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年譜》以清代桐城宰相張英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清代相關(guān)歷史文獻的研究,以年譜形式反映張英的成長道路,他的政治作為,他對清代皇室和清代政治、文化的影響,反映桐城宰相張英的文學創(chuàng)作情況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研究他在清代桐城文學發(fā)展中的貢獻和地位,反映他與桐城文派興起及其主要文學觀念和文風形成之間的關(guān)系,反映他與清代文壇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及其對清代文學和文風的影響。
一、生平
張英(1637-1708年),字敦復(fù),號圃翁,江南桐城人。生平事跡《安慶府志》卷之四《選舉志》、卷之十四《仕籍》、卷之十五《事業(yè)》、《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列傳》五十四、《桐城續(xù)修縣志》卷之十二、《人物志·宦績》、《光緒安徽通志》、《大清一統(tǒng)志》、《江南通志》、《康熙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卷八、《張氏宗譜》卷三十一《列傳》三、張廷玉《先考行述》等文獻都有記載。
關(guān)于敦復(fù)的命意,民間有相關(guān)傳說。據(jù)清人陳其元《庸閑齋筆記》載云:“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日:‘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yīng)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yīng)運而生,作良臣矣。-晾寤。后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天。后數(shù)年,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日:’汝果奸賊,復(fù)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日:’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于君者,是以仍來,今不復(fù)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fù)。相圣祖,為名臣。”(卷四《古人轉(zhuǎn)世》條)
此說可不可信,已難于確考。但筆者認為,作為書香門第出身,張英字的來源應(yīng)該具有更深刻的學術(shù)內(nèi)涵。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復(fù)”卦,張英解釋說:“復(fù)者,陽雖孤處方盛之時.陰雖眾處將退之時,而且震動于下,坤順于上,動而以順行,故為復(fù)也!庇衷疲骸皬(fù)者,天地陰陽之候,人心善惡之幾,循環(huán)而不已者也。微復(fù)則天人之理幾息矣。在天地,為冬至一陽之候,在人心,為平旦之氣。”又云:“復(fù)有五等。復(fù)之初者,善也,’不遠復(fù)‘是也;復(fù)之始終不渝者,善也,’敦復(fù)‘是也;資于人以為復(fù)者,亦善也,’休復(fù)‘是也。處流俗之中而克自振奮者,亦善也,’中行獨復(fù)‘是也。見之不真,守之不同,或得或喪者,猶可冀其至于善也,’頻復(fù)‘是也。至’迷復(fù)‘而始不可道矣。復(fù)有六爻,而圣人許之者多,絕之者少,所以廣遷善之途也夫。”(《易經(jīng)衷論》卷上)張英出生在農(nóng)歷十二月十六日,“敦復(fù)”二字,與他的出生時間有關(guān),同時也與家人對他所寄寓的期望有關(guān)。后來,他因為愛慕中唐詩人白居易之樂而自號“樂圃”!堵斢桚S語》云:“香山字樂天,予竊慕之,因號日”樂圃“,圣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仿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須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閑閑‘之樂云耳!保ň硪唬
據(jù)張英介紹,張氏家族,一世祖貴四公與弟貴五公于洪、永年間自江西鄱陽瓦屑塥遷往蕪湖,再遷桐城之東北鄉(xiāng)。貴四公之子永貴公始漸殷繁,未百年同堂兄弟且數(shù)十人,孫近百人,比屋而居,土人稱其所居為張家螃。三世為永貴公之五子鐸公。四世東川公為鐸公之五子。五世高祖琴川公為東川公之子。
又據(jù)張英介紹,張氏家族的興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歷史原因。
第一,是祖墳葬得好。張英稱,其三世祖鐸公時,偶爾“戲隴上,見堪輿與其徒相顧日:’吾步山水數(shù)十里,始得此,誠吉穴也。葬此,當貴盛累世‘。因為徒指其處,公陰識之,歸以語諸兄,時永貴公在殯,遂葬焉”(《張氏宗譜》卷二八)。三世祖鐸公于無意中獲知r一塊風水寶地,遂將二世祖下葬在此處。“葬之日,夢墓上樹旌旗袍笏而拜者數(shù)十人,然則吉地同自有兆矣,享其澤者尚無忘所自焉!保ā稄埵献谧V》卷二八)張英認為,祖墳葬得好,對張氏家族后來興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祖宗們樂善好施,積了陰德!端氖罇|叟公東川公傳》云:“東叟公,豪氣俊邁,雅好濟人困,為府掾吏,多隱德,每歲暮必捐貲數(shù)百金,自數(shù)兩至數(shù)錢,為小函若干,輦而致諸府城,嘗日:’歲暮而爭者,小則反唇,大則抵獄,皆為阿堵物耳。吾視其所爭多寡與之,解紛止訟,莫善于此‘。尤念伏臘時,惟獄中人最苦,歲出數(shù)千緡,囑謹厚獄吏為之經(jīng)營衣薦燈火酒食之費。晚年家居,夜則有二童子扶掖直宿床下,呼輒應(yīng).如是者屢歲,始以為諸孫也,一日詢之,舉家駭然,殆亦陰德所致歟!庇謻|川公,“公時際承平,家道殷裕,性豪俠自喜,鄉(xiāng)里有緩急,輒濟之。鄉(xiāng)人罔不德公,公泊如也”(《張氏宗譜》卷二八)?梢姡瑥埵献谧?zhèn)儤飞坪檬,為后世子孫積了不少陰德。這是張氏子孫后來興起的另一個原因。
第三,懷琴公在科舉仕途上的崛起,為后世子孫的發(fā)展樹立了榜樣,也為后世子孫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據(jù)相關(guān)文獻記載,懷琴公張淳:“隆慶二年進士,授浙江永康令,擢禮部主事,歷郎中,以病乞休。三年,薦起嚴杭道,遷陜西臨鞏道參政,辭疾甚力,時年五十。公諳習典故,居鄉(xiāng)廉隅截然。年七十三卒。子:士維,士縉、士繡、士綱”。(《江南通志》卷四七,一七;《康熙桐城縣志》卷之四《仕績》三二;《張參政傳》第二七;《桐城耆舊傳》九六)張士維有四子:張秉文、張秉成、張秉彝、張秉憲。老大張秉文(1585-1639年)為張英大伯父,字含之,萬歷間進士,初授戶部主事,督榷臨清,有廉潔聲。崇禎丙子轉(zhuǎn)山東左布政使。已卯春,清軍兵臨濟南,以身殉國。老三張秉彝即張英父親。
