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譯者前言

　　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夠暴力

　　此書再版與初版雖然只相隔了13年，但在這13年里，中國學界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記得1999年底或2000年初，席殊書屋在評1999年十大好書時，評委之一、經常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大塊理論文章的中共理論家龔育之對某些學者提議把《先知三部曲》列入1999年十大好書提出異議，說如果這樣的話，就要對聯(lián)共（布）黨史重新評價。

　　2007年2月，《炎黃春秋》雜志刊登的一篇標題為“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的文章，說的就不是聯(lián)共（布）各派人物的是非對錯的問題了，而是徹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lián)共產黨，從它的領袖列寧開始。文章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搞密謀策劃的布朗基主義，搞的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不是他晚年更加成熟的思想——民主革命。據此，作者不僅把斯大林的專制暴政，甚至連中國的“反右”、“文化大革命”都算到十月革命的賬上。這已經不是如何評價聯(lián)共（布）黨史了，而是在否定暴力革命下徹底否定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革命了。大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托洛茨基重歸革命家行列才不會引起異議。因為此時，革命家已被視為洪水猛獸、罪惡淵藪。這使筆者想起1991年在參觀莫斯科的一個莊園時看到的一個掛盤，上面畫著一條俄國民間故事中的多頭惡龍，這條惡龍最大的一顆頭是列寧，在他的兩邊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在其中。當年用屠刀劃出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鴻溝，在時隔50多年后，在革命不再神圣時，消弭了，讓人感到當年的屠殺者枉費心機，犧牲者的血則白流了。

　　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按以往的慣例，每年11月7日，中央電視臺總要播放俄共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周年的游行，游行者舉著紅旗和列寧肖像的新聞，還要播一個專題片。然而這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央視不僅沒有播放專題片，連相關的新聞報導都沒有。想必不是因為俄羅斯在這一天沒有人或政黨再為紀念十月革命而游行了。正式刊物除了《炎黃春秋》在11月號上又刊登了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外，也幾乎沒有一家刊物刊登相關文章。

　　這段時間內，在民間網絡上卻形成了關注十月革命的一個小高潮，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某個“知道分子”稱十月革命時并沒有發(fā)生像樣的戰(zhàn)斗，因此不能算是革命。有人借題發(fā)揮，指責媒體把華南虎照片的真假炒得沸沸揚揚，卻對十月革命的真假緘口不言。這些人同樣是要否定十月革命，但與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不同，不是因為它是暴力革命，而是因為它不夠暴力。革命在后革命時代的尷尬，在這兩種聲討聲中盡顯無遺。

　　筆者根據近年來對十月革命的研究，寫了《解讀十月革命》一文，指出第二國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背叛馬克思主義是鐵案如山，根據是馬克思一直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沒有給它加任何限定，說在和平時期聯(lián)合，而在戰(zhàn)爭期間就應該為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相互廝殺。另外證明，十月革命并非像以往所宣傳的那樣，是一場暴力革命，更不像《民主社會主義》一文的作者所說的那樣，是布朗基式的密謀策劃的陰謀活動，而是一場蘇維埃民主革命。布爾什維克靠的是公開的宣傳鼓動工作，贏得了蘇維埃的多數，其中沒有任何陰謀可言。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布爾什維克是微不足道的少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絕大多數，臨時政府也是由它們組成，倒是它們在政治斗爭中使用了陰謀手段，如串通帝國主義盟國阻止流亡國外的反戰(zhàn)的國際主義者回國。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袖正是因此不得已而乘德國總參謀部提供的鉛封車返回俄國。持合法手續(xù)回國的托洛茨基更是在旅途中被英國海軍截下，在戰(zhàn)俘營中拘押了一個月。在6月18日為帝國主義盟國和本國資產階級利益而發(fā)動的進攻失敗后，克倫斯基政府和蘇維埃多數派把失敗的責任推給反戰(zhàn)的布爾什維克，借列寧乘德國鉛封車回國一事把布爾什維克領袖誣陷為德國特務，宣布布爾什維克為反革命政黨，搗毀布爾什維克的機關，查封它的報紙，通緝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袖，把托洛茨基等人投入監(jiān)獄。然而，這些陰謀再加上權力，也未能阻止革命的進程。原因并不是布爾什維克陰險，而是他們嚴格遵循革命的內在邏輯，并把這一邏輯貫徹到底。

　　革命本是社會矛盾極度激化的產物。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二月革命的口號是“和平、土地、面包”，其中的階級內容是顯而易見的。和平就是停止戰(zhàn)爭，反對資產階級擴張和爭奪市場的野心，土地就是農民要求把大地主和貴族的土地分給農民。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帝國主義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戰(zhàn)爭，大概是不能否定的。這不是布爾什維克下的定義。在大戰(zhàn)爆發(fā)前，第二國際開過三次大會，譴責戰(zhàn)爭。而市場和殖民地是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所要求的。要停止戰(zhàn)爭，就要反對那些挑起戰(zhàn)爭或要發(fā)戰(zhàn)爭財的人。二月革命后組建的立憲民主黨和進步集團的政府雖然不是發(fā)動戰(zhàn)爭的政府，但它堅持把戰(zhàn)爭進行到底，是為了俄國資本家的利益：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占領君士坦丁堡。新政府繼續(xù)參戰(zhàn)，除了盟國的脅迫，也出于想在帝國主義戰(zhàn)爭中分一杯羹的本國資產階級的要求。

　　“和平、土地、面包”是普通群眾的要求，而不是資產階級的要求。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勝利的二月革命后組建的人民革命機構——彼得格勒蘇維�！�—的多數和領導黨，他們面臨著兩種選擇，或是履行革命黨的職責，滿足群眾在二月革命中提出的要求，將革命進行到底，因為二月革命只是推翻了沙皇，并沒有實現(xiàn)人民對“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或是干脆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讓它把戰(zhàn)爭進行到底，實現(xiàn)其擴張野心。但他們既不領導群眾完成革命，也沒有把政權完全交給資產階級。他們只是請杜馬臨時委員會出來組閣，而自己仍作為蘇維埃的領導黨，在第一屆資產階級政府垮臺后，他們堅持要建立聯(lián)合政府，即社會主義者與資本家的聯(lián)合政府，企圖充當革命人民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協(xié)調者的角色。這是任何一個政黨在革命中都無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資產階級要求把戰(zhàn)爭進行到底，這二者之間是不能調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與大地主和貴族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俄國資產階級是不可能滿足人民的這個要求的，這也同樣是不可調和的。妄圖調和不可調和的矛盾，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他們的必然失敗。他們既不能讓資產階級、地主貴族放棄擴張野心，把土地分給人民，也不能讓經過革命洗禮的人民群眾繼續(xù)像以前一樣地為前者當牛做馬，為他們的利益而流血犧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八個月中，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沒有為解決這兩個關鍵問題——和平和土地——向前邁出一步，倒是在這兩個問題上迎合資產階級的要求，現(xiàn)在他們打著保衛(wèi)俄國革命的旗號繼續(xù)戰(zhàn)爭，打著維護革命秩序的旗號鎮(zhèn)壓農民自發(fā)奪取地主土地的斗爭。但他們畢竟是蘇維埃的多數黨，承受著這個革命機構的壓力，不能完全無視人民的要求，徹底站到資產階級一邊。就這樣，他們迅速地耗盡了他們在二月革命中贏得的資本，灰溜溜地退出了彼得格勒蘇維埃。在6月舉行的全俄第一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他們能得到5/6的選票，而在科爾尼洛夫暴亂后，他們在彼得格勒市杜馬的選舉中就已落敗，在9月舉行的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的選舉中，兩黨的席位加在一起還比布爾什維克少4席。在10月召開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占壓倒多數。

