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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波蘭尼（1886-1964）是2O世紀對市場經(jīng)濟最初的闡釋者之一。他對全球化破壞性、大蕭條潛在原因的深刻分析依然是對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最有效的駁斥。《卡爾·波蘭尼傳》向讀者展現(xiàn)的是，主要人生經(jīng)歷與歷史事件如何將他從一位資產(chǎn)階級激進主義者轉(zhuǎn)變成為一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并如何影響他在社會民主、共產(chǎn)主義、羅斯福新政、戰(zhàn)后美國學術(shù)轉(zhuǎn)變等方面形成相互矛盾的立場。
加雷斯·戴爾著的《卡爾·波蘭尼傳(精)》開篇介紹波蘭尼存哈布斯堡王朝的童年經(jīng)歷及其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與匈牙利戰(zhàn)后革命的經(jīng)歷。這段經(jīng)歷將波蘭尼的理想激進主義與紅色維也納的政治承諾、學術(shù)動蕩以及法西斯主義恐怖聯(lián)系起來。本書中的敘事重新同顧了波蘭尼用英文、德文及匈牙利文寫就的畢生之作，對五大類檔案進行了詳盡的研讀，對波蘭尼的女兒、學生與同事進行了訪談，澄清了這位思想家著作中相互矛盾的方面。書中有關(guān)個人的刻畫也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波蘭尼與諸多學者、基督教徒、美學家、記者、冷熱戰(zhàn)專家及各類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卡爾·波蘭尼傳》將波蘭尼傳記與對非常時代的反思與凝練結(jié)合起來，突出這位思想家努力捕捉和理解的歷史決裂、張力與劇變，將他的故事與動蕩時代的學術(shù)與政治歷史聯(lián)系了起來。

在研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生活和工作的過程中，我得到許多人的善意幫助，尤其是波蘭尼的家人、朋友和學生。特別感謝卡麗·波蘭尼-萊維特（Kari Polanyi-Levitt），她很友善、耐心地接受了我一輪又一輪的采訪：2006～2008年在蒙特利爾有五次面訪；2007～2009年有七次電話采訪；而2006～2015年，她無數(shù)次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接受我的后續(xù)隨訪。也感謝其他樂意回答我問題的被訪者：唐·格蘭特（Don Grant，2009年5月13日，倫敦；2013年和2015年又提供了額外的材料）、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2009年9月12日，莫斯科東西方酒店——該酒店取名甚為恰當）、伊斯特萬·梅薩羅斯（Istvan Meszaros，2010年12月12日，倫敦）、阿比·羅特斯坦（Abe Rotstein，2009年5月16日，電話采訪）、羅伯特·海拉茲（Robert Halasz）、珍·理查德（Jean Richards，2011年8月17日，電話采訪）、米拉利·西瑪依（Mihaly Simai，2008年12月11日，蒙特利爾）、格雷戈里·鮑姆（Gregory Baum，2009年1月11日，電話采訪）、安妮·查普曼（Anne Chapman，2009年7月19日，電話采訪）。其中，安妮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認識的最熱心、最有魅力的人之一，然而，她已于2010年逝世，我十分傷心。
同時，我很幸運地收集到許多檔案資料，里面有大量從未公開發(fā)表的文本材料，包括波蘭尼本人及他的妻子伊洛娜·丹茲斯卡（Ilona Duczynska）、學生、朋友、熟人撰寫的回憶錄、通信、文章片段、讀書筆記、大事記等。大量參考的資料原文為德語或匈牙利語，其中大多數(shù)德語資料的翻譯（包括已發(fā)表和未發(fā)表的）由我本人完成，而匈牙利語文本資料的翻譯和摘要工作則基本由亞當·法布里（Adam Fabry）完成，金高·紹陶（Kinga Sata）參與了部分工作。這絕不是一份輕松的工作。波蘭尼的筆跡十分潦草，甚至他的醫(yī)生（我們都知道醫(yī)生開的處方是最潦草的）都請求他把字寫得清楚易讀一些。我和亞當拿著放大鏡全神貫注地研究他的通信記錄，逐個辨認那些亂如蜘蛛網(wǎng)般的文字——那真是終生難忘的記憶！因此，特別由衷地感謝亞當和紹陶博士，同時也感謝資助他們完成這些工作的納菲爾德基金會（Nuffield Foundation）與阿米爾-莫爾本信托基金（Amiel-Melburne Trust）。同樣還要感謝在蒙特利爾接待我的主人馬蒂厄·丹尼斯（Mathieu Denis）和弗里德里克·丹尼斯（Frederique Denis）。感謝布魯內(nèi)爾大學商學院、社科學院，以及利普曼-米利班德信托基金（Lippman-Miliband Trust），它們分別于2006年、2008年及2010年資助了我在蒙特利爾的費用。我前往芝加哥、布達佩斯和維也納的調(diào)研差旅，以及2014年的蒙特利爾和紐約訪問，都由于有其他活動而意外成行，這些活動得到英國科學院、維也納大學、麥吉爾大學、蒙特利爾大學以及布達佩斯“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90周年紀念會議”的資助，在此一并致謝。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許多人的幫助。感謝我的父母，他們推薦、介紹了本書重點探索的幾個敘事及背景群體，包括中歐的猶太人和共產(chǎn)主義者以及英國不同的貴格社會主義者（Quaker so-cialist）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分支，這些對本書的背景研究有重要的影響。