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jié) 質性研究所面臨的問題

　　質性資料的形式通常是文字，而不是數(shù)字。長久以來，社會科學的某些領域就是以質性資料為基礎，尤其是人類學、歷史學，以及政治科學。然而近十年來，越來越多基礎學科與應用領域的研究者投入質性研究的范式中，這些應用領域包括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公共行政、組織研究、企業(yè)研究、醫(yī)療保健、城市規(guī)劃、教育研究、家庭研究、方案評估與政策分析等。正如L.M.Smith（1992b）所觀察到的，以下諸多的詞匯實際上都已經(jīng)變成同義詞了，這些詞匯包括：民族志（ethnography）、田野法（fieldmethods）、質性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個案研究（case study）、自然取向研究（naturalistic methods）、響應式評估（responsive evaluation）。

　　質性資料是很有魅力的。研究者可以藉它們，對一個可辨識的地方所發(fā)生的事件過程，做出有實據(jù)的、豐富的描繪與解釋。也可藉它們，保留住時間流程，精確地看出哪一事件導致哪一事件，并引出精彩的解釋。再者，好的質性資料也更可能導出意外的發(fā)現(xiàn)與新的整合；幫助研究者超越第一印象，并產(chǎn)生或修改概念架構。最后，由質性資料導出的發(fā)現(xiàn)，會具有一種“不可否定性”。文字具有一種具體的、生動的、有意義的力量，尤其是將文字組成事件或故事之后，更能讓讀者信服，這名讀者可能是一名研究者、決策者，或是實務工作者。這些效果并不是簡化的一堆數(shù)字所能產(chǎn)生的。

　　我們于1984年出版本書的第1版（Miles&Huberman，1984），從那時起，質性研究已有著驚人的發(fā)展。我們?yōu)檫@第2版所搜集的書籍、文章與報告，超過第1版3倍有余。人們對認識論問題的爭議繼續(xù)延續(xù)（Guba，1990）；完整的研究手冊（Denzin&Lincoln，1994；LeCompte，Millroy，&Preissle，1992）也出現(xiàn)了；Sage出版的質性研究法系列叢書已超過24冊，新期刊有《教育質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保健質性研究》（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新聞通訊有《文化人類學方法》（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年度論壇有教育民族志研究論壇（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Research Forum）、教育質性研究研討會（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Conference），電子公共版有QUIL，軟件會議有計算機與定性方法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而主要的專業(yè)團體

　　大多也都組成了質性研究的相關團體。

　　但是，在這些熱鬧的活動中，我們也應該記得還有一些重要的問題并未解決。這些問題包括：數(shù)據(jù)搜集費時費力、數(shù)據(jù)過多、研究者偏失可能很大、數(shù)據(jù)處理與編碼耗費時間、只有少數(shù)案例可供處理時其抽樣的適切性問題、研究發(fā)現(xiàn)的可概括性、研究結論的信度與質量、結論應用于政策與行動的可能性。

　　若以信度與效度等傳統(tǒng)詞匯來看，質性研究的發(fā)現(xiàn)會受到嚴重的質疑（Dawson，1979，1982；Ginsber9，1990；Kirk&Miller，1986；Kvale，1989a；LeCompte&Goetz，1982）。雖然也有學者認為判斷質性研究發(fā)現(xiàn)的好壞，其標準應該和傳統(tǒng)研究有明顯的差異，Lincoln與Guba（1985，1990），Wolcott（1992）等人都曾強調過，但一般的問題仍然存在，我們將于第10章詳談此問題�，F(xiàn)在，許多與學位論文奮戰(zhàn)的研究生和有經(jīng)驗的研究人員仍是單兵作戰(zhàn)，也常常只研究一個個案，縱然如此，質性研究工作實際上·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復雜。我們看到“多場地、多方法”的研究（A.G.Smith&Louis，1982）已經(jīng)越來越多；這種研究可能結合了量與質的研究（Rossman&Wilson，1984），它們可能是由一個團隊來執(zhí)行，搜集與分析得到的資料，還要拿來做比較（Herriott&Firestone，1983；Yin，1984）。

