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言與語言政策理論分析
　　什么是“語言”，語言是對人類的認同、發(fā)展和文明的一種反映，是一種被人們用來交流溝通、傳達信息和維持人類社會地位的工具。人們憑借語言能夠傳達他們的愿望、規(guī)范、情感和價值觀。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通過民族語言可以認識到自我和其他民族，同時民族語言也是一種文明、進步的工具，是反映某個民族現(xiàn)實存在的一面鏡子。只有通過一門共同的語言，才能使同一群體實現(xiàn)行動的一致性，從而寫就一段共同的歷史。尼古拉斯·奧斯特勒著，章璐、凡非、蔣哲杰等譯：《語言帝國：世界語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3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擁有不同的語言政策，共同書寫世界語言史上的絢麗篇章。
　　那么何謂“語言政策”，目前學術界對語言政策的概念還沒有統(tǒng)一的界定，但是無論定義如何界定，都必須以特定國家和歷史文化背景為基礎。語言政策是語言沖突與矛盾的產(chǎn)物，它能夠反映一個國家的戰(zhàn)略意圖，并且深受一個國家的歷史、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同樣它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統(tǒng)治者的意識形態(tài)。以色列語言學家博納德·斯波斯基對“語言政策”有過這樣解釋：語言政策是由語言實踐語言實踐，即對語言庫（linguistic repertoire）中各種語言變體（variety）所做的習慣性的選擇模式。、語言信仰或語言意識形態(tài)語言信仰或語言意識形態(tài)，即對語言本身和語言使用的信念。和語言規(guī)劃或者語言管理語言規(guī)劃或語言管理，即通過各種語言干預、規(guī)劃或者管理的方法來改變或影響語言實踐的具體行為。這三部分組成。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版，第7頁。著名語言學家豪根認為，語言政策的制定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前兩個階段是標準的選擇（selection of a norm）和標準的制定（codification），后兩個階段是標準的實施（implementation）和標準的擴建（elaboration）�！皹藴实倪x擇”，是指某人發(fā)現(xiàn)了語言問題；“標準的制定”，是指語言的書面或者口頭形式、語法和詞匯的標準制定；“標準的實施”，是指確保政策受到目標人群的接受和執(zhí)行；“標準的擴建”，是指不斷修改已經(jīng)制定的標準，以滿足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需要。語言學家克洛斯（Kloss 1969）則把標準的選擇叫作“地位規(guī)劃地位規(guī)劃，是指選擇一種語言的某一種具體變體作為常用語言�！�，把標準的制定叫作“本體規(guī)劃本體規(guī)劃，是指在同一語言的使用過程中對具體語言成分的選擇。比如，塞爾維亞人要剔除塞爾維亞語中的克羅地亞語的成分；2005年1月19日，韓國漢城市市長李明博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把漢城市的中文名稱改為“首爾”，“漢城”一詞不再使用，這就是本體規(guī)劃的具體體現(xiàn)�！�。
　　斯波斯基在《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一書中將語言政策定義為是“對語言做出選擇。這種選擇可能是對于語言中某一具體的語音語調或表達方式的選擇，也可能是對語言中某一具體的語言變體的選擇；這種選擇可能是由個人來做出，也可能是由一個社會制定的群體來做出，還可能是由一個對這種群體有管理權的機構來做出；這種選擇可能從個人或群體的語言行為（即語言實踐）中找到，也可能從個人或群體的語言意識形態(tài)或語言信仰中找到；最后，這種選擇可能以顯性的方式表現(xiàn)在正式的語言管理中或權威機構所做出的承諾中”。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趙守輝審訂：《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版，第244頁。
　　語言政策可以應用于語言的各個方面，例如：語音、拼寫、詞匯選擇、語法或問題、不良語言、種族歧視語言、猥褻語言或標準語言；語言政策也可應用于非自立語言；也可應用于得到認可的自立語言，如何處理語言編譯以及如何對語言變體進行分類，這些成為語言政策的中心內容。不可否認的是把語言政策的關注焦點放在政治單位上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語言政策與權利權威密切相關。在當今世界，國家是權力彰顯的地方，政府機構是依靠憲法建立起來的，它擁有公民管理權。原則上任何政府都能夠依照憲法、法律或規(guī)章制度來制定語言政策，并且有辦法實施或執(zhí)行這些語言政策。
　　語言政策理論的第一大特點是語言政策成分的三位一體性，即語言實踐、語言信仰或語言意識形態(tài)、顯性的語言政策或語言規(guī)劃。第二個特點是語言政策不僅與某一特定的語言變體有關，還與語言各個層面的個體成分有關。第三個特點是語言政策運行于各種大小不一的語言者社區(qū)中。第四個特點是語言政策在復雜的語言生態(tài)關系中所發(fā)揮出來的作用。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趙守輝審訂：《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版，第320頁。
　　語言作為有效的信息傳遞者和創(chuàng)造者的特征，導致它經(jīng)常被思想政治家所控制，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這是實現(xiàn)他們改造社會以及實現(xiàn)他們想象的多種方法中最有吸引力的一個領域。政治集團根據(jù)自身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地位出于維護自身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并參照當時的語言實踐，制定出相應的語言政策。通常來講，19世紀時，在一個民族國家出現(xiàn)緊急情況之后，語言的使用就已被當作區(qū)別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方法，產(chǎn)生的結果則是語言與政治的關系更加靠近。肖哈米（Shohamy）將語言政策描繪為“建立語言習慣的原則”。在權利中，這些常常發(fā)展成為一些原則，在特定的國家這些原則是母語和外語的適當使用。因此，語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客觀性，既打上了統(tǒng)治階級的烙印，也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訴求。
