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序 錯河囑咐我為他的這本新書寫個短序，并將書稿電子版和紙質版都郵寄給了我，因此我成為較早讀這本書稿的人。 從頭至尾讀過一遍后，他這書中的兩大優(yōu)點讓我感動：坦誠精神和精致文字。 這是一本將自傳和詩論交織在一起寫成的書。此前的其他作者，要么單獨寫一本自傳，要么單獨寫一本詩論。錯河將“自傳”與“詩論”這兩個不同的內容合在了一起。如果是別人這么做，不一定能成功。但錯河卻做成了。因為，錯河是詩人，他的生活都是圍繞詩來展開的。 在這本書的自傳故事中，錯河敞開心扉，坦誠地跟讀者講了他當年的高考，在北大法學院（當時還是法律系）讀書，他和幾位要好同學的那些往事。更加坦誠地講了他的戀愛故事， 及關于他找“北大的北門”的傳說。最為坦誠的故事應屬他被當作病人送去住院。我至今也不認為他患有疾病，我理解詩人的性格和行為。詩人一定是不同尋常的人。否則，他怎么能寫出好詩來？就像今天的人看唐代的大詩人李白，他不也是瘋瘋癲癲的大才子么？怎么能送進醫(yī)院？只能是一場誤會。從小我就聽老人們說過“不瘋魔，不成活兒”�！盎顑骸痹谖膶W藝術行檔里，是指藝術家的作品。但是，錯河住院的經歷，沒有讓他沉淪，反而成了他詩詞創(chuàng)作中一筆獨特的精神財富。世事就是如此弄人，你要想成為詩人或者藝術家，那你就必須經受常人無法經受之苦，包括被誤會為“病人”。 如果錯河只用坦誠來寫這些故事，那還不夠。書要寫得好看，還要文字優(yōu)美。文字是錯河的長項。這本書使用的文字，都是非常精致的。我曾做過一個實驗：反復讀書中某個句子， 試著調換其中的形容詞或動詞，但是，錯河選用的字詞都是最好的，換了就不如原來的準確了。所以，我認為這本書稿中的每一個字，作者都是用心琢磨過的。我明顯感受到作者對文字特別在意，讀起來非常舒適。 對文字敏感是錯河的一大特點，我對此是有認識的。他的文字好主要來自天賦，這不可能是北大法律專業(yè)能夠教出來的。這應該是他從小養(yǎng)成的好習慣吧？他在文字方面所下的功夫相當大，因而他在文字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最豐碩。好文字已成為錯河引以為傲的一面。有一次，他來我辦公室，我們談起詩句中的選詞用字，他夸張地說：“莎翁第一，錯河第二�！彪m然這是句玩笑話，但當時還是讓我大吃一驚。 我沒有文字方面的天賦，只能多讀前輩們的好作品，多練習寫作，在練習中學習人家選詞造句的方法，以便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錯河卻不似我這樣，有一次我建議他多讀古今中外 詩詞大家的作品時，他跟我說，他不讀大家的作品，或者說，有意不去讀的。因為他擔心自己的獨特語言風格受到別人的影響。一方面，我難以理解他為何會有這種擔心，另一方面，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年輕詩人，有如此強大的自信，也讓我佩服。因為我本人缺乏自信，我只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然后去知天有多高，海有多深。 現(xiàn)在，錯河這本新書就要與讀者見面了，我衷心地祝賀他。雖然我校當年的法律系沒有將他培養(yǎng)成為大法官、大檢察官或者大律師，但他卻將自己培養(yǎng)成為了新詩壇的一顆新星。 吳志攀 北京大學前常務副校長 2018年1月26日 注：吳志攀先生為錯河當年在北大法律系讀本科時的老師和系主任 通過詩歌的自我拯救與普遍解放這本書是關于詩歌的，但希望讀者不要把它只看成關于詩歌的。固然，書里曉東闡述了對詩歌的本源性理解，他循序漸進、耐心細致地講述了如何進入詩歌寫作，如何生成、把控一首詩，闡述了他的詩歌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和藝術社會學。其中滲透著他二十幾年來寫詩的領悟、心得與甘苦。但我仍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僅僅看成一部詩歌寫作教程，或者只用詩論的標準來衡量它。因為這部書里還蘊含著更豐富、深廣、銳利的內容，那就是作者自己的生命史、精神史。 