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乘機侵略
五四運動發(fā)生于民國八年,是繼辛亥革命后的一次偉大的民眾運動。這個運動是因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而引起的,現(xiàn)在首先說說日本侵華的情形。
日本自從甲午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打了兩大勝仗以后,資本主義經(jīng)濟發(fā)展很快,對南滿及東部蒙古的經(jīng)營很積極,美國雖然一度主張開放滿洲門戶,由各國共同投資,但日本隨即和俄國妥協(xié),聯(lián)合對付美國,美國終于失敗。民國成立以后,日本看中了我國袁世凱這個寶貝,答應幫助他完成獨裁政權,借此取得了滿蒙五條鐵路建筑權的交換禮物。
1914年(民國三年)歐洲發(fā)生大戰(zhàn),西方列強顧不到東方,日本就乘此機會進攻我國租與德國的青島(膠州灣),以及膠濟鐵路(由青島通濟南)。袁世凱政府宣布中立,并且把租借地以外的許多地方劃作戰(zhàn)場,讓日本去蹂躪。日本占領了我山東,還想趁機獨吞中國,它曉得袁世凱想做皇帝,就答應幫他做皇帝,叫他賣國更膽大些。
1915年(民國四年)1月,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內容關于山東、南滿洲內蒙古、漢冶萍公司(經(jīng)營大冶鐵礦、萍鄉(xiāng)煤礦及漢陽銅鐵廠,是中國自營的最大重工業(yè)),沿海島嶼港灣,以及全國政治軍事的設計、軍警的訓練、軍械的制造等種種權利之讓與。袁世凱膽子不夠大,不敢隨便答應,秘密交涉拖延了四五個月。日本帝國主義生氣,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來恐嚇,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答復。袁政府沒奈何,在5月9日答復日本,除關于全國內政的幾點容待日后協(xié)商外,其余各條完全承認。袁世凱死了以后,段祺瑞當權,仍然把日本帝國主義當作靠山,我國參加歐戰(zhàn)以后,日本又逼迫我國段政府和他訂立軍事協(xié)議,共同防范俄國的革命黨,協(xié)議上規(guī)定由日本軍官訓練中國的參戰(zhàn)軍,并允許日本軍駐扎滿蒙地方。在北京政府里面操縱財政金融的人又是日本飼養(yǎng)起來的買辦。如王克敏等,他們在段祺瑞當權期間,經(jīng)手借日本債款達五萬萬元以上。
中國連年內戰(zhàn)
日本帝國主義扶植北洋軍閥的結果使中國不斷地發(fā)生內戰(zhàn),因為反革命的封建余孽既因取得外援而囂張,革命的民黨便不得不組織武力抗爭來保衛(wèi)辛亥革命的成果,以及繼續(xù)辛亥革命的任務。這種內戰(zhàn)在袁世凱時代就開始了。袁世凱壓平二次革命,建立獨裁政權以后,便在民國三四年間準備做皇帝的工作,如改變官制,文官稱卿、大夫、士,武官稱將軍,頒給親王、公、侯、伯、子、男的封爵,又使楊度等組織籌安會,宣傳改變國會體與實行君主立憲的必要,之后又制造民意,舉行決定團體的所謂公民投票。到民國五年元旦,就正式登基,改元洪憲。因此蔡鍔、李烈鈞于民國四年底在云南起義,稱“護國軍”,高舉討袁旗幟。這次討袁不但國民黨參加,進步黨也參加,如梁啟超就在天津發(fā)表反對帝制的論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并且南下參與討袁軍事。因此各省紛紛響應,袁軍又在四川戰(zhàn)敗,把袁氏嚇得連忙宣布取消帝制,因為又羞又氣,不久就一命嗚呼了。
袁死以后,段祺瑞以內閣總理的地位暗中主使督軍團(黎元洪繼任總統(tǒng)時,將各省軍政長官改名督軍,系將南方的都督及北方的將軍各采一字)獨立,壓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氏開始時不肯解散國會,將段祺瑞總理免職,召張勛入京,張又強迫解散國會,并迫得黎氏逃入外國使館)張勛又乘機抬出宣統(tǒng)帝復位。北方鬧得這樣烏煙瘴氣,國父孫中山先生于是號召護法運動,護法者保護民國約法,也就是反對解散國會的北洋軍閥之謂。張勛的復辟(辟就是君主,君主復位叫做復辟)雖然終于被段祺瑞用武力打消,國會及總統(tǒng)都還是沒有恢復自由,護法戰(zhàn)爭因此發(fā)生。