　　除此之外，質性研究還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并未解決，正如我們其中一人曾提及的：采用質性資料最嚴重與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我們所用的分析法并未有系統(tǒng)地闡釋出來。研究者面對量化資料時，已有一些成規(guī)可供使用。但是，面對堆積如山的質性資料時，研究者卻沒什么指引，可幫助他去避免自我欺騙，讓他不致于把不可

　　靠或無效的研究結論提交給科學組織或做決策的讀者們。我們怎樣才能確認：一個“自然的”、“難以辯駁的”、“偶然發(fā)現(xiàn)的”研究結論一定是正確的。

　　我們必須說：1979年以后質性分析在方法方面已有進步，例如，以圖表來呈現(xiàn)資料的做法已經(jīng)不算稀奇了。雖然有人認為現(xiàn)象學是一種“無技術的方法”，不過采用現(xiàn)象學的人士也已經(jīng)開始闡釋使用現(xiàn)象學方法的程序了（Kvale，1988；Melnick&Beaudry，1990；Pearsol，1985）。學者（Strauss&Corbin，1990）也已將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 methods）說得更清楚了；另外，《文化人類學方法通訊》（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Newsletter）的格言是：“方法是屬于我們全體的�！�1976年時Sieber發(fā)現(xiàn)：7本備受推崇的田野研究法教科書之中，談資料分析的篇幅不到5％～10％�，F(xiàn)在的情況已大大改觀了。近年來的教科書已經(jīng)更為慎重地討論資料分析的問題了（Bernard，1988；Bogdan&Biklen l992；Goetz&LeCompte，1984；Merriam，1988；Patton，1990；Smith&Mannin9，1982；Spradley，1979；Werner＆Schoepfle，1987a，1987b）。

　　不過人們對于研究發(fā)現(xiàn)的信心仍然不足。顯而易見地，質性研究界仍缺乏一套清晰的分析法。我們需要繼續(xù)努力，把分析質性資料的原則找出來，此處所說的原則，是指引出與驗證結論時，大家可以共享的基本原則。

　　有些質性研究者仍認為資料分析是一種藝術，堅持用直覺法。他們只告訴我們他們所做的，就是將雜亂的田野資料予以分層與分類，而且還說：所用的方法無法簡化，甚至無法溝通。我們并朱真正看見他們如何將3 600頁的田野筆記化為最終的報告——雖然這份報告可能點綴了一些生動的示例。

　　另有一些研究者不想細究資料分析這一問題，因為他們認為想要清晰判定研究發(fā)現(xiàn)的效度，是根本不可能的（Becker，1958；Bruyn，1966；Lofland，1971；Wolcott，1992）。還有些人的理由是更深一層的，例如有些現(xiàn)象學導向的（phenomenologically oriented）、詮釋取向的（interpretivist）與建構主義的（eonstruetivist）研究者認為：在認知主體之外，根本沒有一個不模糊的、可以供我們報告的實在界存在；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發(fā)展系統(tǒng)的原則，以便讓研究者能好好說明此實在界的規(guī)律性（參見Dreitzel，

　　1970）。以他們的觀點來看，社會過程乃是短暫的，現(xiàn)象是流動的，在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對此現(xiàn)象的建構與描述方式之外，并無獨立自存的實在界。

　　學者在不同思想學派的爭辯上所花的力氣似乎太多了。究竟質性研究者要怎樣做才適當呢？學者們對此問題花的力氣，反而并不夠多。我們承認George Homans（1949）說的是對的：“撰寫方法論的人士通常忘了：方法論是一種策略問題，而不是思辨問題。”（P.330）

　　我們撰寫本書的基本信念是：身為質性研究者，我們需要不斷與人分享我們的方法，分享一套明確說明的、有系統(tǒng)的方法，我們謹慎地用它來引出與檢驗結論。若用質性研究的詞匯來說，我們需要一套確實的、可靠的、可重復的分析法，而本書正是在響應此一需要。

