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學(xué)家“近世”中國研究叢書·廟堂與江湖：宋代詩學(xué)的空間》：
　　六、從江西派到南宋三大家
　　黃庭堅以及江西派的詩論和詩風(fēng)，自北宋末流行至南宋初年。但在秦檜去世的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前后，跟江西派相異的詩風(fēng)開始興起，其間起到關(guān)鍵作用的就是南宋三大家：陸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楊萬里（1127-1206）。三人的詩風(fēng)當然各有不同，但比之黃庭堅及江西派那種愛好屈折、飛躍，多用典故的晦澀詩風(fēng)，便無一不顯得遠為放達和明快。
　　范成大與楊萬里同年進士及第（紹興二十四年，即1154年，范29歲，楊28歲），陸游也跟范、楊一起參加了該年的禮部省試，結(jié)果卻落第了，八年后（紹興三十二年，即1162年，陸游38歲）才被孝宗賜予“進士出身”。據(jù)《宋史·陸游傳》，其落第出于秦檜的旨意。無論如何，此三人開始走上官途，名副其實地作為士大夫詩人而活躍起來，是在秦檜死后，這一點是極具象征性的。
　　關(guān)于黃庭堅及江西派的詩風(fēng)在北宋末至南宋初流行的原因，筆者已在從前的論文中闡述了私見。一言以蔽之，就是與政爭的激化相伴隨的作詩環(huán)境之惡化，在此種局面之下，士大夫詩人為了自我保護和堅持，而選擇了如此這般的表達形態(tài)。
　　這里還想補充從前的論文里不曾提及的一點，那就是江西派內(nèi)部在時間軸上呈現(xiàn)的變化。江西派流行的時間，從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長約半個世紀，因此，被后世一概視為江西派的詩人之間，也因年輩的不同而自然地存在詩風(fēng)的差異。而且，即便同一位詩人，在北宋末期與南渡之后，也多有詩風(fēng)上的微妙變化。就其大致的傾向而言，年輩越晚的，或者南渡之后經(jīng)歷時間越長的，詩風(fēng)便越是由晦澀轉(zhuǎn)向放達。此種變化的軌跡不難體認。
　　例如，從年輩的差別上說，比之北宋滅亡（1126年）前死去的洪朋（1072-1109）和謝薖（1074-1116）等人，更多地活躍于南渡之后的陳與義（1090-1138）和曾幾（1084——1166）便更具放達的詩風(fēng)。就同一詩人的前后變化來說，徐俯（1075-1141）、韓駒（1080-1135）、洪炎（？-1133）、呂本中（1084-1145）等人都是甚好的例子。
　　這一系列的變化，完全用偶然性的一致來加以說明，是十分困難的。應(yīng)該認為，由于王朝南渡這一重大事件的發(fā)生，士大夫的言論環(huán)境或作詩環(huán)境也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此才引發(fā)了上述的現(xiàn)象。緊接南渡之后的十數(shù)年間，是士大夫們上為國家存亡，下為一家平安，粉骨碎身奮斗努力的時期。從而或許可以說，他們并沒有一心埋頭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條件。然而，盡管在如此窘境之中，南宋初期的江西派詩人卻在總體上獲得了比北宋末期更為放達的詩風(fēng)，這恐怕就要考慮到如下的背景：
　　第一，對于以蘇黃為代表的元祐諸人之學(xué)問與文學(xué)的禁錮，在北宋末年（靖康元年）被解除，到南渡之后，朝廷還進一步為舊黨官僚恢復(fù)名譽，言論方面的彈壓也得到緩和。江西派詩人無一不是跟蘇黃有關(guān)的舊黨士大夫，所以，雖然國家的全體進入了王朝傾覆的最壞之狀態(tài)，但他們身邊的空氣卻變得比徽宗朝的時候遠為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