當時國會在廣東重新集會,并組織了護法軍政府,集結湘粵桂三省聯(lián)軍北伐。段祺瑞有日本借款支持,很想仿效袁世凱,用武力來統(tǒng)一西南,先后派付良佐、張敬堯、吳佩孚等率大軍南下,終于把護法軍打敗,占領了長沙、衡陽。但占領衡陽以后,前鋒吳佩孚部即按兵不進,這不僅是因為衡陽以上有五嶺的險阻地形,不容易通過,而且還因為段祺瑞一系的軍人政客(安徽系同時又是安福系,安福是從安福俱樂部那個政團得名)把持北方政權,勢焰熏天,引起直隸系吳佩孚等的憤恨。這樣一來,北洋軍閥的南征便不能貫徹,而南北對立的形勢便延長了。拿護法戰(zhàn)爭與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比較,上次北洋軍閥內部矛盾沒有發(fā)展,還是統(tǒng)一的,而這次則內部矛盾尖銳化。上次革命沒有注意經(jīng)營廣東做根據(jù)地而單純扼守南京一帶,比較難以持久,這次因有廣東做根據(jù)地,北洋軍就不能速戰(zhàn)速決(因為交通隔絕,北方人又不習慣于山地戰(zhàn))。南方護法軍政府內部雖然有缺點,到底是民主勢力的代表者,所以它的繼續(xù)存在,對于全國反對安福系軍閥親日賣國的運動,是一種鼓勵。
外交失敗群情激憤
世界大戰(zhàn)于1918年結束,各國代表齊集巴黎議和,我國以參戰(zhàn)國資格派了代表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等到會,原來想趁此機會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山東的,但結果大大失敗了。不獨一般的不平等條約談不到廢除,就是二十一條也不能談及,山東問題呢,和會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讓與日本。要說外交辭令呢,我國代表在和會中的演說比日本代表的話實在動聽得多,可是我國偏偏失敗,日本偏偏勝利,是什么緣故呢?因為在大戰(zhàn)期間,日本早已和英、法、俄、意訂了密約,英法等秘密允許它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同時我國的親日派也有承認的文件,事實是這樣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代表段政府和日本交涉高徐、濟順兩條鐵路(都在山東)的借款,日本另外提出七個條件,大意是要中國承認它侵占山東的既成事實,章宗祥在換交上面終于寫上“欣然同意”幾個字,日本方面于是拿這幾個字作為承認的證據(jù)。
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全國群情激憤,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大會于天安門,列隊游行,至趙家樓曹汝霖(外交次長,為承認二十一條的出力人物)住宅,進去質問,曹氏正和章宗祥談話,聞警慌忙逃走,群眾即搗毀家具,焚燒建筑物,并且打傷了章宗祥,高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之后軍警趕來逮捕了一些學生。群情更為激憤,各校即行罷課援助,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各界團體用文電抗爭及請愿的絡繹不絕。政府雖釋放被捕學生,表示歉意,群眾反對日本侵略及要求收回山東的運動仍然高漲,至6月3日上海市民大示威后,即首先罷市罷工,數(shù)日內就有十幾個大城市響應,同時抵制日貨的運動也迅速開展。北京政府怕起來了,于是宣布將曹汝霖、章宗祥、陸守興三人免職,同時出席和會的代表也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次民眾運動獲得很大的勝利,對于日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確是一個大打擊,所以五四后十年間,日本侵華的面目沒有那么猙獰,而國民革命的形勢日益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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