　　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政治學特別是社會語言學這些學科的發(fā)展為語言政策的正式化鋪平了道路，在1960年成為了一個新的學術性領域。該領域的發(fā)現(xiàn)給教育領域帶來了許多與語言相關的問題，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力。
　　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可能呈現(xiàn)許多不同的語言政策；在它們具體制定語言政策時，語言政策決策者可能都會意識到歷史、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的差異，調整政策和為滿足公眾最基本的需要及為權力提供解決方法，在他們制定政策時，如梅爾（Mey）和麥克豪爾（McHoul）宣稱的那樣：為了獲得合法的公眾的忠誠以及實際使用，一種語言必須要在文化習俗以及社會實踐中有明顯的使用價值……；必須提供一個合理的結構，還要與經(jīng)濟體系和部分問題保持一致。同樣的思路，奧馬爾也主張：為了能代表作為國家和官方的榮譽，一種語言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形象。在這座榮譽大廈中使用者的自信是其組成部分，這份自信將會把這種語言帶向一個新的高度。
　　因此，建立一個合適的語言政策模式需要仔細分析語言使用者的需要，全面地科學研究在語言政策制定過程中所包含的因素。例如，在一個多語種和多方言的背景下，種族的語言權力就需要完整的說明。一方面，在多語種或多方言的國家中在大力提倡官方語言和國語的同時，也要照顧民族團體的需要與他們對自己語言和文化的忠誠；另一方面，在國家和全球層面上官方語言具有優(yōu)先權。在如此多語種和多方言的背景下，如果過分重視各地方言和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將會導致社會語言的混亂以及國家認同的弱化，妨礙整個社會的交流與整合。
　　通過所列舉出來的這些思考，可以得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語言政策時要努力避免種族的和語言學的傾向，要尊重在國內所使用的每一種語言，反對任何一種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例如，在教育領域，他們應該嘗試著擴大少數(shù)民族在語言上的權利，讓他們平等地獲取知識和其他的教育服務，阻止因語言分布不均而造成的社會經(jīng)濟的不平等。雖然這一過程極度困難，但是卻非常有必要的。豪內特（Howlett）和拉梅什（Ramesh）概述了這樣一個方法：制定語言政策的四步模型，在這里面所有的階段都是分離的又是相互關聯(lián)的；在這個模型中的四步分別為：設立原因，規(guī)劃，決策制定，評估和執(zhí)行。
　　語言政策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它與社會語言學同步發(fā)展。目前，語言政策的研究至少有50年的歷史，尤其是最近20年來，人們對語言政策越來越感興趣，而且也出現(xiàn)了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政策與政治科學、歷史學、公共管理學和教育學（尤其是教育語言學）之間出現(xiàn)了自然的重疊現(xiàn)象。一般而言，研究一個國家的語言政策，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該國的語言教育政策。
　　在語言教育政策中經(jīng)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基本問題。其中第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要解決選擇何種語言作為學校教學媒介語的問題。通常情況下，兒童在未上學之前，就已經(jīng)掌握了眾多本地語變體或者方言中的一種或者多種，但是他們在學校期間就需要掌握一門定制的語言，該語言一般是本國的官方語言、國語官方語言和國語在有些國家是對等的，但是在有些國家則不同。例如，中國的官方語和國語都是漢語，而新加坡的官方語是英語、漢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但是新加坡的國語只是馬來語。國語是國家身份的象征，所以，國語一般是本土語言。、宗教語、古典語或者標準語。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版，第55頁。第二個基本問題就是學校要解決的相關問題是：何時開始教授兒童學校指定的語言，以及何時開始把學校語言作為教學用語。語言政策的第三個基本問題是母語和學校語言之外的語言教學。在大多數(shù)國家的教育體系中，一般都開設至少一門外語課。這些外語往往都是主要的國際性語言、重要鄰國語言或者外語。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版，第56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英語作為一門全球性語言越來越成為世界許多國家的首選外語�？傊�，學校是語言政策應用與研究的一個中心領域，博納德·斯波斯基著，張治國譯：《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版，第57頁。也是本書主要研究的對象。
　　二、國內外學術史回顧〖1〗（一）國內研究現(xiàn)狀隨著語言政策研究的興起，國內相關的期刊論文也逐漸增多，一般從語言與民族關系、希伯來語的復興、以色列教育、阿拉伯人的教育、阿拉伯語的地位等角度研究。
　　1�迸c中東國家語言政策相關的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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