記”中寫下的一段話。從那以后，我不止一次地發(fā)誓，決不再從事翻譯了，但最終卻一次次自食其言，翻譯依舊構(gòu)成了我的學術(shù)生涯持續(xù)不輟的一部分。有時是因為友人或出版社相約而無法拒絕，多數(shù)情況下或是因為那些需要翻譯的著作充滿了巨大的學術(shù)魅力，讓你覺得無論怎樣的殫精竭慮都值得付出；或是因為在我25年前投身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學科研究時，就已經(jīng)將從事相關(guān)的著述視為自己今生今世無法改變的一種生活方式了。其實，在以往的25年中，不僅我自己，我的諸多好友和學生們也都先后被拖入過這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在我們合作翻譯的那些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中文譯本中，他們一樣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年復一年，在這些由調(diào)查、著述、討論、翻譯構(gòu)成的學術(shù)生活中，雖然我們漸漸變得成熟和理智起來，但最終自然也付出了馬齒徒增、老眼昏花、兩鬢斑白的代價。

　　按理說，結(jié)束一項工程浩大的翻譯工作，理當好好慶賀一下�，F(xiàn)在寫下這樣一段略帶苦澀的感言并不是為了有意渲染翻譯工作的艱難或崇高，而委實是因為有感而發(fā)。記得前些日子有人告訴我，他遇到了一位我20年前的朋友。友人繪聲繪色地向他描述了我的一些經(jīng)年往事，其中實屬“罪大惡極”的是，我的另一位朋友曾和我共同翻譯一本著作，因為無法按時交稿，竟被我“逼”得大病期間一邊掛著吊針，一邊哭著趴在病床上完成翻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這么“窮兇極惡”過，但在他多少有些夸張的描述中我和“文革”中建構(gòu)出的《收租院》里的惡霸地主劉文彩沒有什么兩樣。雖然我自信不會這般無情，將一位五尺漢子逼得老淚縱橫，但我還是得承認，在一遍遍催促稿件——尤其是多人合作的稿件時說的那些“難聽的話”，有時確實讓人無法忍受。在以往25年的學術(shù)生涯中，其實我也一樣常常有被人相逼的時候，每逢此時那種高度的焦躁不安確實讓人想大哭一場。

　　我沒有因此而哭過，不是因為堅強，而是因為我知道哭完以后你還得重上“戰(zhàn)場”。翻譯也好，寫作也好，在你選定以著述作為“飯碗”或生活方式之一種的那一瞬間，就無可推卸地落到你的肩上。就像戰(zhàn)士無法拒絕扛槍、農(nóng)民無法拒絕扶犁、工人無法拒絕掄錘，一個以文字和敘述為業(yè)的教師，當然也無法拒絕寫作，這是你最重要的社會認同或社會價值所在。這其實也是我在一再的賭咒發(fā)誓之后，還是重蹈覆轍或“舊病復發(fā)”的原因所在。

　　這部《社會心理學》的翻譯也是在多人的合作下完成的。參加翻譯的包括周曉虹（前言）、秦晨（第l章）、胡潔（第2章、第3章）、樊佩佩（第4章）、邢宇宙（第5章）、李翠華（第6章）、錢力成（第7章、第8章）、時昱（第9章、第10章）、余令（第11章、第12章）和魯肖麟（第13章、第14章），并由周曉虹（第6章和第10章）和秦晨（其余12章）承擔了全書的校對工作。除了正文的翻譯以外，邢宇宙、李翠華和余令承擔了人名的翻譯和整理工作，周曉虹、錢力成和秦晨承擔了術(shù)語匯編的翻譯和核對工作，胡潔、錢力成和郭浩則承擔了全書的圖表制作T作。雖然譯者基本上都是我的博士或碩士研究生，但他們在翻譯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領(lǐng)悟力和創(chuàng)造力卻常常在令我瞠目結(jié)舌的同時，給我以幫助和啟發(fā)，這一切為全書翻譯的順利完成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