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學》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組織編寫的連續(xù)性出版物。本書系*輯,主要包括五個部分:四庫學探析、《四庫全書》與世界記憶遺產、全球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及其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四庫全書》的編纂與整理,具體內容涉及《四庫全書總目》與中華學術體系的構建、四庫學研究的當代價值、《四庫全書》與世界記憶遺產、《四庫全書》的歷史價值等方面,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從陳垣先生對《四庫全書》的研究談起
陳智超
今天我參加第二屆四庫學高層論壇,目的是根據(jù)我主編《陳垣全集》和整理陳垣先生多部著作的體會,介紹他研究《四庫全書》的成就,為《四庫全書》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增添一磚一瓦。
陳垣先生在《四庫全書》的研究中有四個第一:他是第一個見過文淵、文津兩閣《四庫全書》的學者,并繪制過文淵閣《四庫全書》排架圖;他是第一個主持文津閣《四庫全書》清點工作的人,逐架、逐函、逐冊、逐頁翻檢過全書;他是第一個發(fā)現(xiàn)《四庫全書薈要》的人,1925年,他在故宮摛藻堂發(fā)現(xiàn)塵封多年的《四庫全書薈要》,計收書473種,分裝兩千多函;他是第一個將通行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簡明目錄》與文津閣《四庫全書》對照,糾正了前兩書的錯誤,寫成《四庫書目考異》的人。
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國,中國雖然不是其中最古老的,但是唯一一個歷史沒有中斷、歷史記錄沒有中斷的國家!端膸烊珪肪褪撬那Ф嗄陙碇袊墨I的大結集,舉世無雙。
《四庫全書》現(xiàn)存四部:文津閣、文淵閣、文溯閣、文瀾閣(補抄過),四部《四庫全書》所收書有個別差異。以文津閣《四庫全書》為例,根據(jù)陳垣先生的統(tǒng)計,共有36277冊、2291100頁,每頁336字,共計769809600字,即約7.7億字。數(shù)量之多,與已經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及今后將申請世界記憶遺產的文獻相比,不僅空前,也將絕后。
預祝《四庫全書》申報世界記憶遺產成功!
《四庫全書》:文化記憶與文化傳承
陳 來
清代的乾嘉學術與《四庫全書》也有一定關系。南宋《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四部書3096種、51180卷。《永樂大典》編纂于明代永樂年間,是中國的一部巨型古代典籍,與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和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相比,要早300多年,也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其編撰宗旨為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其中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共計2293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據(jù)粗略統(tǒng)計,《永樂大典》采擇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近8000種之多。比宋代增多5000種左右。清康熙時編輯《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10000卷,目錄40卷,共分6編32典,是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資料最豐富的類書。清代《四庫全書》是在清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和諸多考據(jù)學者參與下編成的巨型叢書,著錄書籍1萬余種、17萬卷,較之宋代增多了十多萬卷,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代的主要圖書!端膸烊珪繁4媪酥袊鴼v代大量文獻,所據(jù)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失傳很久的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fā)現(xiàn)的;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385種!端膸烊珪返木幾,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暴p目錄學等方面,都給后來的學術界以巨大的影響。但是,清代統(tǒng)治者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征集圖書,貫徹寓禁于征的政策,對不利于清朝統(tǒng)治的書籍,分別采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編修中明令禁焚的書籍就有3000多種,數(shù)量十分巨大。此外,明清時期的《正統(tǒng)道藏》和《乾隆大藏經》大全式地收錄了道教和佛教的著作!墩y(tǒng)道藏》共5305卷!肚〔亍啡毓彩珍浗洝⒙、論、雜著等1669部、7240卷,共用經版79036塊。
古代典籍是承載古代文明和學術創(chuàng)造的載體,雖然中國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傳到今天的只有一部分,其他未能保存的典籍因為自然或人為的破壞,最終在歷史長河中消失了,但保留至今的文化典籍仍可使我們看到中華民族先賢創(chuàng)造的巨大的文化成就。
文字與講話不是同一的東西,文字之所以能固定話語就在于它的所指(觀念)與話語的所指(觀念)相同,也就是說,文本是把口說的話語的意義用具有同樣意義的文字固定下來,保羅·利科曾說:只有在文本不被限制于翻錄先前的談話,而是直接以書寫字母的形式銘寫話語所意指的東西時,文本才真正是文本。文本作為固定的話語,其本質就在于語言性。伽達默爾說:傳承物的本質通過語言性而得到標志,這具有其詮釋學的后果。盡管其他非語言傳承物如繪畫、雕塑諸造型藝術品相對于文本具有直接的可欣賞性,但這并非文本的一種缺陷,相反,在這種表面的缺陷中,一切語言的抽象的陌生性卻以特有的方式表現(xiàn)了其對其他非語言傳承物的優(yōu)勢。非語言傳承物僅僅是些留存下來的東西,我們既不可復制,也不可補充發(fā)展,我們的任務只是把它們作為過去的殘留物加以研究和解釋,可是語言傳承物并非這種只能保留和復制而不可發(fā)展和補充的殘留物或留存下來的東西,而是真正詞義上的傳承物,伽達默爾寫道:凡以語言傳承物的方式傳到我們手中的東西并不是殘留下來的,而是被遞交給我們的,也就是說,它是被訴說給我們的不管它是以神話、傳說、風俗習俗得以自下而上的直接重說的形式,還是以文字傳承物的形式,在文字傳承物中,其文字符號對一切懂得閱讀它們的讀者都是同樣直接確定的。