　　托洛茨基后來總結說，如果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他們當權時，能夠解決和平和土地問題，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其實，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失敗之處，就是布爾什維克的成功之處。他們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與土地的要求，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權力交給資產階級或與資產階級聯(lián)合組閣。他們對人民耐心地解釋，只有建立人民政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才能給人民帶來和平和土地，而資產階級政權（聯(lián)合政權也一樣），只能讓人民繼續(xù)為英法美交易所老板和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流血犧牲。當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滅，布爾什維克的預言和對臨時政府及蘇維埃的多數黨的批評一次次地被現(xiàn)實所證實時，人民轉向了布爾什維克，把他們對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這個黨的身上。而布爾什維克也沒有欺騙人民。它以大無畏的精神與本國和盟國的資產階級決裂，在它的《和平宣言》遭到盟國拒絕的情況下，毅然與德國和奧匈帝國單獨媾和，并把土地分給農民。滿足了人民的這兩個基本要求。這就是譴責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站不住腳的原因，也是它不夠暴力的原因。因為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蘇維埃民主革命。

　　解散立憲會議

　　當然，現(xiàn)在國內學界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不僅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夠暴力上，對十月革命的否定擴展到對布爾什維克黨、它的領袖列寧和它的策略上。在這方面最為人所詬病的一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二是解散立憲會議。

　　前者說布爾什維克在它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后，才提出這個口號，足見它的陰險。這顯然是對相關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寧回國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領袖主張支持臨時政府。在列寧回國并使黨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堅決反對聯(lián)合政府，主張沒有資產階級代表的蘇維埃掌權。當時在俄國已經形成了雙重政權——一方面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資產階級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組成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蘇維埃。當時列寧的立場是通過民主斗爭爭取贏得蘇維埃的多數，即進行蘇維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反對臨時政府的斗爭的口號。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個口號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歷）舉行的統(tǒng)一社會民主黨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提到了這個口號：“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奪取政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取決于事件發(fā)展的速度。我們不說繞開蘇維埃奪取政權，因為它是整個革命民主派政體的代表制的形式。我們只應該力求在蘇維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數，用真正革命的內容去充實它，圍繞著我們的口號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說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托洛茨基剛剛回國不久，他還沒有加入布爾什維克，甚至還沒有與列寧商談他領導的區(qū)聯(lián)派組織與布爾什維克合并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口號在那時就是包括布爾什維克（以它為主）在內的蘇維埃左翼的口號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期間，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工人游行隊伍就打出了這個口號。而在當時，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占多數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意味著全部政權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指責更為嚴厲，有學者撰寫長文，說布爾什維克以允諾召開立憲會議奪取了政權，一朝政權在手，在立憲會議選舉失敗后，不是順應民意交出政權，而是背信棄義地解散了立憲會議。還說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的書名名不副實，因為十月革命并沒有發(fā)生什么像樣的戰(zhàn)斗（即不夠暴力），只不過是當時頻頻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實這并不是什么新觀點，蘇漢諾夫在其《革命札記》中就是這么說的），而布爾什維克悍然解散立憲會議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這種說法只能表達作者對革命的蔑視和對立憲會議的尊崇，無論如何都不是當時親歷這兩個事件的人民、各階級、各政黨和各個國家對它的感受的真實寫照。

　　約翰·里德親歷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實際的。事實是，自從布爾什維克成為彼得格勒的多數，托洛茨基成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資產階級就一直惶惶不可終日，在他們千方百計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日益臨近時，他們的焦慮達到了極點。這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能反映出來。至于十月革命是否震撼，并不取決于奪取政權時是否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流血戰(zhàn)斗，而取決于政權的性質是否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以及方針政策有無變化和變化的大小，更取決于它的后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無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將私人企業(yè)國有化，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僅退出帝國主義戰(zhàn)爭，而且還要公布各盟國與沙俄政府簽訂的秘密條約。當初頌揚它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紀元，并不夸張。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為窮人的利益剝奪富人的政權；它完全不遵守外交游戲規(guī)則，公布秘密條約，以揭露帝國主義戰(zhàn)爭是為了滿足各國資產階級的貪婪的胃口；它越過各交戰(zhàn)國政府直接向它們的人民呼吁，把帝國主義戰(zhàn)爭變?yōu)閮葢?zhàn)，以革命戰(zhàn)爭來消滅帝國主義戰(zhàn)爭。不僅是面臨被剝奪的俄國資產階級被這次“政變”所震撼，就是各交戰(zhàn)國的政府在面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在厭戰(zhàn)的士兵中引起的反響時，能不膽戰(zhàn)心驚嗎？

　　筆者無意否認立憲會議即民主形式帶來的好處，也不否認斯大林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聯(lián)系。但如上面那位學者那樣，說布爾什維克就是憑著許諾召開立憲會議才獲得政權，而得到政權后就過河拆橋，解散了立憲會議，則是筆者不能茍同的，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說，十月革命的成功，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主要靠的并不是許諾立即召開立憲會議，而是要滿足人民群眾對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發(fā)發(fā)動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號。立憲會議是政黨的口號，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各政黨提出的口號和目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最早提出這個口號，是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次年，社會革命黨也提出了同樣的口號。但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更為緊迫的是解決和平與土地的問題。在那時的俄國政黨中，唯一一個要認真地解決和平和土地這兩個問題的，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即使把立憲會議的口號看成與和平與土地一樣重要的口號，它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和平和土地一樣重要，那也不能據此指責布爾什維克背信棄義，因為它至少真正地落實了兩個口號，即和平與土地。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在它們執(zhí)政的八個月的過程中，沒有為解決這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采取過一項嚴肅的措施。

　　而且在立憲會議的問題上，應該受到指責的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時任臨時政府辦公廳主任的納博科夫說過，天真的人在理論上可以認為，政府召開立憲會議就是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據選舉結果把政權交給選出的多數黨，然后就自動解散，實際絕非如此。一語泄露天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根本不想召開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在他們的手中，成了拒不解決和平與土地問題的擋箭牌。所有與群眾利益相關的措施，他們都說自己無權決定，推給立憲會議，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措施，則立即拍板，也用不著等立憲會議了。群眾對他們的不滿，部分就是由此而來的。

　　立憲會議的選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民意，也是值得懷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革命黨人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得到2100萬張選票，占總票數的60%。但他們的票源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qū)。在城市里，他們的得票不僅大大落后于布爾什維克，還少于立憲民主黨。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表明，社會革命黨作為執(zhí)政黨在2—10月間的表現(xiàn)，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任總理的政府在后來幾個月中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它聲譽掃地。工人階級和它的武裝——赤衛(wèi)隊——對它深惡痛絕，軍隊的絕大多數也支持布爾什維克，在10月中旬，當布爾什維克成為全國各主要蘇維埃的多數時，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已經退出蘇維埃。一個僅靠農村人口龐大的基數而成為多數的黨，甚至支持它的農民也主要來自邊遠地區(qū)，而在城市和軍隊中都得不到支持的黨，在主要行政資源都來自城市的現(xiàn)代社會中，能組建一個什么政府呢？肯定不會是該黨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強硬政府，而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指望這個政府來解決和平和土地問題，肯定是不行的。一個執(zhí)政幾個月的政黨，連它的基本綱領——把土地分給農民——都不能實施，甚至連為實施它的準備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給立憲會議。這樣的黨即使讓它再次組閣，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過去為蘇維埃的多數派和執(zhí)政黨的六個月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這個事實不會因為這個黨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獲得多數而改變，何況這個多數本身也是有疑問的。