感謝那些直接幫助我審讀文稿章節(jié)的朋友和熟人，他們的評論與批評極大地提高了書中實證探討的準確性與觀點的一致性。由衷地感謝卡麗·波蘭尼-萊維特、克里斯·漢恩（Chris Hann）、約翰·霍爾（John Hall），他們都幫助我從頭到尾梳理了文稿。感謝唐·格蘭特、湯姆斯·于貝爾（Thomas Uebel）、約翰·奧尼爾（John ONeill）、桑德爾·吉爾曼（Sander Gilman），他們每個人都幫助我點評了一個章節(jié)。感謝露絲·達農(nóng)（Ruth Danon）、丹·湯普金斯（Dan Tompkins）、馬蒂·莫利斯基（Marty Moleski）、史蒂芬·懷特（Stephen White）、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蒂伯·弗蘭克（Tibor Frank）、尤迪特·薩伯爾（Judit Szapor）、馬修·格里姆利（Matthew Grimley），他們在本書的細節(jié)上給予了幫助。我參考運用的檔案資料包括：卡爾·波蘭尼檔案資料（收藏于蒙特利爾康卡迪亞大學，邁克爾·波蘭尼論文系列（收藏于芝加哥大學雷根斯坦圖書館），波蘭尼家族論文系列（收藏于布達佩斯塞切尼國家圖書館），科學與學術(shù)保護協(xié)會的檔案資料（收藏于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三套與卡爾·波蘭尼、奧斯卡·賈西（Oscar Jaszi）、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相關(guān)的論文集（收藏于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在參考文獻列表中，這些檔案資料的名稱都用縮寫表示，并用數(shù)字標明具體的文件夾與文件盒。例如，KPA-23-9指的是23號文件盒、9號文件夾中的卡爾·波蘭尼檔案資料。其他檔案資料名稱的縮寫為MPP、PFP、SPSL、OJP以及RMP。感謝上述幾個機構(gòu)檔案管理員的幫助，特別是卡爾·波蘭尼政治經(jīng)濟學研究所的阿納·戈麥斯（Ana Gomez）。充裕的原始資料對本書有如神助，但嘗試對這些資料進行盡可能忠實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種挑戰(zhàn)，如資料篩選與證據(jù)零碎的問題、見證人以及原作者闡釋主觀性的問題、多次重寫文本或突出部分觀點與詞句（可能原作者并不想如此突出這些）帶來的不確定性問題。鑒于當前人們對波蘭尼的生活與工作十分感興趣，我們希望參考文獻中的任何錯誤都能很快得到指正，同時大家可以就差異化的解讀展開探討。
最后，必須就文字拼寫加以說明：對在英語社會為人知曉的匈牙利人，本書采用其英語名字，而對其他匈牙利人則保留其匈牙利語名字。

“我出生在具有自由思想的猶太上流社會家庭，在一種模糊卻強烈的虔誠中長大。”卡爾·波蘭尼在一篇自傳的開頭如是說。那篇自傳寫于20世紀30年代，是寫給一家救濟法西斯難民的基督教組織的�！拔业哪赣H是蘇聯(lián)人，父親是匈牙利人，但他深受德國文化的影響，接受過西式教育。他對倫理沖動理想主義極有熱情，并極力將這一思想傳遞給我們。對這一點，我深表感激。在1919年離開匈牙利之前，我認為自己唯一的身份就是不折不扣的匈牙利人�！边@些話的含義很明顯，但也回避了一些我們將在這一章探討的問題。具體來說，這一章將依次闡述卡爾·波蘭尼的家庭生活、他父母的社會地位與宗教信仰、猶太人問題以及他與宗教、國家的關(guān)系。
卡爾·波蘭尼的父親米哈里·波蘭尼（Mihaly Pollacsek）出生在喀爾巴阡山脈山腳下一個擁有土地的商人家庭。他在維也納居住過一段時間，他的三個孩子——阿道夫（Adolf）、勞拉（Laura）與卡爾——就出生在那里。米哈里是一名工程師，也是一名工程承包商，在加利西亞以及奧匈帝國的其他地區(qū)競標承包“鐵路路段建筑工程，也包括隧道工程”。他收入很高，不僅在維也納購置了一套公寓，而且在19世紀90年代搬家之后，還在布達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購買了一套豪華的公寓。安德拉什大街至今仍然是布達佩斯最昂貴的住宅區(qū)域之一，這條寬敞的街道模仿巴黎的道路風格建成，街道具有異國風情的拱廊和咖啡館，還有一家百貨公司。盡管在之前十年，最早在這里定居的主要是從事手工藝的中產(chǎn)階級，有一小部分是富足的小資產(chǎn)階級和知識分子，但直到19世紀80年代，這里才聲名鵲起，吸引貴族和富豪紛紛入住。波蘭尼家的鄰居中，有一位是大資本家，一位是醫(yī)生，一位是工廠主，一位是匈牙利輕騎兵部隊的退休將軍。安德拉什大街上還住著波蘭尼家的一些朋友，包括格奧爾格·盧卡斯（父親是銀行家）和亞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父親是商人）。
就這樣，在這片貧瘠荒涼的土地上，波蘭尼家的孩子——勞拉、阿道夫、卡爾、蘇菲（Sophie）、邁克爾——卻在奢華的環(huán)境中長大，因此，卡爾·波蘭尼在幼年時期便認識到慘酷的社會分層。可以明確地斷定，正是這一點促使他畢生都投入社會主義事業(yè)中。當時該國的文盲率高達40%～50%，他們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這種“巨資”買來的教育以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為模仿對象。1l歲之前，他們上私立學校，重點學習各種經(jīng)典著作與世界文學，也學習各國語言。米哈里對卡爾·波蘭尼寵溺有加，對他的情商與學術(shù)能力十分認可，稱這個11歲的孩子“具有異乎尋常的、實在不可思議的天賦”，可以輕而易舉地“掌握最難的哲學問題”。（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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