一 這本書是一個復合文本。一部分是詩論，一部分是作者自身經歷的紀實性書寫，兩者相互穿插交替。這兩種文本的關系其實就是曉東的詩歌與他自己生命、精神歷程的關系。從這個 角度而言，自述部分是“第一文本”，詩論則是“第二文本”。作為“第二文本”的詩論雖然完全自成體系，但當它被“第一文本”打斷、穿插時，它已經不是一套閉合的理論，而是一種精神表征，它的自洽、雄辯、理性與自述部分的鮮活、銳利、躁動相互映襯。其實，關于自己的生命歷程，曉東已經不止一次地書寫過，比如，他的長篇小說《北門》，他的自述《生于1974》。但那種融入虛構的書寫尚沒有這次不加修飾的紀實來得銳利。在我看來，近些年曉東在寫作上的變化不限于詩歌領域，某種程度上更實質性的推進還在于對實際經驗的有力表達，也就是越來越掌握寫實的能力。以 往曉東的自述總是不自覺籠罩著一層傳奇、浪漫的色彩，不免使人懷疑他在故意把自己的生活戲劇化。而在這次的敘述中，他的經驗依然充滿戲劇性，但削弱了刻意的戲劇化表述和生活本身的起伏，那些不可控和不忍直視的部分得以不加修飾地呈現(xiàn)。他把生活經驗本身的觸目驚心以冷靜、不回避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以至于那些看似“浪漫”的經驗也令人心悸起來。 整個敘述是從曉東大二時的精神病院經歷開始的。令人驚訝的是曉東能把二十年前的每個細節(jié)都記得那么清楚，包括他和醫(yī)生說的每句話。他把自己那些熱情而亢奮的傾訴逐一復述 下來，但從醫(yī)生例行公事的回應中似乎可以直接看到那張冷冰冰的面孔和無動于衷的表情。這個場景因其不動聲色的反差而顯得荒誕，好似一個象征。曉東這里的復述已不限于把自己的“思想”再表述一遍，而毋寧說是一段歷史記錄。在通常的歷史化記錄中，值得保留、可被敘述的永遠是“正�！绷鞒�，而病人的“瘋話”是沒有記錄、保存價值的，甚至很快會被病人自己遺忘掉。但曉東都記住了。他從沒有把它們當成“瘋話”，而是自己理性思考的一種形態(tài)。當他在今天的敘述中不厭其煩地復述它時，仍把它作為自己思考的一個起點。他執(zhí)拗地與醫(yī)生爭辯自己的行為是“掉樓”而不是“跳樓”，恰是努力維護一種表達的“準確”，他的每一句話對自己而言都是清晰而準確的。他在努力捍衛(wèi)自己的理性，而這一切在醫(yī)生那里僅僅是非理性的癥狀。于是，他還原了一個完整的“病人”與“醫(yī)生”之間的談話過程。這個過程所呈現(xiàn)的張力，所顯現(xiàn)的對峙不在病態(tài)與正常之間，而在熱情與冷漠之間，在想象力的熱情、飛揚和刻板知識的冰冷、壓抑之間，在要漲破自身的精神性與完全喪失精神性（人性）之間。接踵而來的精神病院內那種殘酷的日常生活就是這個對立的延展。 我自己某種程度上也是這本書里的一個人物，曉東經常提到我們這些朋友如何在他生活中出現(xiàn)，對他的重要�？晌覀兇蟛糠秩似�今為止也不能真正知道他經歷了什么。只有當他把他的經歷轉化成一種報道式的記錄時，我們才能真正體會他的經驗： “此后在病區(qū)的兩個月里，從我被重新允許走出重癥監(jiān)護室開始，我就徹底成了一個煙民。像所有人一樣，吃完飯，急切地等值班護士喊那句：‘抽煙了’，就趕集一樣地擠進水 房，手顫抖著卻極力控制住去跟其他病人對火點煙。因為只有不到五分鐘的抽煙時間，所以每個人都狠狠地吸，甚至沒人有空說一句話，幾十秒之后，水房就會被煙霧徹底淹沒， 看不清任何人�！� 這不是某種傳奇性的私人經驗，而是極端條件下人可能具有的處境和狀態(tài)。這種處境是反常的，又不斷產生著扭曲的“正�！保� “更令我恐慌的是，病區(qū)里還有‘黑社會’組織。住了多年，公費醫(yī)療泡病號的一高一矮兩個病人，就是病區(qū)的老大。他們早就已經康復，但不愿意出院去上班，于是幫助護士們 維持秩序，例如組織比較健壯的病人捆綁不服管教的病人。時間長了，以他們兩個為核心，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護士會網開一面，對他們的行為視而不見，高興了，還會開小灶，讓他們單獨去水房抽上幾根煙。而其他病人，則不得不攀附這兩個老大，好讓他們分派一些病區(qū)里的好活，比如進入疊被組，可以單獨多抽一回煙。于是他們就開始作威作福，差 不多每個病人存放的好吃的，家屬留下的好煙，都被他們明爭暗搶地分上一份。