　　第2節(jié)　本書的性質

　　本書是一本實用的工具書，為所有采用質性資料的研究者而寫。目標是分享現(xiàn)有相關的分析技術，有些技術來自我們自己的經(jīng)驗，有些則來自學界——他們設計、檢驗并且運用質性資料分析法。本書的重點，是放在資料展示（data display）上，包括矩陣表與網(wǎng)狀圖，而不只是一般的文字敘述。我們對每一種資料展示的方法，都詳加說明并舉例，再對采用者提出實作方面的建議。

　　讀 者

　　本書是為正在做研究的人士所寫，包括所有學科領域，無論是基礎或應用學科，只要你正在為質性資料分析這一問題而努力的人士，都可以是我們的讀者。

　　我們第一類的讀者是研究新手們，可能是研究生或是學術研究的新手。另外，我們曾遇到許多初做質性研究的學生，他們覺得毫無頭緒，也覺得自己訓練不足。我們將這類人士謹記在心，撰寫時盡量使用易懂、支持性的語言，而且也為在質性研究法課程中使用本書的人士提出建議。

　　本書的第三類讀者是咨詢人員與經(jīng)理人員，他們的工作任務之一就是依靠質性資料，他們需要實用的方法，才能將質性資料做最佳的運用。

　　本書的許多實例來自于教育研究，有我們自己的，也有別人的。我們也用了一些其他領域的實例，包括醫(yī)療保健、公共衛(wèi)生、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企業(yè)研究、政治科學、公共行政、方案評估、圖書館科學、組織研究、犯罪學、溝通、計算機科學、家庭研究、政策研究。這背后的涵義是：方法是通用的，并不受領域限制。

　　本書為多個個案研究提出了一些分析法，這類研究是由一組研究團隊來進行的。但如果你是獨自一人做研究，或者你只研究單一個案，或者你只將研究重點放在個人或小團體上，這些類型的讀者也不要對本書覺得失望，因為本書也為你們提供了許多相關實例，也針對你們提出了建議。

　　方向

　　這是一本工具書，我們并不想把它變成一本包羅萬象的手冊。我們試著把一些可用的資源組匯集在一起，鼓勵讀者運用這套資源組。總之，我們希望這套資源組，能夠進一步發(fā)展、檢驗，并且精益求精。

　　本書所用的資源來自兩方面。第一，從過去十年出版的眾多著作中擷取與綜合而來。第二，我們對質性研究者做了一項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e），寄給他們一份非正式的調查，詢問他們曾經(jīng)使用過的質性資料分析法，并希望他們能將實例、資料展示與建議等寄給我們�？傆嬘�126位學界人士，為我們提供了資料，我們將其中許多想法都納入本書了。

　　本書的主題是做分析，對于研究設計與資料搜集，我們只談和做分析有關的部分。另外像進入現(xiàn)場、與報告人建立信任關系這類問題，我們只稍稍提及。許多學者對這類問題已有不錯的且持續(xù)的討論，我們會在適切處做一引介。

　　我們盡可能采取具體且直接的方式來說明，希望能夠盡量貼近讀者，并且能跨越各個領域，做一寬廣的引導。我們希望本書的每一章都有一完整的架構，全書都強調要用真實的資料做實時的練習。本書所介紹的每一種方法，都包括具體的實例，并盡量地詳盡說明，好讓讀者看出來分析究竟是怎樣進行的，且希望讀者能嘗試這種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希望讀者能在未來的研究里去修改這種方法。

　　我們希望這是一本實用的書。雖然我們在本章第4節(jié)陳述了我們的認識論觀點，我們可能并不像讀者剛接觸我們時所知覺到的那樣樸素天真，我們相信：任何方法，只要能從一組質性資料中，產(chǎn)生出清晰、可驗證且確實的意義，這種方法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不論這種方法的哲學觀點如何。

　　本書介紹的方法也都簡單易學，不需要很長的學習時間，也不需要先弄懂專門術語。在此順便一提，我們發(fā)展出這些分析法，并且采用或修改他人的方法，這些經(jīng)驗都讓我們十分愉快且收獲豐富。

　　本書最重要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求讀者們一絲不茍地去運用這些分析法，而是希望讀者們能夠不斷創(chuàng)造、檢驗、精煉出簡單、實用與有效的分析法，這才是質性研究者的首要任務。