　　十月革命前，社會革命黨分裂為兩派，一個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另一個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官員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齊耶夫逮捕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實施社會革命黨的基本綱領——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于立憲會議各黨派代表的名單還是在7、8月間定的，在9、10月間已經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交替出現(xiàn)在同一個黨的名單中，而且其中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占全部社會革命黨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后這兩派在群眾中的實際影響。因為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70個席位，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只有16席，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6席，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都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致，他們所得的全部選票也要少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變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實，即十月革命后，電報郵局系統(tǒng)對蘇維埃政權的消極怠工，臨時政府被推翻、社會革命黨分裂的消息遲遲不能傳到外省，更不用說是邊遠地區(qū)了。大多數農民本來是想把票投給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在土地委員會工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卻把票投給了作為政府代表逮捕他們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

　　誰應該對一黨專政負責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立憲會議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黨專政演變成的斯大林個人專制制度，以及由此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其實，解散立憲會議并不意味著民主制的終結。在公認的民主國家中，解散議會和重新選舉之事也屢見不鮮。而當初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解散了立憲會議之后，再也沒有召開，確實也有客觀歷史原因。

　　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就應對此負一定的責任。

　　當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蘇維埃的多數時，他們千方百計地不讓一個布爾什維克進入主席團，當布爾什維克已占蘇維埃的1/3席位時，也是如此。當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占了一半的席位后，在9月進行了主席團改選，結果是布爾什維克在主席團中成了多數，托洛茨基成為蘇維埃主席。當布爾什維克黨團建議按各黨派在蘇維埃的席位建立聯(lián)合主席團時，遭到從蘇維埃多數淪為少數的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斷然拒絕。策列鐵里說：“我們在六個月的時間里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使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我們希望你們在你們現(xiàn)在準備占據的位置上哪怕只維持這個時間的一半。”對一個他們認為連三個月都維持不了的黨派，他們當然不會認真對待，更不會以少數派的身份充當合作伙伴。實際上，在這種對對手的輕蔑和強硬的態(tài)度之后，隱藏著極度的失落和絕望。他們曾是蘇維埃絕大多數，他們還掌握著政權，在這種情況下，讓“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經被徹底消滅的布爾什維克打敗，留在他們心中的絕不僅僅是苦澀。其實他們心里早就明白，他們在蘇維埃中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們人為地拼湊一個“全俄民主會議”，籌備“預備議會”，就是為了繞開蘇維埃，這也表明他們實際上對靠民主斗爭重新贏得多數沒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曾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提出聯(lián)合組建政府的建議，并與他們進行相關的談判。在談判中，被擊敗的少數卻對勝利的多數提出了根本不能接受的條件：列寧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聯(lián)合政府。這是連最溫和的布爾什維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溫和的加米涅夫也說，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黨的頭”。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也允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作為蘇維埃的少數在蘇維埃制度下有充分活動的自由。但由于曾經的多數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失敗，不愿意承認政權的更迭是布爾什維克贏得蘇維埃的多數的必然結果，更不愿意在蘇維埃中履行自己少數派的職責，他們把十月革命斥責為陰謀政變，不予承認。也就是說，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失去了在蘇維埃中的多數和對主席團的控制后，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使得在蘇維埃民主框架內的多黨合作與斗爭失去了前提。在十月革命后，他們更是與“陰謀政變”直接對抗，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雖然他們在作為執(zhí)政黨的六個月里，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魄力和果斷，但在失去了執(zhí)政黨和多數的地位后，卻一反常態(tài)，立即行動起來。蘇維埃政權建立后面臨的怠工抵制，就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一起組織的。新生的工農政權遭到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不僅各部職員、郵局、電報局和鐵路工會不為新政權服務，政府部門連翻譯和繕寫員都找不到。后來他們參與和組織了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在內戰(zhàn)中，他們和資產階級一起組織白衛(wèi)軍，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蘇維埃政權。在戰(zhàn)爭形勢下，禁止敵對政黨的存在，查封它們的報紙，應屬正常措施，并不能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布爾什維克并肩戰(zhàn)斗，一起推翻了臨時政府，后來又與布爾什維克一起組成聯(lián)合政府。但在布爾什維克簽署了他們認為是賣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后，他們又走上了恐怖主義的老路，為了挑起與德國的戰(zhàn)爭，他們刺殺了德國駐俄大使米爾巴赫伯爵，同時發(fā)起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聯(lián)合的破裂和對它的鎮(zhèn)壓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就是這樣歷史地形成的，它并不完全是布爾什維克意志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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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重大歷史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十分正常的，何況是十月革命這樣一場天翻地覆的革命�？涩F(xiàn)在看到的，無論是過去對它的頂禮膜拜，還是今天對它的否定，都缺乏史料支撐，情緒多于理性�！断戎�三部曲》的出版為重新研究、認識這場革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系，因為重新評價托洛茨基，絕不是簡單地為一個冤假錯案的犧牲者平反，而是事關對整個無產階級革命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再認識。托洛茨基在列寧因病退出政壇之后，直到他被斯大林派的殺手刺殺之前，對斯大林在理論、內政外交乃至社會生活領域推行的政策的批判中，提出了一條與斯大林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路線。在世界革命和反法西斯斗爭的舞臺上，他是當時唯一一個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就洞悉納粹本質和它將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的人，并提出一條能戰(zhàn)勝納粹，阻止它掌權的切實可行戰(zhàn)略——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戰(zhàn)勝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同時，他嚴厲地批判了斯大林推行的導致德國共產黨不戰(zhàn)而降的自殺性的“第三時期理論”和后來右傾投降的“人民陣線”政策。正如俄國歷史學家瓦迪姆·羅高文在傾其最后15年精力完成的7卷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種選擇》——中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的理論、方針、路線是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而且這一選擇很可能是對人類社會進行符合人類發(fā)展進程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切實可行的道路。遺憾的是，《先知三部曲》于1999年出版后，在國內只引起了一股小小的托洛茨基熱，但很快又復歸平寂，遠不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布哈林熱。直到90年代，國內仍有研究布哈林的文章和專著出版。然而，無論是在革命、內戰(zhàn)還是后來的黨內斗爭中，布哈林所起的作用都不能與托洛茨基相比。對他來說，幸運的是，他的平反是在革命后期，而托洛茨基是在后革命時期才重歸革命家行列的�！断戎�三部曲》引起的興趣沒有后續(xù)。筆者在近幾年內翻譯了托洛茨基在黨內斗爭時期的文集3卷，流亡海外時期的文集3卷，至今沒有聯(lián)系到愿意出版這些文集的出版社。筆者還曾向多家出版社推薦托洛茨基的專題文集，如在1905年革命100周年時出版托洛茨基的文集《1905年革命》，在反法西斯斗爭勝利60周年時出版《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斗爭》，以及《托洛茨基論中國問題》、《托洛茨基論文化》、《托洛茨基論文學》等，均無結果。從2008年開始，托洛茨基的三本專題文集——《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斗爭》——才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

