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軍政關系

　　第一章軍人與政治

　　軍人參與政治并不新鮮，但一些因素使今天的美國軍隊處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境地。首先，美國本土駐扎著一支永久的大規(guī)模常備軍，這僅僅只是過去50年才有的事。以前，美國也曾有過大型軍隊，但那都是為了應對特定沖突而專門建立的，并且在戰(zhàn)爭結束后立即予以裁減。其次，軍隊擁有投票權。軍官們通常對政治活動比較熱衷，但也就是從最近幾年開始，投票不僅被軍人看作一種社會慣例，而且新制定的法律也使軍人投票成為可能，法律允許軍人通過“缺席選舉人票”的形式進行投票。再次，軍隊與社會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脆弱。以前，軍隊精英和政治精英常常是重疊的、相同的，但隨著二戰(zhàn)那代人的逝去，具有軍隊經歷的政治領袖迅速減少。與此同時，募兵制的結束意味著只有愿意參軍的人才會入伍。最后，今天的軍隊被視作共和黨穩(wěn)固的票倉。本章旨在按照美國歷史的脈絡來討論這些發(fā)展變化。

　　一、從美國革命到美國內戰(zhàn)

　　軍官退役后從政，這樣的故事在美軍歷史上不勝枚舉，此外，服役期間就參政的至少有兩宗案例。但軍人公開從事政治活動、表達政黨立場最明顯的時期則是從美國革命到美國內戰(zhàn)階段。這一期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軍事職業(yè)，政治和兵役常常相隨相伴。這種現(xiàn)象并非美國所特有，它可以保持歷史傳統(tǒng)，使作戰(zhàn)人員，特別是作戰(zhàn)指揮官來自“最具政治相關度的社會階層”。塞繆爾·亨廷頓這樣描述國家創(chuàng)立者們對政治精英和軍事精英之間關系的看法：“政治精英們想象不出一種特別的軍人階層，對此也就無所謂懼怕”。1815年至1860年之間的12位總統(tǒng)中共有6位曾經是軍官，這一事實表明政治和軍事精英常常是重疊的、相同的。

　　在這一時期，軍官們公開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立場的情況十分常見，譬如，在截至1801年7月的所有256名軍官的名單中，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這樣的例證。該軍官名單由陸軍部首席文書編撰，其目的是幫助鑒別需要裁撤的86名軍官，為當時托馬斯·杰斐遜（ThomasJefferson）削減軍隊提供信息。這份名單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對每位軍官的政治立場進行了確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曾特別希望在軍隊職位上安插聯(lián)邦黨成員。因此，人們有理由認為，向共和黨更替的政府一定會涉及對異見人士的清洗。然而，軍事歷史學家愛德華·科夫曼（EdwardCoffman）對被選擇裁撤的那些軍官進行了分析，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政治在人員裁撤中發(fā)揮了主要作用；不過，他的分析也指出，政治立場是每位軍官檔案的重要內容。軍官們被分為“共和黨人”、“政治冷漠者”、“反對新政府者”以及“誹謗新政府的活躍分子”等幾大類。但即使在這些檔案中，也有一些證據(jù)表明，職業(yè)的、脫離政治的軍事理想的確存在。科夫曼對至少一名軍官的政治觀點這樣評論道，“從職業(yè)角度看該軍人沒有任何政治傾向”。雖然當時參與政治十分普遍，但職業(yè)軍官已經有一種理想的標準使自己保持與政治活動的距離。

　　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西點軍校在軍官培養(yǎng)中開始樹立軍官應該服務于國家，而不應卷入派系斗爭的思想。軍校生把西點描述為“國立學�！被颉奥�(lián)邦學校”，把自己稱作“聯(lián)邦之子”，隱含著對國家的責任，而不是對某個黨派的責任。這種脫離政治的軍官培養(yǎng)始于1836年，可以從《陸海軍編年史》（ArmyandNavyChronicle）的信函往來中得到佐證。有位信函作者以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的化名鼓吹軍官應按照獨立戰(zhàn)爭時期的模式積極介入政治，那時，許多軍官也是政治家。三個月之后，化名為“正義”（Justice）的作者對阿爾西比亞德斯作出回應說，按照法律，軍官們不得藐視總統(tǒng)或國會，他們應該避免卷入政治活動。

　　在此階段，“正義”顯然屬于少數(shù)派，保持與政治的距離說說容易做著難，因為軍官們常常為了自己的晉升或調動不得不去國會游說。1843年，國會也參與了軍官的委任過程，國會規(guī)定，西點軍校的軍官名額應該在各選區(qū)平均分配，這使得國會議員擁有了對軍官的正式委任權。

