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資政育人的傳統(tǒng)

一切歷史研究都有自己的政治取向。20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促進20世紀中國政治發(fā)展、培養(yǎng)愛國主義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資政育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被列為全國大學生公共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就是堅持這個優(yōu)良學術傳統(tǒng)的直接體現(xiàn)，從而使中國近代史研究更好地發(fā)揮它作為一項社會事業(yè)應有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

史學關注現(xiàn)實政治，是中國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是世界史學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是一個有責任的史家無法推卸的社會責任。世界歷史學的發(fā)展證明，任何一個思想深刻的人，都不可能站在政治之外，政治熱情磨練著研究者的頭腦，能成為發(fā)現(xiàn)真理的強有力的手段20世紀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經對學生說：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

現(xiàn)代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20世紀中國社會政治需要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學科發(fā)展的原動力和出發(fā)點，正如常乃德所說：一切歷史均屬于現(xiàn)代的、創(chuàng)造的，過去者早已不能還原。偉大的歷史家其任務決不僅以搜求史料為滿足，歷史家之任務在能接受時代的潮流以其個人偉大的天才與社會心靈相互滲入，反映社會之要求，并進而指導社會的新趨向，只有這樣才能寫出具有偉大的生命力的史學杰作。20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不僅僅是抱著為人們提供一種歷史知識為目的的心態(tài)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而且他們都有著一種借歷史研究參與改造社會、改造中國的宏愿。中國近代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學派以學術的身份參與和促進了20世紀中國政治的發(fā)展。

從現(xiàn)實政治需要出發(fā)研究中國近代史，是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突出特點。

新中國成立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是適應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現(xiàn)實政治需要去研究和考察近代中國歷史的。致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z高宗旨，革命性和批判性是他們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鮮明特點。在馬克思主義史家看來，歷史并不僅是一科學研究的工作，而是和實踐不能分離的理論的研究。我們在當前嚴重的形勢下，為著解決現(xiàn)實，不能不徹底的正確無誤的把握現(xiàn)實，所以我們應該從歷史的追究上把握現(xiàn)階段確定現(xiàn)階段之唯一的動向；瞻往可以察來，這是一切科學預言的根本，社會科學也必然地能夠預見著社會將來的進行，對于未來社會的展望，逼迫著我們不能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

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萌生一開始，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就屬于中國共產黨文化思想戰(zhàn)線斗爭的一個必要方面和革命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馬克思主義史家看來，歷史能告知未來，歷史是有規(guī)律的，現(xiàn)實的方向是由歷史指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為他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社會而研究歷史。中國近代史研究在他們手中是論證革命的手段，從事革命活動的一個領域，進行政治思想斗爭的有力武器。我們研究歷史不是為了宣揚我們的祖先，而是為了啟示我們正在被壓抑中的活的人類；不是為了說明歷史而研究歷史，反之是為了改變歷史而研究歷史，一切歷史家描寫及批判過去的歷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把歷史當作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的工具。

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社會發(fā)展也遵循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共同規(guī)律，抨擊了中國國情特殊論，指出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通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論證了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而為中國革命對象、任務、動力的判斷提供了正確的理論和歷史依據(jù)。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jù)地為了革命的需要，將中國近代史作為認識中國國情和理論教育的一部分，要求各級干部必須學習。1942年《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規(guī)定：政治科學以馬列主義論戰(zhàn)略策略的著述為理論材料，以我黨二十年奮斗史為實際材料；思想科學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為材料，以近百年中國的思想發(fā)展史為實際材料；經濟科學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材料，以近百年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史為實際材料；歷史科學則研究外國革命史與中國革命史。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jù)地里，許多中小學都開設了中國近代史課程。

面對20世紀40年代蔣介石等人對中國近代史的歪曲，中國共產黨要想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影響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贏得國人的支持，就需要用中國近代歷史證明中國統(tǒng)治者是如何與帝國主義勾結的，現(xiàn)實的統(tǒng)治者又是如何與近代史上的統(tǒng)治者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否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統(tǒng)治者，也就取消了現(xiàn)實中的統(tǒng)治者的合法性；要說明近代中國歷史上人民群眾代表了歷史上的先進力量，他們阻止了中國進一步沉淪，而共產黨正是近代中國人民群眾未完事業(yè)的繼承者，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把中國從黑暗的前途中掙脫出來，引領中國走向獨立、統(tǒng)一、富強、民主的道路。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yi分冊)，就是為了駁斥蔣介石對中國近代史的歪曲和以蔣廷黻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學者對近代中國歷史的錯誤認識而寫的。1942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有著研究近代中國百年史的號召。依據(jù)這個號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人力編寫四部著作，負責人分別是：經濟史陳伯達，政治史范文瀾，軍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歐陽山。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yi分冊)就是在接受這個任務后，以毛澤東的論述為依據(jù)，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進行初步研究的結果。