　　幾十年的誣陷、禁錮，僅憑一套《先知三部曲》是無法打破和消除的。讀者難以全面認識托洛茨基的另一個原因是此人著述甚豐，據西方學者統(tǒng)計，托洛茨基的全集可達150卷之多，另一種說法是80多卷。譯成中文的只有10多卷，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國托派翻譯的《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后兩個譯本只能在圖書館找到，讀者非常有限。1949年以后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都是內部讀物，發(fā)行和讀者面均很窄。1992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與革命》一書，大概是解放后國內第一部非內部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因而，國內至今對這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的了解十分有限。雖然如此，對這個在聯(lián)共（布）黨史研究中繞不開的人物又好像誰都能說上幾句，而且言之鑿鑿。過去，托洛茨基和托派是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詞，托洛茨基是列寧主義的最兇惡的敵人。如今則給他扣上“革命狂人”和“左”的帽子，不是革命時代“左”比右好的左，而是現(xiàn)在令國人深惡痛絕的極“左”。因而這個堪稱革命經典的真正的思想寶庫對中國讀者來說，仍繼續(xù)被塵封。

　　托洛茨基和列寧一樣，是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走向實踐——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開拓者，是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領袖，十月革命和內戰(zhàn)的勝利就是證明。列寧因病于1923年初就退出了政壇因而無緣領導或提出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觀點和防止執(zhí)政的革命政黨的官僚退化的斗爭方法。托洛茨基在這場斗爭中雖然失敗，但他參與領導了這場斗爭，其間寫下了大量文章，不僅僅是對對手破壞民主的官僚退化的批判，還有對這個現(xiàn)象的歷史理論思考。這是他留給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一筆巨大的財富，可惜的是各國共產黨把它視為異端邪說，完全忽略了它，致使斯大林體制的弊端幾乎成了后來所有執(zhí)政的共產黨的通病。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深刻思想、遠見卓識、辯證法的嫻熟運用，俯拾皆是。在此只舉幾個例子。例如，他對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推行的黨委制的批評，十分經典。眾所周知，黨委制起源于內戰(zhàn)時期普遍推行的政委制。其原因是當時不得不起用舊軍官。為了監(jiān)督并不十分情愿為革命作戰(zhàn)的舊軍官，防止他們叛變倒戈，設立了政委制。后來，這一本是臨時的措施被制度化，而且從軍隊推廣到所有領域中。托洛茨基在其《斯大林評傳》中說，政委制就像蓋樓房時搭的腳手架，一旦樓房蓋好后，就應該拆除它。

　　本書中提到的他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辯護，親自給巴甫洛夫院士寫信，調和心理分析與條件反射學說之間的對立，表明了對人類文化科學創(chuàng)造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態(tài)度：以博大開放胸懷對待人類文明。在此只想提一下，中國和蘇聯(lián)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對心理分析解禁的。再回想一下斯大林時代對摩爾根遺傳學和基因說的態(tài)度，其印記在我國于20世紀60—70年代出版的詞典中還能看到。當時曾無限抬高米丘林，貶抑瓦維洛夫院士的遺傳學研究，稱后者為反動的摩爾根遺傳學的徒子徒孫，直至將他迫害致死。二者對比，高下優(yōu)劣自然分明。這說明對人類文明的狹隘的仇恨和批判，是官僚無知和宗派主義的產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當然，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最大的差異表現(xiàn)在國外階級斗爭和革命之中。斯大林的宮廷陰謀和背后搞小動作的伎倆，是不能保證在這些戰(zhàn)場上贏得勝利的，實踐證明，在這方面，斯大林的記錄中是一連串的敗績：1923年的德國革命、1926年的英國總罷工、1927年的中國革命，尤其是30年代的德國反納粹斗爭和歐洲的反法西斯斗爭，都充分證明“英明偉大”、“永遠正確”的斯大林根本沒有能力在世界革命和階級斗爭的舞臺上、在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法西斯）之間的斗爭中成為勝利的領袖。他所擅長的在特殊條件下的黨內斗爭中使他得到勝利的宮廷傾軋、幕后搞小動作的伎倆在這里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它們在國際舞臺上的運用，結果只能是《蘇德和平友好條約》及它的秘密協(xié)議。這雖然能使斯大林為所謂“贏得時間”和與德國一起瓜分波蘭而得意一時，但在面臨德方“背信棄義”地撕毀條約大舉進攻蘇聯(lián)時，他竟“失蹤”了好幾天，才緩過神來。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產國際，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他發(fā)現(xiàn)，對他來說，領導外國共產黨進行奪取政權的革命，遠不如在“一個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那樣得心應手。這里的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但在國外，他能夠控制的只是共產黨，他無力讓他控制下的共產黨領導各國無產階級戰(zhàn)勝資產階級，更不用說法西斯了。既然如此，不如把它解散，踏踏實實地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

　　威廉·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有這樣的話，當時各國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瘋子，在巨大的災難降臨之后才確認他是瘋子，但為時已晚，幾千萬生靈已經涂炭。作者指的是希特勒上臺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直到那時歐洲各國政治家仍未能清醒地意識到他是一個能給人類帶來如此之大的災難的瘋子，各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想利用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想把禍水東引的《慕尼黑協(xié)定》和《蘇德和平友好條約》以及其中的秘密協(xié)議了。而托洛茨基早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就洞穿了納粹的本質和它將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兩相比較，差距是何等之大啊。90年代末，德國重新出版了托洛茨基當年反法西斯文章的文集——《納粹肖像》。書中收入了托洛茨基于1930—1934年間寫的十篇文章。編者前言寫道：絕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納粹上臺是不可避免的，命里注定的。但托洛茨基的文章表明，如果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能夠接受他對德國形勢和法西斯的分析、判斷，對它們在與納粹斗爭中錯誤理論和路線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正確斗爭方法，是完全有可能阻止納粹上臺的，而且他當時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革命來對抗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確實是戰(zhàn)勝納粹的切實可行的戰(zhàn)略。

　　托洛茨基對德國形勢發(fā)展的準確判斷和預見來自于他對納粹黨性質的科學認識和剖析，來自于他對德國主要政治力量對比的準確把握�！暗谌龝r期”理論把社會民主黨定性為法西斯政黨，而且認為德國共產黨應該集中力量打擊社會法西斯黨，這樣就把法西斯這個反革命陣營中的特殊的黨與一般的資產階級政黨混為一談。針對這點，托洛茨基對納粹進行了科學定性。他把納粹定性為代表小資產階級絕望的黨，納粹運動與歷史上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運動不同，它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反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史和歐洲工人運動史證明，小資產階級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角色。在政治斗爭中，他們往往追隨表現(xiàn)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能力與國家面臨的困境作斗爭的一方。俄國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就是因為追隨它的除了工人階級之外，還有大量動搖不定、分散孤立的城鄉(xiāng)小資產階級。因此，在德國當時極端嚴重的社會危機下，小資產階級并不是注定要追隨希特勒的，它也有轉向革命的可能。但這要求德國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站在時局的至高點上，表現(xiàn)出它的力量以及能夠扭轉乾坤，使整個民族走上一條新的發(fā)展道路的能力。為此，它首先需要把工人階級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在1929—1933年間，托洛茨基始終堅持德國局勢的鑰匙在德國共產黨手中，依據的就是他對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歷史、心理的準確把握。因此他相信，只要德國共產黨能夠制定并推行合理的政策，工人階級表現(xiàn)出它的力量和必勝的信心，就可以把中產階級下層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邊來，使來源于工人階級軟弱和小資產階級過于膨脹的虛榮心的納粹力量化為烏有。至于希特勒是不是瘋子，托洛茨基的觀點顯然要高明得多。他認為，德國的危機使小資產階級夸大了它對階級斗爭的恐懼，產生了狂熱的民族主義的自豪感，這是數百萬淪為赤貧的小資產階級患上的政治神經官能癥，希特勒是身患這種病癥的典型人物。