第四,良好的家庭教育。
首先是父親正確引導。父親張秉彝,“性素儉約,于聲色華麗之物絕無所嗜好,一羔裘衣三十年,雖敝不忍易。時以’惜物力留有余‘為訓,然性樂施濟,遇人之急,不啻身受。方吾桐苦寇,歲且大祲,先君設(shè)粥糜以濟饑者,全活甚眾。平生多隱德,不以告人。其教子弟也,惟以孝謹純憝、讀書立行為先。即不孝英旅食京邸,先君猶屢諭日:’祖宗積德累世,爾惟益自勉勵,以無貽前人羞。老親千里拳拳,惟此而已”‘(《先考拙庵府君行述》,《篤素堂文集》卷一一,上冊,四三一)。父親儉約風格和樂善好施的品德,以及對張英等人的正確引導,對張英生平行事和思想有重大影響。
張體云,女,1974年生。安徽桐城人。九三學社社員。合肥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安徽大學桐城派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安徽省朱子學研究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朱子學、桐城文派。在《文學遺產(chǎn)》《中州學刊》《學術(shù)界》等刊物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十余篇。曾主持完成合肥學院、安徽省社科聯(lián)、安徽省教育廳重點項目,參與省及國家社科研究項目多項。
序
序二
前言
凡例
靠前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附錄
附錄二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五
附錄六
附錄七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張英年譜》:
張氏家族的詩道性情說,雖然在《毛詩序》《文心雕龍》等重要作品中都有論及,但在清代康熙年間,在各種詩風爭相斗艷的時代,張氏父子堅持詩道性情的傳統(tǒng)詩教,一方面可以見出他們對儒家傳統(tǒng)詩教的繼承態(tài)度,另一方面也表現(xiàn)出他們自己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特定立場,他們的詩歌主張對雍乾時期成長起來的眾多文學家的文學觀念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乾隆中葉最有影響的兩股詩歌勢力,一是提倡溫柔敦厚詩教的沈德潛,一是提倡性靈的“乾隆三大家”,他們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接受張英等人的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主張。
乾隆年間著名的詩人和詩論家沈德潛,是張廷玉兄弟一手培養(yǎng)和提拔起來的,深得乾隆皇帝器重,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御賜詩有“我愛沈德潛”之句,乾隆皇帝本人的詩集都交由他來評讀。沈德潛一生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成果豐富,有詩論《說詩啐語》,歷代詩歌選本《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在《說詩啐語》卷上第一條中,就以傳統(tǒng)的詩教來談詩歌的時代作用,他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shè)教邦國,應(yīng)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不僅如此沈德潛對張英等人的性情說,給予相當?shù)淖鹬亍K凇墩f詩啐語》卷上第七條中道:“詩貴性情,亦須論法”,首先承認“性情”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根本。另外,《說詩啐語》卷上第六十i條中,他說:“詩至于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zhuǎn)關(guān)也!边@里,他也以性情作為考察詩歌特性的一個重要元素。可見,沈德潛論詩在某種程度上,是肯定“詩主性情”這一說法的。
乾隆中葉另一位著名詩人袁枚,提出“詩者,人之性情”的說法。(《隨園詩話》卷六)并云:“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則敷衍成文矣。”(《隨園詩話》卷七)諸多言論,強調(diào)的是詩歌離不開性情。他的性靈說最重“真性情”,所謂“性情得其真”(《寄程魚門》),“情以真而愈篤”(《答尹相國》),都是強調(diào)真性情對于詩歌的重要意義。
同時的蔣士銓論詩文也很重視性情,他說:“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文字四首》),還說詩要“性靈獨到刪常語,比興兼存見國風”。(《懷袁叔論二首》)他的言詞也肯定了“性情”在詩文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大詩人兼詩論家趙翼說:“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保ā堕e居讀書作六首》之五)認為有性靈的詩歌才是好詩。張問陶有“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論文八首》),強調(diào)“有我”之詩,實質(zhì)是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者的“真情實感”。他標舉“性靈”,如“傳神難得性靈詩”(《梅花》),“同無青白眼,各有性靈詩”(《冬日》),“濃抹山川寫性靈”(《題子靖(長河修禊圖)》)等句。另外,袁枚《隨園詩話》卷八第九九條稱:“朱竹君學士日:‘詩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詩境有淺深。性情厚者,詞淺而意深;性情薄者,詞深而意淺’!边@句話強調(diào)的是性情在詩歌中的重要地位,認為性情的厚薄決定著詩境的深淺,可見,朱筠也是“性情”說中的一員。
凡此可見,在他們培養(yǎng)下成長起來的文人創(chuàng)作群體,如詩壇領(lǐng)袖沈德潛以詩道性情為論詩的前提,乾隆三大家袁枚、趙翼、蔣士銓等人都主張抒寫性情,他們的詩歌觀念就是對張英、張廷玉、張廷璐等人的性情說的繼承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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