該書以毛澤東的兩個過程為基本線索，敘述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帝國主義是怎樣勾結反動統(tǒng)治者，通過多次侵略戰(zhàn)爭，一步一步地把中國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ㄉ鐣�的；同時，中國人民在這一過程中，又是如何反對外國列強侵略者和他們的走狗清政府的。他指出從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一開始，中國人民與統(tǒng)治階級走的就是兩條不同的路線：統(tǒng)治階級走的是對內鎮(zhèn)壓，對外投降的路線，中國人民走的是反侵略的人民革命路線。范文瀾同時也注意將清朝z高統(tǒng)治者與一部分抵抗侵略的官僚區(qū)別開來，并不是簡單地對統(tǒng)治階級一棍子打死。從他自己的研究設計來看，他把鴉片戰(zhàn)爭至五四運動的歷史，根據(jù)毛澤東的論述視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以他的整個分析框架，是以政治史框架建立起來的，是從政治的角度看待近代中國歷史的。該書突出地論述了近代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為現(xiàn)實的革命斗爭提供了借鑒。在書中，通過對近代史的敘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代表了近代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近代中國人民走的是一條路線，共產黨的奮斗方向就是代表近代中國的發(fā)展方向。人民選擇了共產黨，共產黨繼承和代表了近代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tǒng)和革命事業(yè)。同時，他也揭露了國民黨政權與近代歷史上賣國的清王朝一樣，對外妥協(xié)，對內鎮(zhèn)壓，是中國落后貧困的根源，是不能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是要被歷史拋棄的。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yi分冊)對中國近代史的解釋，從歷史角度證明了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正確性，證明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人民于水火之中，代表近代中國前進發(fā)展的方向。作者堅定的政治立場、強烈的政治動機和鮮明的政治觀點，在這部著作中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這部著作，成書于國共兩黨激烈政治斗爭的政治環(huán)境中，是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鮮明的政治取向說明了現(xiàn)實政治對史家的高度支配。正是現(xiàn)實的政治需要，使范文瀾對近代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寄予了高度的關注，并以此作為觀察和思考中國近代史的視角，所構筑的是一種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以政治史為主干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系。

該書在國共決戰(zhàn)的生死關頭，通過對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揭示，幫助人民認識到只有跟隨中國共產黨投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是z好的政治選擇；國民黨所代表的政治前途，歷史已證明了是一條民族不獨立、人民不富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間勢力所代表的資本主義道路，也為歷史所證明是走不通的，只有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當時，許多愛國者正是接受了這本書所表達的政治觀點而投奔解放區(qū)的。所以，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在中國近代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起到了推動政治發(fā)展的作用。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參與了這一時期中國政治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政權的變更，是學術推動政治發(fā)展的一個很好的例證。這本書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tài)，在新中國成立后，該書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本。

1948年國共決戰(zhàn)前夕，胡繩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中，總結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帝國主義同中國關系中的經驗教訓，對于正在與賣國、內戰(zhàn)、獨裁的蔣介石反動政權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進行殊死搏斗、爭取z后勝利的革命人民來說，起到了很好的啟迪和教育的作用。胡繩對中國革命勝利的信心也極大地鼓舞了正在奮斗中的人們，堅定了他們革命必勝的信念，促使國統(tǒng)區(qū)更多的人走上了歷史選擇的道路。正因為該書滿足了時代政治發(fā)展的需要，所以在其出版后獲得了巨大的反響，后來一版再版。與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yi分冊)一樣，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的緊要關頭，發(fā)揮了歷史的戰(zhàn)斗和借鑒作用，推動了近代中國政治的發(fā)展。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階級斗爭、民族斗爭極其尖銳的年代，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將回答現(xiàn)實中國政治問題作為研究的落腳點。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之時，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以學術參與民族救亡，推動了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在國共決戰(zhàn)時，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通過近代史研究，動員追求進步的人們團結起來，參與完成了打倒近代專制政治的歷史使命，推動了中國走向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