按照伽達默爾的看法,文字傳承物并不是某個過去世界的殘留物,它們總是超越這個世界而進入它們所陳述的意義領域。他說:正是語詞的觀念性(Idealitt)使一切語言性的東西超越了其他以往殘存物所具有的那種有限的和暫時的規(guī)定性。因此傳承物的承載者絕不是那種作為以往時代證據(jù)的手書,而是記憶的持續(xù)。正是通過記憶的持續(xù),傳承物才成為我們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它所傳介的內容直接地表達出來。凡我們取得文字傳承物的地方,我們所認識的就不僅僅是些個別的事物,而是以其普遍的世界關系展現(xiàn)給我們的以往的人性本身。這里所謂語詞的觀念性,正如上述,乃是指語言中介的觀念性,這種觀念性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歷史的改變而發(fā)展的。因此,文字傳承物超越其他以往殘存物所具有的那種有限和暫時的規(guī)定性。傳承物的承載者,即遺留下來的傳統(tǒng)文本,按照伽達默爾的看法,絕不是那種作為以往時代的手書,而是記憶的持續(xù)。所謂記憶的持續(xù),就是指過去文本的意義內容與我們今天的理解的溝通,每一個傳統(tǒng)文本對于我們來說,都是那種一直傳承到我們現(xiàn)在的意義構成物,因此它們成為我們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它所傳介的內容直接地表達出來。正是在這里,伽達默爾說,文字固定的文本提出了真正的詮釋學任務,按照伽達默爾的觀點,傳承物的本質是以語言性作為其標志,因而文字傳承物達到其完全的詮釋學意義。語言在文字中是與其實現(xiàn)過程相脫離的。文字傳承物并不是某個過去世界的殘留物,它們總是超越這個世界而進入它們所陳述的意義領域,因而以文字形式傳承下來的一切東西對于一切時代都是同時代的。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命脈,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不竭源泉。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連續(xù)不斷的文明歷史,創(chuàng)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的豐厚滋養(yǎng)。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發(fā)展現(xiàn)實文化有機統(tǒng)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繼承。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xiàn)代社會相協(xié)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chuàng)新成果傳播出去。這就確立了文化繼承的理論基礎,也就回答了什么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如何繼承發(fā)展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
繼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的需要,繼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是中華文化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需要,繼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繼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如何繼承和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這還涉及挖掘和闡發(fā)。我們今天一般所說的繼承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多是指古代流傳下來、體現(xiàn)為文字的經典文本,特別是其中的價值觀念、價值語句、思想主張、文化命題。
中華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繼承和闡發(fā)應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要大力弘揚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價值觀,使中華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觀成為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和源泉。要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文化治國理政的經驗,如民為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作為今天的啟示和鏡鑒,以利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進和完善。要努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中華傳統(tǒng)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努力促進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要充分繼承和發(fā)揚中華文化中有利于調理社會關系、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內容,引導人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培育文明風尚和社會氛圍。
發(fā)
刊
詞
陳曉華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符號,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中華文化在薪火相傳中不斷凝聚力量、發(fā)揚光大,在求同存異中與時俱進、歷久彌新。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僅是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的體現(xiàn),也是時代文化建設的智慧來源!端膸烊珪纷鳛橹袊鴤鹘y(tǒng)文化中的一員,在中華文化傳承與中西文明交流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庫學也因它而提出。如今的四庫學雖本于它但不局限于它,承載著中國古典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tǒng),有著中國話語特色的四庫學之態(tài)端倪畢顯,研究前景非常廣闊。亦即,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四庫學既專精于以《四庫全書》為本之研究,又超越了它本身,而上升到它所代表的文化層面、理論層面,以及傳播實踐等方面,加以《四庫全書》典籍總匯與文化淵藪地位,以及四部為序的分類,我們足可以跳出僅就《四庫全書》談四庫學,而可及于整個四庫體系,展開研究。因為《四庫全書》之后,古典文化還存在了一段時間,時間還不短,成就也頗豐。此外,系于各種原因,《四庫全書》的全書只是一定意義上的全書。故而,四庫學完全可以從廣、狹兩方面來理解。
狹義的四庫學,理所當然僅指《四庫全書》及其相關文獻、理論等研究。廣義的四庫學,則完全可以憑借《四庫全書》四庫代表的身份,容括它所涵蓋的經史子集所有文獻,涵蓋中國傳統(tǒng)各種學問技藝等,以及在這個體系下所體現(xiàn)出的對世界的認知。