　　如今，由于極左濫用，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已經不以為然了。不過，看了托洛茨基對當年德國納粹所作的階級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的斗爭策略，足以證明在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比所有其他方法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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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曲的意義和價值在第一版的《譯者前言》中已經說過，這里不再贅述。在此只談談筆者對作者某些個別觀點和說法的異議以及根據近來的研究和發(fā)現(xiàn)對他的敘述加以補充。

　　列寧抵達斯莫爾尼宮的時間

　　筆者管見所及，關于列寧于10月24日來到斯莫爾尼宮的時間以及他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有兩種說法。《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10月24日夜晚，列寧到了斯莫爾尼宮，直接領導起義�！薄读袑幦�集》中文第2版在對列寧于10月24日夜晚致中央委員會要求立即舉行起義的那封信的注中，說列寧寫完這封信之后，就前往斯莫爾尼宮，于深夜抵達那里并領導了十月革命。伊薩克·多伊徹在其《武裝的先知》一書中，也說列寧是10月24日夜晚（evening）喬裝來到斯莫爾尼宮，但他補充了一句，“他從最近幾天藏身的維堡區(qū)悄悄前往斯莫爾尼宮的路途中，他并不知道他經過的首都實際上已在他的黨的手里了”�！督坛獭泛汀段溲b的先知》都說列寧是在10月24日夜晚來到斯莫爾尼宮的，但在對列寧與起義之間的關系各執(zhí)一詞�！督坛獭氛f列寧在抵達斯莫爾尼宮后親自領導了起義。而伊薩克·多伊徹則說他抵達這里之前，起義已經開始，并控制了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區(qū)。注釋與斯大林的《教程》都說是列寧在抵達斯莫爾尼宮后領導了十月革命，不同之處是注釋說的是深夜，《教程》說的是夜晚。深夜只能是在12點之后，而8至12點以前都可以稱為“夜晚”。

　　列寧的那封信證明他根本不可能于10月24日夜晚來到斯莫爾尼宮。當時正在躲避臨時政府通緝的列寧根本就不知道中央委員會在10月24日上午作出起義的決定。他在這封敦促各地區(qū)領袖立即發(fā)動武裝起義的信中是這樣寫的：“同志們：我寫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勸同志們相信，現(xiàn)在正是千鈞一發(fā)的關頭，目前提上日程的問題決不是會議或代表大會（即使是蘇維埃代表大會）所能解決的，而只有……武裝起來的群眾的斗爭才能解決問題�！绷袑幵谛胖兄赋隽怂�是在24日晚上寫這封致中央委員會的信的，這同時也證明了他不可能在深夜之前抵達斯莫爾尼宮。因為列寧寫信是在他的藏身處，而他的藏身處是在維堡區(qū)，在彼得堡郊區(qū)，據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回憶列寧》一書中說，那時電車已經停駛，因此即使像注釋中所說的那樣，列寧在寫完此信后就立即起程前往斯莫爾尼宮的話，他到那里至少已是深夜了。因而《教程》和《武裝的先知》所說的列寧于夜晚來到斯莫爾尼宮是根本不可能的。

　　筆者查閱過多種資料，都沒有關于十月革命何時開始及列寧抵達斯莫爾尼宮的時間的確切記錄。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中譯本書名為《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一書中提供的一個生動的細節(jié)可以幫助人們推測列寧到底是什么時候抵達斯莫爾尼宮的。

　　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會議于25日開幕。當唐恩和斯柯別列夫來到斯莫爾尼宮時，正好經過了我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坐在里面的那個房間。他臉上扎著一塊手絹，好像是患牙痛似的，戴著一副大眼鏡，頭戴一頂破便帽，樣子很古怪。但唐恩的眼睛很老練，當他看到我們時，打量了幾眼，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斯柯別列夫，眨了眨眼睛，走了過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說：“認出來了，惡棍。”

　　唐恩和斯柯別列夫是來參加代表大會的。我想時間最早也不會早于7、8點鐘。根據正常推理，如果列寧是在24日深夜乃至凌晨抵達斯莫爾尼宮的話，他不會把他的這副裝束一直保持到早上7、8點鐘，更不要說以這副打扮指揮起義了。從而可以推斷，列寧來到斯莫爾尼宮不會早于10月25日早上6點。即使同意伊薩克·多伊徹的說法，列寧一到斯莫爾尼宮，就對起義領袖提出一連串問題，顧不上卸裝，給他留一個小時的時間也足夠了吧。如果筆者的推理能夠成立的話，那么《教程》、《列寧全集》的注釋以及《武裝的先知》在列寧到達斯莫爾尼宮的時間上都錯了。

　　斯大林政權道路的盡頭是資本主義復辟

　　托洛茨基在其1928年的文章中將斯大林統(tǒng)治定性為倒放的十月革命影片，是從左到右的克倫斯基反動政策。斯大林政權的終結，將會出現(xiàn)資本主義復辟。多伊徹不同意托洛茨基的這個觀點，他指出在斯大林之后，俄國并沒有發(fā)生資本主義復辟。相反，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克服官僚專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工業(yè)化的實現(xiàn)，蘇聯(lián)工人階級的人數激增，因而削弱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因素。所以，斯大林之后出現(xiàn)的不是資本主義復辟，而是黨內的改良。在作者看來，這更符合歷史發(fā)展的邏輯，也使他認為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批判是在嚴酷的黨內斗爭和30年代大清洗的影響下作出的，因而有失偏頗。

　　時至今日，可以在更大的歷史時間跨度中對二者的觀點進行檢驗。《先知三部曲》的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于1963年出版。此書出版28年后，經斯大林官僚集權制歪曲的工人國家就轟然倒塌，取代它的確確實實是資本主義。與托洛茨基斷言不符的只是30多年的時間差距。資本主義復辟不是發(fā)生在斯大林死亡之時，而是在經歷了赫魯曉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停滯，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統(tǒng)治以及最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后。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xiàn)在作者對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和《斯大林評傳》這兩本著作的評價上。大概是因為作者在撰寫此書時，蘇聯(lián)正處在赫魯曉夫改革和非斯大林化時期。雖然作者懷疑這些本身也不干凈的人能否洗干凈斯大林的“臟襯衫”，但他寄希望于后來人，指望這些歷史清白者能將改革進行到底，使蘇聯(lián)共產黨重新成為馬列主義的政黨，蘇聯(lián)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赫魯曉夫的改革是非常有限的。他在蘇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報告揭露的斯大林迫害黨的領導人，所涉及的僅僅是后來被清洗的斯大林派成員，更早的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派、布哈林派根本就不在其內，更不用說托洛茨基反對派了。然而，就是對斯大林罪行的這樣的初步清算，在法共總書記多列士飛到莫斯科，告訴他秘密報告被西方媒體披露后，導致半數法共黨員退黨之后，對斯大林的揭露也就停止了。主要的是總書記的絕對權威和永遠正確保持了下來，對他的個人崇拜依然如故，在這種情況下黨內民主也不可能得到恢復，黨內監(jiān)督和社會監(jiān)督依然闕如，恰恰是這幾點才是直接關系到一個政黨和國家的生命力及活力的最重要因素。正所謂后人哀之而不鑒之，復使后人復哀后人也。赫魯曉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的出現(xiàn)，也就不足為奇了。更加可悲的是，戈爾巴喬夫搞政治改革，把改革與新思維吹得天花亂墜時，蘇聯(lián)社會和共產黨已經病入膏肓、積重難返，歷史不再給他機會。同樣是共產黨員的葉利欽推翻了戈爾巴喬夫，紅色帝國轟然倒塌。在復辟的或新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部分高官都是前蘇聯(lián)共產黨的黨員，還有不少前共產黨官僚或他們的子弟依仗他們的社會資源，搖身一變，成了財團的寡頭，完滿地兌現(xiàn)了托洛茨基的預言。