　　伴隨著溫菲爾德·斯科特（WinfieldScott）在服現(xiàn)役期間競選美國總統(tǒng)，軍官對政治的參與也許達到了巔峰。1852年，斯科特接受了輝格黨的總統(tǒng)提名，但他最終敗給了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Pierce）。有趣的是，斯科特的總統(tǒng)競選活動并未在軍隊引起波瀾，不少軍官希望他輸，但也有些人希望他贏，因為他贏了就可以騰出空缺，提供幾個晉升機會。斯科特的競選昭示著軍方對政治的危險侵蝕，但無論是軍隊內部，還是人民大眾，都未引起高度關注，可能源于以下幾個因素。首先，著名將領尋求更高職位的做法十分平常，而且也從未產生過任何形式的憲政危機。斯科特服現(xiàn)役期間碰巧趕上了競選。其次，軍官團規(guī)模較�。ㄟ@個時期通常不足1000人），本身不是一個很大的投票集體。而且大多數(shù)軍官甚至投票都有困難，因為軍事生活的短暫性使軍人很難滿足當?shù)鼐恿魴嗟南嚓P要求。最后也許是最重要的，軍官團的政見并不一致，使得候選人難以宣稱他代表軍隊。一份對1828年至1852年期間軍官的研究表明，自認為是民主黨人與自認為是輝格黨或共和黨人的數(shù)量大體相當。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美國內戰(zhàn)。1864年，喬治·麥克萊倫（GeorgeMcClellan）參與總統(tǒng)競選，似乎也沒有獲得多少現(xiàn)役軍人的支持。盡管有些軍人的確支持他，但對軍隊的動員以及為他們投票創(chuàng)造條件等方面的努力使得選舉更有利于亞伯拉罕·林肯。1864年，林肯贏得了116887張軍人票，而麥克萊倫只有33748票。

　　二、內戰(zhàn)之后

　　內戰(zhàn)之后，現(xiàn)役軍官參與政治的情況開始明顯減少。1866年，關于重建將何去何從的問題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爭議，《陸海軍雜志》刊登了軍官介入政治方面的文章。與1836年《陸海軍編年史》中的爭議不同的是，該雜志不斷呼吁所有軍官“遠離政客”、“避免政治性見面”。阿爾西比亞德斯式的情緒顯然在減少。

　　約翰·斯科菲爾德（JohnM�盨chofield）將軍在戰(zhàn)后的軍旅生涯頗具代表性，即現(xiàn)役軍官不再公開地介入政治活動，而是采取無黨派立場。1867年，斯科菲爾德拒絕了幾位弗吉尼亞人對他競選參議員的提名。這種認識在重建時期得到了強化，因為“美國政治系統(tǒng)中強烈的黨派關系使得斯科菲爾德和大多數(shù)軍官更加小心謹慎”。為了避免遭受黨派，常常是兩黨雙方的批評，軍官們學會了小心翼翼地行事，將政策制定等重要問題留給政治精英們。斯科菲爾德在1892年給西點軍校的畢業(yè)生講話時，要求他們了解時政問題，同時“明智地避免積極參與政黨政治”。斯科菲爾德對政黨政治的厭惡后來是如此強烈，以致于在1894年，他對一名記者說道，他不想介入任何“政黨競爭”，不愿接受公職，除非是他所在的州“主動給予的禮物”。

　　當然也有與斯科菲爾德相反的例子，但人數(shù)不多。退役軍官競選公職，他們在內戰(zhàn)期間獲得的軍功對他們的政治履歷特別有用，但服役期間參與政治活動不再被人們接受。有些歷史學家估計在這一時期“曾經投過票的軍官不超過500分之一”。服從合法文人政府的觀念成為此時的規(guī)范，這種思想開始于19世紀20年代的軍種院校，“不偏不倚、無黨無派、客觀公正的軍旅生涯，忠誠地服務于執(zhí)政的政府或政黨成為軍事職業(yè)的理想”。

　　阿爾弗雷德·貝茨（AlfredBates）將軍1902年在紐約對新英格蘭社團演說時也清晰地表達過這種觀點：“軍隊是國家的公仆，訓練有素，服從命令，在戰(zhàn)爭中同樣忠貞不二，執(zhí)行民法，履行公民職責。軍隊不關心政黨或政治，只聽從命令并毫無疑問地加以執(zhí)行”。RichardBrown,SocialAttitudesofAmericanGenerals,1898-1940(NewYork:Arno,1979),p��375�边@并不意味著所有軍官都回避政治，但這個時期人們的觀念已發(fā)生很大變化，任何一個介入政治的現(xiàn)役軍官都有可能被軍方棄用，比如1920年的萊納德·伍德（LeonardWood）。

　　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為止，軍官服役期間遠離政治事務的觀念深深地植根于軍事文化，以致于1923年爆發(fā)了一樁丑聞，一群軍官的妻子在當?shù)剡x舉中參與投票，導致敗選的一方提出上訴。軍官們自己對這種破壞規(guī)矩的行為感到震驚，并因允許他們的妻子去投票而受到團長的批評。另外一樁丑聞發(fā)生在1934年，赫爾曼·伯克馬（HermanBeukema）中校提出將一本有關美國新政的圖書納入西點軍校的經濟學課程之中。西點軍校的校長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新政是“當時的一個政治話題，因此，不適合在西點學習或討論”。這種對政黨政治的憎惡以及誠實聲譽使得軍官們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這段時間，除了軍事職業(yè)之外，在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任務中經常被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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