新中國成立后，為推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繼續(xù)發(fā)揚關注現(xiàn)實政治的傳統(tǒng)，在促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和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革命傳統(tǒng)教育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方面，發(fā)揮了資政育人作用。

20世紀506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通過學術研究，捍衛(wèi)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保證了中國政治的進步發(fā)展。

1950年7月28日，政務院批準《教育部關于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規(guī)定高等學校開設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包括社會發(fā)展史）、新民主主義論（包括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等革命的政治課程。這是用新民主主義的、科學的、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馬列主義觀點和方法，代替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時充滿唯心論、機械論，以至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的反動課程的重大措施。

在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被中國共產黨視為政治教育的工具，論證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增強了中國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度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對帝國主義侵略歷史的敘述和分析，激發(fā)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對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經驗的總結，強化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揚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對近代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和宣傳，對中國人民加強革命傳統(tǒng)教育，對人民大眾在中國近代史的作用的強調，進一步增強了中國民眾的主人翁意識；對近代中國人民革命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對這一時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也都有著垂鑒的作用；對近代中國階級、階級斗爭規(guī)律的總結，幫助中國人民認識了現(xiàn)實的階級斗爭，增強了識別力，避免了重犯歷史上的錯誤；對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使中國人民更好地了解了中國的國情，了解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明了了中國的發(fā)展方向；對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錯誤歷史觀點的批駁，對唯心主義的反擊，為中國人民接受唯物史觀起了很大作用。

20世紀5060年代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構建新中國全新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和教學的指導思想，擴大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新中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前，雖然有不少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近代史，但人數(shù)少且處于不合法地位（在解放區(qū)是合法的）。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fā)展。在第yi屆全國政協(xié)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guī)定：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獎勵優(yōu)秀的社會科學著作。1949年7月1日成立的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的宗旨明確規(guī)定：學習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批判各種舊歷史觀，并養(yǎng)成史學工作者實事求是的作風 ，以從事新史學的建設工作。1951年7月28日，在中國史學會成立的大會上，無產階級革命家吳玉章發(fā)表了《歷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重要講話，向廣大史學工作者提出四個方面的要求：第yi，要認識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研究歷史就是研究勞動生產者自己發(fā)展的歷史；第二，要注重現(xiàn)實，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特別是要注重近三十年史的研究；第三，要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第四，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當根據(jù)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歷史材料作科學的研究，要把今天的歷史，清清楚楚地寫出來，然后以所學得的正確方法，應用到近代史的研究上去。我們今后的工作就是認真學習，認真研究，一點不能虛偽輕浮。新中國成立之初，通過各種途徑宣傳歷史唯物史觀和社會發(fā)展史，經過一段時間的灌輸式的學習，中國史學界實現(xiàn)了六種轉向：①從舊的唯心史觀轉向新的唯物史觀；②從個人研究變到集體研究；③從名山事業(yè)轉變到群眾事業(yè)；④從貴古賤今轉變到注重現(xiàn)代史的研究；⑤從大漢族主義轉變到注重少數(shù)民族歷史的研究；⑥從歐美中心主義轉變到注重亞洲史以及其他各洲歷史的研究。

在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近代歷史時，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者要求必須解決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其中關鍵是立場問題。一個史家站在什么立場來處理，這是歷史研究的出發(fā)點。胡繩認為：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場，我們才能正確地研究歷史的規(guī)律性，才能深刻地揭示歷史的規(guī)律性。劉大年在《中國近代史問題》中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對于研究近代史，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為此在近代史研究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黨性原則，堅決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反對在學術和政治相互關系上的資產階級錯誤觀點，堅持歷史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原則，研究近代史必須從今天，即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出發(fā)，必須有時代目的，堅持革命性和科學性，堅持兩者的結合。在觀點上，強調將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運用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具體問題中，必須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尤其是以階級斗爭的觀點解釋中國近代史。在方法上，要求首先要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然后運用階級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史料，透過歷史現(xiàn)象抓住事物的根源和本質，上升到理性認識。