　　從一黨專政到斯大林個人獨裁的必然性和托洛茨基為什么會失敗

　　對這兩個問題，作者在書中對它們分別進行分析，對第一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個人獨裁是一黨專政的必然結果。但這個結論是值得商榷的。列寧無疑是堅決主張一黨專政的。他對布爾什維克贏得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團選舉后，建議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起組成聯(lián)合主席團的做法不滿，對十月革命后進行的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組建聯(lián)合政府的談判也不以為然。但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非常民主的黨。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從來不是一個獨裁者。重大問題都是集體決策，即使是在內戰(zhàn)期間，所有決議也都經過政治局討論決定，不是列寧個人獨斷專行。無論是在十月革命前還是在十月革命后，所有分歧都是通過民主程序解決的，列寧在其中的一票絕不比其他人的一票更有分量。他要使自己的方案成為決議，必須爭取到多數。那時年年都要召開黨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這是各派的各種不同意見真刀真槍地交鋒的舞臺，而不像后來那樣是對幕后交易的正式認可，即橡皮圖章。

　　破壞這個優(yōu)良傳統(tǒng)的是開始于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的斗爭。這是出于當時的多數派把托洛茨基排除出列寧繼承人的位置的需要。這也就是筆者把這兩個問題合二而一的理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擇手段，除了結成“三駕馬車”（后來擴展成“五人小組”、“七人小組”），控制內政外交大權，還要把無法表達自己意志的列寧拉到自己的一邊，用列寧主義來反對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為此還需要進一步抬高列寧，制造列寧永遠正確的神話，領袖永遠正確論就是這樣出籠的。列寧生前從來沒有享用過的凌駕于黨之上的領袖地位，就這樣強加給了他，但這確實為斯大林成為凌駕于黨之上的獨斷專行的獨裁者制造了理論依據。但只要有黨內民主，他們的這些陰謀就不能得逞，于是他們就毫不手軟地破壞了黨內民主。這些人被權力欲蒙蔽了心智，在他們因成功地排除了托洛茨基而得意時，根本意識不到他們所用的這些手段對黨的敗壞。除斯大林之外，這些人中的其他人當時何曾想到，他們自己有朝一日也會淪落為反對派，還要求助于黨內民主，更想不到斯大林會實際成為“永遠正確”的領袖，而他們自己會成為這個至高無上的領袖的祭壇上的犧牲。因此，個人獨裁（開始時是以把列寧偶像化和列寧永遠正確的形式出現(xiàn)）和黨內民主的破壞，不是出于一黨專政的需要，而是出于排擠托洛茨基的需要，后來則是出于維護斯大林個人獨裁的需要。其實，蘇聯(lián)共產黨和蘇聯(lián)由盛而衰，與當初僅僅為排擠托洛茨基而使用的伎倆有很大關系。就是領袖永遠正確，使斯大林能夠凌駕于黨之上，使布爾什維克黨最終淪為斯大林個人獨裁的工具。領袖永遠正確英明偉大，實際上破壞了黨內民主的基礎，從而失去了對領袖監(jiān)督的可能，同樣也失去了糾正錯誤的可能。在斯大林個人專制制度下，維護領袖的威望，證明他英明偉大，掩蓋他所犯的錯誤，成了黨的最重要的工作。一個領袖犯的錯誤甚至罪行，要等下一任領袖來糾正：如斯大林的錯誤要由赫魯曉夫來糾正，赫魯曉夫的錯誤要由勃列日涅夫來糾正。這樣的黨怎么能有生命力呢？怎么能不垮臺呢？

　　多伊徹把托洛茨基的失敗稱為“失敗中的勝利”，同理，斯大林的勝利就應該稱為“勝利中的失敗”。不過更為嚴重的是，它不僅是斯大林一人的失敗，而幾乎是整個蘇聯(lián)共產黨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記得一次我與朋友聊起聯(lián)共（布）20年代黨內斗爭，我說在這場斗爭中，斯大林從一個失敗走向一個失敗。朋友吃驚地說，不對，斯大林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從一個失敗走向一個失敗的是托洛茨基和反對派。我對他說，你說的是政治斗爭的一個方面，即權力斗爭的結果，而我說的是政治斗爭的另一方面，即思想、觀點、方針政策斗爭的結果。單純從誰贏得權力，搞垮了對手來說，斯大林是大贏家，但從思想觀點、方針政策的斗爭來說，贏家就不是他了，而是托洛茨基。如果存在黨內民主的話，政治斗爭的這兩方面的結果應該是統(tǒng)一的，即使有背離，也是暫時的。在黨員和民眾還無法分辨方針政策、路線的對錯時，錯誤的一方可能獲得勝利，正確的一方可能暫時失利。一旦實踐作出了裁決之后，廣大黨員和民眾為了黨和國家以及自身的利益，肯定會回過頭來支持正確的一方。然而在布爾什維克黨內、蘇維埃俄國中，在列寧病重和逝世后的特殊條件下，由于黨內民主被破壞，政治斗爭的這兩個方面出現(xiàn)了長期嚴重的背離。這種背離就是勝利者的代價。它使勝利者只能享受勝利的果實，卻根本體會不到勝利帶來的強者的優(yōu)越感和自信，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寬宏大量。寬宏大量是強者的品質，憑著卑鄙伎倆搬倒巨人的侏儒是絕不會這么做的。他深知他的所謂的勝利是怎么得到的。當他（曾經是他們）一次次地看到他（和他們）開始時大肆嘲弄和瘋狂攻擊的托洛茨基的批評和預見成為事實，不得不匆匆放棄他（和他們）自詡為穩(wěn)健正確的方針政策，改用后者建議的方法和策略時，他（和他們）心中充滿了苦澀和仇恨。雖然他憑著手中的權力和對黨的壟斷而贏得了勝利，但他可以感覺到失敗者對他的輕蔑和睥睨的目光，甚至在那些已經投降的反對派的領導人身上，他也可以看到他們道義上的優(yōu)越感和對他的不屑。這大概就是30年代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上面提到的兩個原因是布爾什維克黨失去黨內民主和淪為個人獨裁工具的黨的主要原因，也是托洛茨基失敗的主要因素。

　　后一個問題是很多中國讀者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外國讀者也一樣。也是所有研究托洛茨基的人都要解答的問題之一。它同樣也受到俄國學界的關注，沃爾科戈諾夫在其《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一書中用了不少篇幅對此加以分析。2005年在俄國出版了В�蔽髁_特金的專著，其書名就是《托洛茨基為什么會失�。俊�。從現(xiàn)在所能接觸到的材料來看，多伊徹在三部曲中對當時斗爭雙方力量對比的描述不夠充分，有必要在此加以補充。作者在《被解除武裝的先知》中只提到反對托洛茨基而結成的“三駕馬車”，沒有介紹它在1923年10月就擴展為“五人小組”，即在“三駕馬車”的基礎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組”，這七人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對此毫不避諱，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組”這個稱呼。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組”代表的是一批有實權的中央委員。１９２４年召開的八月全會期間，季諾維也夫等人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參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魯祖塔克、伏羅西洛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彼得羅夫斯基、古比雪夫、烏格拉諾夫等人，“七人小組”就是這次會議選出的執(zhí)行機構，其候補人員有捷爾任斯基、加里寧、莫洛托夫、烏格拉諾夫、伏龍芝。會議對新建的領導集體的活動制定了嚴格的章程，其中一條是嚴守紀律，即“七人小組”在內部調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對付托洛茨基。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雙方力量對比的懸殊遠比作者說的要大。