　　一位歐洲的社會學者（W.Hutmaeher，個人溝通，1983）對我們的第1版做了一個完善的評論，很能表現(xiàn)我們希望的精神：

　　我想你們?yōu)榇蠹冶仨毥鉀Q的許多方法問題，找到了一個綜合性的答案，我們自己對這些問題處理得很差，當我們向同儕作報告時，結果往往是鎩羽而歸。不過，你們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后的定論。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大家都會仔細

　　思考你們的答案。

　　我們的期望還不只是如此。在我們對質性研究者所做的調查中，我們詢問大家一些我們還不太清楚或疑惑的問題。有位研究者的回答如下：“每件事情都不清晰，都讓人疑惑……然而，方法經(jīng)過改良后，可以讓人對這個更為有效的平臺更有信心，為行動提供了更為堅固的基石，雖然這塊基石并不是不容質疑的。”

　　好的質性分析需要仔細思考、試驗、對話與學習。撰寫本書就是想要與大家分享我們在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們始終堅信：具體的、可分享的方法的的確確是“屬于我們大家的”。過去十年問，我們發(fā)現(xiàn)：根據(jù)新研究精煉與發(fā)展出分析法，是非常值得的；我們對研究結論的信心增加了，也加強了研究的、實作的確實性，讀者也跟著增加。我們希望我們的經(jīng)驗能有益于同儕們，就像同儕們的經(jīng)驗曾經(jīng)惠及我們一樣。

　　第3節(jié)　我們的取向

　　我們認為請研究者將自己的傾向說清楚是不錯的處方。我們想要了解一個研究者如何建構這個社會世界的外觀，并了解他怎樣努力為讀者呈現(xiàn)一個確實可信的報告，之所以做這些努力，其實就像我們想要了解與我們說話的對方一樣。如果有3個人想努力爭取我們的注意，一個人是批判實在論者（critical realist），一個是批判理論論者（critical theorist），另一個是社會現(xiàn)象論者（social phenomenologist），我們就需要知

　　道他們每個人思想的源頭。他們三人會有很不一樣的觀點——對于何為真實？什么可以被知道？以及要如何如實表達這些社會事實？

　　我們在本書第1版表示自己是實在論者（Huberman&Miles，1985），現(xiàn)在我們還是。而“實在論”可以意味著很多東西，我們自認屬于“超越實在論（transcendentalrealism）”（Bhaskar，1978，1989；Harre&Secord，1973；Monicas&Secord，1982）。“超越實在論”意味著，社會現(xiàn)象不只是存在于心中，而且存在于客觀世界里；而各社會現(xiàn)象之間具有某些規(guī)律性與合理的穩(wěn)定關系，可以讓人們去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性來自于把現(xiàn)象連結在一起的規(guī)則與順序。從這些模式中，我們可以引出一些結構，這些結構乃是潛藏在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中的。大多數(shù)的結構都不是人眼可見，但這一事實并不會使得看不見的結構就變成非真實的東西，更何況我們實際上都被諸多規(guī)律的物理機制（physical mechanisms）所包圍著，而我們對此頂多也只有些微的覺察而已。

　　人際關系與社會是我們想探究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其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使我們想采用實在論去做探究時，會變得較為復雜，但這種探究并非不可能進行。我們和物理研究者不一樣，我們要處理的是機構、結構、實作與慣例，人們會復制且改變這些東西。在這些社會結構的架構里，人所認定的意義（meaning）和持有的意向（intention）會發(fā)生作用，我們雖然看不見這些結構，但它們卻是真實的。簡言之，社會現(xiàn)象是客觀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例如語言、決定、沖突與階層等，都是社會現(xiàn)象；社會現(xiàn)象對于人類行為有強烈的影響，因為人們會以共同的方式，去理解社會現(xiàn)象。被相信的事物，就會變成真的事物，而且是人們可以探究的事物。

　　我們同意詮釋取向者指出的：知識是社會性與歷史性的產(chǎn)物，而“事實”來到我們面前時，都是負載著理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