所以,四庫學不只關乎《四庫全書》一身,而且關乎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及其傳承弘揚。這也正是四庫本身功用的體現(xiàn)。括而概之,合廣狹二義為一,四庫學是研究四庫體系下中國古典文化的一門學問。亦即,中國古典文化,足可囊括入四庫體系,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指引讀書治學門徑,宣德達教。這樣既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色,且使之系統(tǒng)化,便于曉習,利于傳承。因為,四庫之外的書籍,括而概之,其實總體上仍可以四部歸之。
當然,無論廣義還是狹義的四庫學,都承載著中國古典文化,傳承著中國古典文化命脈,中國古典文化實可涵括入其體系下。因此,并廣狹二義概之,四庫學可以說就是研究四庫體系下中國古典文化的一門學問。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為更好地彰揚《四庫全書》,傳承中華文脈;為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樹立文化自信;為讓世界真正讀懂中國,了解中國話語,我們需要為之搭建一個世界性的平臺。由此,為《四庫全書》申請世界記憶遺產必要而迫切,因為《四庫全書》正符合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各項特性。
言及此,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因纂修《四庫全書》誕生了《四庫全書總目》等副產品,產生了各類檔案文獻,它們也是記憶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該如何對待它們?于此,我們有兩個解決方案。一是可以分兩步走,《四庫全書》是主干,是本,副產品及相關檔案文獻是支流,也是新源,沒有《四庫全書》,就沒有副產品及相關檔案文獻,因此我們可以先就《四庫全書》申遺,一旦成功,接下來進行副產品及相關檔案文獻的申遺工作。二是我們可以合眾為一冠以《四庫》總名,集合四庫修書期間各類相關文獻,就這個群體申請世界記憶遺產。
此外,我們要澄清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和世界記憶遺產的關系。世界記憶遺產屬于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它是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延伸,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保護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通過國際合作與使用最佳技術手段進行搶救,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而在1992年啟動的一個文獻保護項目。因此七閣《四庫全書》的裝幀工藝等,可以申請世界物質文化遺產,不可申請世界記憶遺產。至于七閣《四庫全書》裝幀工藝等是否可以與《四庫全書》一道視為《四庫全書》物質文化群,申請物質文化遺產,是可以探討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shù)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yǎng),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當代中國人應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振奮民族精神,《四庫全書》及其相關文獻申請世界記憶遺產,正當其時。
總之,以《四庫全書》申遺為契機,可加強對《四庫全書》的重視與保護,促進對它的研究,推動四庫學學科建設,為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樹立文化自信提供借鑒。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有大眾參與及支持的文化傳承,才是成功的文化傳承,因此我們還需要做好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普及傳播工作。比如手抄《四庫全書》(即用書法抄寫《四庫全書》)就是一種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普及與傳播,這也是需要我們加以關注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在這個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中華文明優(yōu)秀精神的盛世,我們肩負著歷史使命,希冀汲取文明的力量,擷取先人的智慧,貢獻我們的一己之力。本刊即圍繞以上主題而創(chuàng)刊,寄予中華文脈傳承之旨。
陳曉華,重慶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及傳統(tǒng)文化、明清史、全球史教學科研工作。在四庫全書研究方面論述頗豐,取得眾多開創(chuàng)性成果。曾主持200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等課題,參加教育部重大課題、北京市教委重大課題等多項課題,2009年獲北京市屬高校人才強教深化計劃中青年骨干人才培養(yǎng)計劃項目資助,2010年獲北京市優(yōu)秀人才項目資助及教育部古委會古籍整理項目,2012年獲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專著:《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
四庫學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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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域下《四庫全書》史學思想的現(xiàn)代價值【于 沛】/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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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對西學文獻的分類問題探微【張永超】/112
《四庫全書總目》研究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溯源【張固也】/129
《四庫全書總目》的辨?zhèn)螌W發(fā)微【郭康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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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的編纂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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