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 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紀念文集》：
　　汪熙，杰出的學者，永遠的浪漫主義者，頑皮的智者，中美友誼不懈的推動者，慷慨的朋友。
　　1979-1980年的冬天，我作為代表團的一名成員到了中國。該代表團由美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發(fā)起組織，包括來自美國不同學術領域的13位中國問題學者。這是我第二次到訪中國。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與所訪問5個城市的中國同行們交流信息，并于回到美國后發(fā)表我們的交流所得。盡管中國學者在交流中顯然還沒有完全擺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但在各個領域取得的進步著實令人欣喜（我的學術領域是中國近代史）。我在上海遇見了其中一位學者——復旦大學經(jīng)濟史專家汪熙先生。他讀過我關于晚清改革家、中國報業(yè)先驅王韜的著作，并在中國同行們參加的會議上，從政治角度負責任地對該書作了犀利的評判。在我們代表團離開上海之前，我與汪熙教授進行了更為深入和令人激動的討論，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回到美國后，哈佛一燕京學社主任艾爾伯特·克雷格（AlbertCraig）教授在一次午餐時告訴我，哈佛一燕京學社正在接收1981-1982學年訪問學者項目的申請。他說，中國學者第一次被邀請申請該項目，并詢問我在訪問中國時，是否遇見過可受益于該項目來哈佛訪學一年的中國學者。我告訴艾爾伯特有一位學者特別讓我印象深刻，我會寫信問他是否有興趣申請。艾爾伯特提到，申請者除需要具備一定的英語水準外，還有年齡的限制。通常申請者的年齡上限是40歲，但由于中國近年的特殊情況，不超過45歲的中國學者也都符合申請條件。我寫信將這個項目的情況告訴了汪熙，并告訴他如果有意向，可以向復旦大學校長了解更多的細節(jié)。因為克雷格告訴我，他已寫信給包括復旦大學校長在內(nèi)的一批中國大學校長，請他們從各自的大學中提名合適的學者。汪回信說理論上他當然很感興趣，他20世紀40年代后期在美國求學，先就學于威斯康辛州的貝洛特學院，后在芝加哥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研究生，并在哈佛度過了1947年的夏天。那些年，美國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但他接著說，令人遺憾的是，到1980年底他就要滿六十歲了，這樣他已不符合哈佛一燕京訪問學者的申請條件。
　　當時我以為汪熙的年齡在四十五歲左右——他看上去完全沒有60歲的樣子——我從未想到他曾經(jīng)在美國學習（假設我們在上海見面時他已近60歲，那么20世紀40年代后期他在美國求學期間，應該處于不到20歲的青少年時期）。這也解釋了他非常精通英語的原因，他不僅能夠閱讀我所著王韜一書的英文原版，在已發(fā)表的文章中頻繁引用英文資料，并于先前我們在上海的小組會上，時而糾正翻譯對中國同事們中文發(fā)言的英語翻譯。
　　在上海第一次見面后，汪熙和我很快成了朋友。他將自己寫的一些文章，以及他正與其他一些學者合作編輯的“盛宣懷檔案”第一輯寄給了我。我也將高家龍（ShermanCochran）新近出版的《中國的大企業(yè)：煙草工業(yè)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哈佛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寄給他，在該書中高家龍引用了汪熙的著作。這是我寄給他的第一《生命不息 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紀念文集》，以后數(shù)年我又寄了一些中美關系方面的書給汪熙。我還寄給他一些我已經(jīng)出版的著述，我們并相互評議對方的著作。這在當時的中美學術交流關系中是很罕見的。我尤其敬佩他有勇氣對中美關系史提出更為中肯的評價，這使他不贊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名楠所持的對美帝國主義的更為傳統(tǒng)而片面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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