　　此外，稱當年的斗爭為黨內斗爭，這僅僅是從形式上來說的，因為斗爭的雙方都在同一個黨內。而實際上，多數派從一開始就把托洛茨基當成敵人。托洛茨基在一次會議上就革命軍事委員會人事變動一事指責古比雪夫，說變動的真正理由與公開宣布的理由毫無共同之處時，后者毫不掩飾地說：“我們認為必須與您斗爭，但又不能宣布您為敵人，這就是我們不得不采取這種辦法的原因。”時任烏克蘭基輔省委員會書記的約·米·瓦雷斯基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更加直言不諱地說什么“托洛茨基的黑窩”。這使得托洛茨基在這場所謂的黨內斗爭中，除了實力上的劣勢外，還有斗爭方式的劣勢。對敵斗爭，無所不用其極。黨內斗爭是同志之間不同觀點和立場的斗爭，其方法只能是擺事實講道理。

　　作者說托洛茨基在黨內斗爭開始階段過于消極，沒有投出列寧讓他投向斯大林的“炸彈”，貽誤了戰(zhàn)機。這種說法也不夠準確。托洛茨基并非不打算履行列寧的委托，他曾在民族問題委員會會議上宣布，他要在講話中履行他對列寧承擔的義務，即為格魯吉亞人辯護，反對斯大林的少數民族政策。但在大會還沒有討論民族問題之前，斯大林就攻擊他，說他對政治局隱瞞列寧的文件。鄭異凡：《天鵝之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1923年4月18日，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對季諾維也夫關于公布“列寧遺囑”建議的意見匯編》——這份標著“絕密”字樣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和與會其他人的意見分別如下：

　　1�蔽艺J為，這篇文章應該公布，如果沒有妨礙公布的正式理由的話。在公布（在公布的情況下）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論合作社》、《論蘇漢諾夫》）是否要有些區(qū)別。

　　托洛茨基

　　2�辈荒芄�布：這是沒有講的政治局講話。僅此而已。文章的基礎和內容是個人鑒定。

　　加米涅夫

　　3�蹦取た怠ぃ�克魯普斯卡婭）也持這種看法，只應該轉交給中央委員會。關于公布的問題我沒有問，因為我當時認為（現(xiàn)在仍認為）這個問題不存在�？梢蕴岢鲞@個問題。在公布的情況下就沒有區(qū)別。只是這份記錄（《論國家計劃委員會》）稍晚些時候轉交給我——在幾天前。

　　季諾維也夫

　　4�蔽艺J為沒有刊登的必要性，況且沒有得到伊里奇對公布文章的批準。

　　斯大林

　　5�倍�季諾維也夫的建議只是讓中央委員了解此事。不予公布，因為從對廣大群眾的公布中誰也不會搞清任何東西。

　　托姆斯基

　　6�备ァひ痢さ囊庖姴皇菍懡o廣大群眾的，而是給中央委員會的，所以把這么多篇幅用于個人鑒定。論合作社的文章就與之不同。不應該發(fā)表。

　　索爾茲

　　7�辈脊�林同志、魯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同意季諾維也夫的建議。

　　斯洛瓦廷斯卡婭

　　引這么長的一段引言，是為了表明托洛茨基當時在黨的最高層是多么孤立，他不僅失去了進攻能力，而且失去了自衛(wèi)能力。正如季諾維也夫得意地說的那樣，他“被箍住了”。

　　現(xiàn)在有學者認為，列寧“遺囑”的說法不準確。原因如下：一是列寧是黨的領袖，而不是其遺愿必須執(zhí)行的家長。列寧把他對黨的高層領導人的看法告訴黨，是為了給黨在選擇未來的領導班子時作參考。二是如果是遺囑的話，那只能在列寧逝世后才有意義，而上述討論是在1923年4月，列寧當時還健在。三是包括“遺囑”在內的列寧晚年口述的所有文件涉及的都是他認為亟需解決的緊迫問題，是應該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解決的問題。如《我們應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的副標題就是“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而且根據列寧的秘書等人的說法以及一系列內外在證據，這批文件都應該是交給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這份文件是交給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說法，出自斯大林。斯大林的說法是不足為憑的，因為他在病中的列寧問題上和黨內斗爭中使用了太多的手腕和詭計，無法令人相信。他甚至利用他是患病的列寧的監(jiān)護人身份，收買列寧的秘書。列寧晚年口授的絕密文件，幾乎都在第一時間就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因而說列寧囑咐這些文件在他死后啟封的秘書的說法，也是不可信的。所有這些說法，其實都是“三駕馬車”的緩兵之計。因為當時他們還沒有力量一邊神話列寧一邊公開與他對抗，他們需要時間來加強他們的陣地。

　　后來揭示的“三駕馬車”與列寧的對抗，遠遠超過了多伊徹在書中的描述。早在列寧發(fā)病后，季諾維也夫對列寧的攻擊就變得劍拔弩張，不再掩飾。2000年才發(fā)現(xiàn)的檔案表明，1922年3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決議確認了謝苗諾夫案的審判方案，決議中有一條是對謝苗諾夫的起訴書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雅羅斯拉夫斯基主筆，而有關文章的性質和語調則應與托洛茨基同志商量。這點讓季諾維也夫怒不可遏，他從中看到了列寧越來越傾向于讓托洛茨基做他的接班人。于是，他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以抨擊被告謝苗諾夫為名，不點名地攻擊列寧。從此以后，他就再也沒有停止過對列寧的含沙射影的攻擊。在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代表會議上，季諾維也夫繼續(xù)攻擊列寧的“路標轉換派”的新經濟政策。一直自稱是列寧的忠誠學生的斯大林在得知列寧第二次中風時，竟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喊了聲“列寧完蛋了！”（俄文是Ленин капут）�？戳诉@些材料，大概會令人更加感到這些自命為列寧的學生的人的虛偽和歹毒，把他們與托洛茨基的斗爭稱為捍衛(wèi)列寧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居心叵測，和這么多年來一直把斯大林尊崇為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捍衛(wèi)者的荒誕。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的批判

　　國內一些學者僅僅根據斯大林推行的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方針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的，就指責托洛茨基“無疑是贊成斯大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yè)集體化的方針的”，因而說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的批判是五十步笑百步。我懷疑，說這些話的學者未曾讀過托洛茨基的相關批判文章。筆者讀過托洛茨基于1930年2月13日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經濟上的冒險主義及其危險”，從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定性為冒險主義，并斷言它會帶來危險。文章對五年計劃中的工業(yè)化和集體化政策作了全面批判，這種充滿了理性和歷史主義的精彩批判，至今讀來仍令人贊嘆。為了避免轉述的訛誤，讓讀者更好地領略作者的風采，將整段文字摘錄于此：