20世紀506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近代歷史，出版了一批中國近代通史性著作。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上、下），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第yi卷），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第四冊)，郭沫若主編、劉大年主持撰寫的《中國史稿》(第四冊)就是當時的主要著作。這些集中代表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著作的廣泛流傳，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教育了廣大群眾，促進了新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的全面發(fā)展，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提供了歷史合法性，增強廣大民眾對新中國的政治認同，在統(tǒng)一人民的思想認識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紀70年代末，新中國確定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以后，中國近代史學者們通過對近代中國現(xiàn)代化的研究參與了現(xiàn)實中國政治的歷史創(chuàng)造，找到了介入現(xiàn)實的立足點。關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現(xiàn)代化問題，可以直接實現(xiàn)中國近代史學界以史服務于現(xiàn)實政治的愿望。一個時代的主題往往會成為這個時代學術界首先關注的話題。龔自珍曾說過：一代之治有一代之學。馬克思曾說過：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F(xiàn)代化成為新時期中國的時代精神，使得中國近代史學界自覺地以現(xiàn)代化為視角去反思近代中國的百年歷史，總結歷史經驗，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發(fā)揚中國近代史研究資政育人的傳統(tǒng)

中國近代史研究作為一個嶄新的史學分支，不同于其他史學的一個重要優(yōu)勢就在于其與中國現(xiàn)實政治息息相關。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近代史研究更能介入現(xiàn)實政治的發(fā)展，并能影響現(xiàn)實政治的發(fā)展，也更能為社會所關注，發(fā)揮它的z大社會效用。20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研究者們很好地把握了這一優(yōu)勢，并且自覺地利用了這一優(yōu)勢，推動了20世紀中國政治的發(fā)展，為后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創(chuàng)了良好的學術方向。這個方向是前人留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學術傳統(tǒng)，應該也是今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應該繼續(xù)堅持與前進的方向，不因過去一段時間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而將這一傳統(tǒng)遺棄。

重視歷史的學習和研究，注重總結和汲取歷史經驗，是中國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中國共產黨的幾代領導人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1942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號召研究者們投身于近代中國百年史的研究。在社會主義時期，他反復講，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多次號召廣大學人學一點歷史。鄧小平同志說過：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fā)展的一個精神動力。他提出我們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1990年4月，他在會見外賓時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1990年7月，江澤民同志在參觀中國革命博物館時指出：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中國的近代史、現(xiàn)代史和我們黨的歷史，就不可能認識和把握我們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光榮傳統(tǒng)，也就不能勝任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胡錦濤同志高瞻遠矚地指出：歷史是一面映照現(xiàn)實的明鏡，也是一本z富哲理的教科書。浩瀚而寶貴的歷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chuàng)造明天的向導。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注重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黨員干部和人民。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更是強調學習黨史和國史,指出歷史是z好的老師,歷史是教科書,中國革命史是營養(yǎng)劑。

中國共產黨的重視，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吨袊�近現(xiàn)代史綱要》在全國高校作為必修課開設，為普及中國近現(xiàn)代史知識提供了很好的載體，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服務社會、資政育人提供了很好的平臺。中國近代史研究作為一項國家事業(yè)，有義務向社會尤其是青年提供正確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知識。誠如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曾指出的：學者的使命是什么？學者同整個人類及其他各個階層的關系怎樣？他們用什么手段才能穩(wěn)妥地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每個人都必須真正運用自己的文化來造福社會。誰也沒有權利單純?yōu)樽约哼^得舒適而工作，沒有權利與自己的同胞隔絕，沒有權利使用自己的文化于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正是靠社會的工作才能使自己獲得文化，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就是社會產物，社會所有物；如果他不愿由此給社會帶來利益，他就是從社會攫取了社會所有物。

近百年的中國近代史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段歷史。屈辱與苦難，奮斗與犧牲，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畫面。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任務，就是要厘清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基本事實，探索其發(fā)展規(guī)律，在此基礎上，重現(xiàn)近代中國的豐富與斑斕的畫面。這樣的研究、重現(xiàn)與不斷加強認識的過程，就能夠為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說服力的歷史證據(jù)，為提高中國人民的人文素質及其愛國主義教育的水準提供現(xiàn)實依據(jù)，為加強他們對國家、民族、社會主義道路的信仰力和凝聚力，增強他們的人文關懷意識，發(fā)揮積極的作用。這樣，中國近代史研究，就不只是在書齋中討生活，也不僅是一種謀生的工具，而是對社會、對人民乃至對人類都有所貢獻心力了。這樣，中國近代史研究在中國社會中就不會失去其應有的位置了。

這就是研究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z大啟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