　　土地耕作生產集體化要求以一定的技術基礎為前提。集體經濟首先是大型經濟。但是，經濟的合理規(guī)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質所決定。雖然把農民的木犁和農民的駑馬聯(lián)合起來，不能從中創(chuàng)立大型農業(yè)經濟，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漁船制造輪船一樣。農業(yè)經濟集體化只能是其機械化的結果。由此得出結論：國家工業(yè)化的總規(guī)模預先決定了農業(yè)經濟集體化的規(guī)模。

　　但現(xiàn)在，這兩個過程事實上是完全分離的。蘇聯(lián)工業(yè)的發(fā)展無論多么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后的，這種情況還要持續(xù)很久。高增長系數是對總體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鐘也不能忘記，工業(yè)即便在完成擬定計劃的情況下，在五年計劃末，頂多能為20%—25%的農業(yè)經濟提供拖拉機和所需要的農機具。這是集體化的實際限制。由于蘇聯(lián)仍是孤立的，農業(yè)經濟的工業(yè)化（機械化、電氣化等）只能在連續(xù)幾個五年計劃的前景中來考慮。

　　十分清楚，今天集體化的速度不是由生產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決定的……農民是小商品生產者，它本身沒有市場是無法生存的。消滅新經濟政策使中農——商品生產者面臨抉擇：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費經濟，即走向滅亡，或是為市場而展開內戰(zhàn)，或是在集體經濟的新路上碰運氣。

　　這段引文不僅駁斥了斯大林的集體化走的是托洛茨基指引的道路的說法，也駁斥了他消滅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張。

　　至于消滅富農，托洛茨基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在實踐中，消滅富農導致用純行政的方式消滅富農：沒收財產，剝奪土地，最后把他們流放。這項政策是如此貫徹，好像富農在與農村的關系上完全是異物，就像是來自異體的肝臟或是波洛優(yōu)齊人波洛優(yōu)齊人系11—13世紀歐洲南部的突厥系游牧民族。。事實上，富農只是中農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重點號是本前言作者加的�！�—譯者注。單獨消滅每一個富農，在兩位民警（全副武裝的）的幫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農的產生，哪怕是在集體農莊內部，要困難得多。為此需要的是工業(yè)和文化革命。

　　反對派從未提倡過“在短期內趕上并超過”資本主義世界。我們要求加快工業(yè)化，是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保證城市對農村的領導角色。

　　我們對工業(yè)化的可能性的評價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廣泛和大膽得多。但我們從不認為，工業(yè)化的資源是無窮盡的，它的速度只取決于官僚的鞭子。我們永遠把系統(tǒng)地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作為工業(yè)化的主要條件。我們永遠讓集體化取決于工業(yè)化。我們總是把農業(yè)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放在幾十年的遠景中考慮的�！�…因此，我們從未要求在斯大林—克爾日扎諾夫斯基的五年計劃的框框內消滅階級。我們要求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為工業(yè)化而有計劃地削減富農的積累。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工業(yè)化方針始終采取有批判地支持的態(tài)度：在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1927年）出臺時，他批判它太保守，當它后來變成冒險主義時（1929年底），他批判它的冒進。筆者上引文字所出文章，托洛茨基寫于1930年2月13日，由于當時他流亡土耳其，很可能是在得到這個計劃的第一時間寫的。單純從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來說，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和左派反對派的計劃“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本質上相同的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在托洛茨基的批判中卻分為保守的和冒險主義的。在這個層面上，它們又有本質的不同。托洛茨基套用列寧的話來說明二者之間的區(qū)別：不僅要看干什么，還要看是什么人和怎么干。

　　這些引言足以駁斥對托洛茨基贊成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yè)集體化，托洛茨基的工業(yè)化與斯大林實施的工業(yè)化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論斷了。另外，我還想到，如果領導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的是托洛茨基的話，他的著作也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一樣被譯成中文，作為干部必讀書目的話，他關于集體化、工業(yè)化的睿智論述大概可以讓我國人民避免“大躍進”的災難吧。

　　***

　　看到已經出版的傾注心血的書有瑕疵，對作者和譯者來說是一件非常無奈的事。出過書的人大概都有這種體驗。本書的譯校者雖然盡了極大的努力，此書的譯文質量也得到了讀者的認可，但書中仍難免有一些毛病。中央編譯出版社再版此書，使這部書的譯校者有機會來彌補這個遺憾。再版校對工作是筆者完成的。除了改正個別別字，對行文以及不夠準確的譯文作修正之外，最主要的是根據筆者近幾年找到的書中俄文引文的原文重譯初版時根據書中英譯譯出的譯文。此外為了便于讀者查閱，還補譯了該書的索引。

　　筆者在此書初版前校對時，一位權威人士建議把“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改為“軍事共產主義”，并說推行這種制度并不僅僅是因為戰(zhàn)時的緣故�！皯�(zhàn)時”一詞的俄文是“военный”，譯為“戰(zhàn)時”和“軍事”都可以。筆者當時對這段歷史并不清楚，就采納了他的意見。后來發(fā)現(xiàn)他的這個觀點來自布哈林的一段話：“戰(zhàn)時共產主義在我們想來并不是‘戰(zhàn)時的’，也就是并不只適合于內戰(zhàn)的某個階段，而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也就是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的‘正�！�形式�！编嵁惙玻骸恫脊�林論稿》，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頁。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不少學者把布哈林吹捧為列寧身后聯(lián)共（布）領袖中最好地掌握了辯證法的人，他捍衛(wèi)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建設社會主義唯一正確的模式”。而且似乎斯大林專制、破壞黨內民主，都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反目之后才開始的。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讀者在此書中可以看到，破壞黨內民主，是包括布哈林在內的多數派的共同工作。事實是他辜負了列寧的希望，不僅沒有學會辯證法，還在派別斗爭的泥潭里沾染了不少壞習氣。當布哈林與斯大林反目后，他曾對斯大林說他一直獻身于為革命服務，現(xiàn)在內務部卻誣陷他。斯大林以他特有的無恥回答說：“怎么，你想談自己過去的功績，誰也沒有把它們從你的身上剝奪去。不過，這種功績托洛茨基也有。很少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樣有這么多的革命功績。這僅在我們之間說說，我們之間說說�！编嵁惙玻骸恫脊�林論稿》，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頁。想必布哈林對此無言以對。斯大林的回答有兩重意思：一是提醒布哈林別裝糊涂，托洛茨基是咱們用同樣的方法搞垮的；二是告訴他你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你對革命的貢獻怎么能和托洛茨基相比，托洛茨基都能整，怎么就不能整你。上面引用的布哈林的那句話表明，列寧說他不懂辯證法的評價非常準確。的確也只有根本不懂辯證法的布哈林才用不著考慮現(xiàn)實的需要以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而去設想在當時的俄國經濟條件下、在內戰(zhàn)和帝國主義干涉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會推行“并不只適合于內戰(zhàn)的某個階段，而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的‘正�！�形式”。因此，在這次校對中，沿用《列寧全集》對這個術語的譯法，把它改為戰(zhàn)時共產主義。

　　本書再版，是對十年前逝世的組織本書選題和翻譯的鄭超麟老先生和2004年逝世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譯者周任辛先生和2010年逝世的譯者王國龍的最好的紀念。

　　中央編譯出版社和龑社長和邢艷琦副社長對此書的再版給予極大的支持，責編賈宇琰、侯天保為此書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工作，在此筆者代表三部曲的所有譯者對他們表示由衷的謝意。

　　施用勤

　　2008年4月16日初稿

　　2012年11月7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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