在這里得到的尊嚴和福利，遠比回單位上班要好得多。因為他們出院上班，那就成了別人眼里避之 唯恐不及的精神病，處處都要夾著尾巴做人�！� 這種已經正常化了的反常不正是《古拉格群島》那樣的經典作品所著力表現(xiàn)的？讓人觸目驚心的還不止于精神病人遭遇的不人道對待，而是非人待遇的內部不斷再產生著不平等、支 配關系和欺壓。人們在被隔離、被封閉起來的精神病院再造了一個叢林社會。一些人在這個叢林社會中獲得了相對的權力，他們寧愿待在這個扭曲的環(huán)境中做一個“老大”而不愿意回到“正常”社會。他們知道，在正常社會中連這點卑微的“尊嚴和福利”都會喪失，一個“精神病”的標簽足以把人打入社會最底層。曉東在后來更惡劣的住院經驗中碰到了愈發(fā)殘酷的例子： “后來，上次那個80后老大又被送進來了。他這次并沒有再囂張，沉默不語。一周之后，他背著人吞下了一大堆塑料袋，想要自殺，以此來抗議他父母把他再次關進了精神病院。他被深夜送出去到縣城的醫(yī)院搶救，后來再沒回來。我這輩子最后見到他，就是他躺在急救床上，完全沒有了那種囂張，而是用極度蕭瑟的眼神望著我�！� 曉東自己的遭遇更讓人不寒而栗： “但這樣的生活里，終于又一次讓我明白，即使在這樣的一個還算正常的男護士眼里，精神病人也并非真的是被當人來看待的。 終于有一天，他被單位逼著要考試，所以晚上值班就連夜磨槍。他忘記把出病區(qū)的大門鎖上了，就那么虛掩著。我晚上極其無所事事，在走廊里溜達，見門沒有鎖，于是就試著推了一下，本想再喊他一句，說門忘記鎖了。但他卻以為這是我弄開的，馬上暴跳如雷。 他叫來幾個病人，把我死命按在病床上，綁得結結實實，我還沒來得及高喊我錯了，他就已經把電針打開了開關，而且這一次通電就是五分多鐘，我渾身顫抖著，已經再也沒有 機會喊一聲我錯了。 這五分鐘，是今生最黑暗的五分鐘，我渾身不自主地顫抖著，萬念俱灰，牙已經咬蹦了一塊，還是只能顫抖，繼續(xù)咬著。那是真正的地獄，沒有一刻的寧息的機會，眼前昏黑一片，想要求救，大聲求救，但是顫抖中你永遠沒有張嘴求救的機會。 終于，他的邪火發(fā)泄完了，關上了電源開關。我就那樣靜靜躺著，沒說一句話。我那時想，有生之年，我一定把這樣的五分鐘還給他。就是這種怨恨，我才沒有在之后那幾天 選擇自殺�！� 這種地獄般的經歷在向我們昭示人的處境可以跌落到什么程度，人的行為、道德在一種扭曲社會處境下可以輕易滑向不可思議的惡。而這樣的空間、處境就是與我們習以為常的“正 常”空間始終平行的。 但曉東從來不會沉溺于一種“控訴”，他似乎天生有一種強大的精神力和超越性眼光，這種精神力帶來的尊嚴、自信使他即便在地獄式的狀況中也能保持對人客觀的理解，不會輕易 被“怨恨”吞噬。他對精神病院的生態(tài)結構有迅速地把握、適應與應對。他對那些非常處境中有限的“善意”、“友誼”有敏銳的捕捉、足夠的理解 — 他從一個男護士遞過的煙中看出恢復了“正�！钡耐�情，與病友保持著長久的友誼。這些都幫助他把自己從地獄中打撈出來。 但是真正的打撈并不停留于“適應”“遺忘”或“正�！�。最終超越的實現(xiàn)是他把自己的地獄經驗轉化為創(chuàng)造性思考，變成自己詩歌覺悟的精神起點和原點。他記述的自己在最后一次住院后所產生的創(chuàng)作覺悟可以看作他的詩歌宣言： “最后一次住院的時候，我想明白一個道理。和喪失正常的基本人格的精神病院的生活、毫無自由的狀態(tài)相比，其實人世間的那些坎坷和苦難，都是一種同等重要的幸福的素材。為你至少還可以作為一個正常人，自由地選擇和行動，始終有著重新剪接一切的權利。這已經是人最本質的幸福。至于剩下的得失，不過是為了彰顯自由和人格的劇情。 是的，有的人的幸福，是在攀登上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后獲得的。而有的人的幸福，是在觸底了馬里亞納海溝一萬余米的最深處后，才得到的。而后者，因為有這個底在，讓生活一切都轉換成了一種幸福，即使一生默默無聞，也不代表他不夠成功。但前者，則可能僅僅是片刻的歡愉。 觸底的人，能夠憑借自己對生命的尊重，重新奮起，才成為一個真正的詩人。恰恰因為觸底，到達過心中的地獄，反而成了他最大的財富，最大的成功。因為觸底，生活的所有境遇 都有了不同的審美意義和高度，這會是終極的幸福所在。 …… 所以，我這一生，會將全部身心投入到自己為語言奠基的理想上，投入到詩歌創(chuàng)作中，比大家體會和得到的幸福只會更多，而不會再有一分缺少。 …… 詩人的所有的苦難，其意義都在于讓他們觸底，從而讓自己有了最大化的心理和情感的幅度去飛升。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空間，來釋放靈性和詩性�！� 要理解曉東的詩歌立場，這段話是一個出發(fā)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把詩歌單純看成一種自我救贖，而更多地把理想詩人定義為探路者、引領者和啟蒙者。因此，“我必須要做一個最幸福的詩人。這樣才能告訴世人，詩歌帶給我們的是過去的透徹和未來的開闊，而不是永遠與災難共生”�！拔摇背蔀椤白钚腋５脑娙恕钡囊饬x不在于一種自我完成、實現(xiàn)，而在有可能對世人的引領，詩歌是通向使所有人幸福的道路。這個引領者只能由真正有地獄經驗，有觸底經驗而從中得到覺悟、超越的人來承擔。所以曉東一再強調詩人內在世界的完整性和自信。只有擁有內在的強大他才能成為一個引領者。 二 很多人讀曉東的詩或許會覺得他是浪漫的、詩意的，但我的感覺，他的本源性氣質是一個英雄主義者，一個始終帶著拯時濟世情懷和使命感的人。詩歌是他多次被打落底層之后選擇 的一條可行的拯時濟世的道路。 曉東從初二開始立志學法律是基于“要去做國家的最大的官去拯救萬民”，而據(jù)說美國總統(tǒng)都是學法律出身的，只有學了法律才能當上未來國家最大的官。這種幼稚的念頭很快被拋 棄了，但這個誤會帶來的理想一路支配著他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精神病院的無情判決 — 對他的打擊幾乎是摧毀性的。但他很快從自己的寫作天賦中重拾使命感：“明白我這輩子要做什么了，我就該去做這個工作，來為語言奠基。文言文和現(xiàn)代文之間有一個斷然的溝壑，我要做一個橋梁把它銜接起來。我崩潰在語言體系上，就應該從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來�！� 似乎對曉東來說，從來只有最根基性的東西才能給他帶來意義感的支撐，才能吸引他，他也確乎有著超常的天賦去把握那些根基性的東西。當年幾位朋友坐在未名湖邊閑談時，大家 就很訝異于他對于那些原初性思考 — 古希臘哲學，先秦哲學 — 天然的親近。他自己的把握方式、表達方式幾乎可與先哲融為一體。他對現(xiàn)代思想的掌握則顯得舉重若輕，可以輕而易舉穿透那些煩瑣體系的話語堅殼。當然，這也意味著（或許導致了）他沒有耐心去面對古典世界失落后現(xiàn)代思考必須訴諸的嚴密、規(guī)整、龐雜。每次聽他高談闊論，我常想，他或許更適于生存在古典世界，那樣他會碰到更多的知音、對話者，不會因為自己超常的想象力而被側目而視，乃至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但曉東恰好生在一個次生的、庸常的、碎片化的“二手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尋求常人的意義感甚至都被認為是可笑的，因此，曉東只能不斷自己賦予自己意義。 三 不過，曉東并不是一個排斥世俗生活的人。生龍活虎的世俗生活是他的另一個熔爐，他的活力，他的強韌，他的不吝，乃至粗獷都與那個常被知識分子忽視的常人世界的生命力息息 相關。所以，曉東從來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他根本是反知識分子的。他在北大開始寫詩，但從來與北大占主導地位的“知識分子寫作”格格不入。北大四年并沒有把他變成一個精致的“精英”。當他從北大畢業(yè)投入銀行工作時不但毫無疏離感，并且?guī)е�再入紅塵的興致勃勃和雄心萬丈： “作為一個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患者來說，大學的后三年，藥物證明了我可以保持正常。而正常又讓我懷疑自己是否真的罹患的是絕癥。所以，在有了人生的新理想后，我徹底地放松了下來。 前一個當‘總統(tǒng)’理想，需要我努力端正品行，必須不能有任何污點�？v然不惜經常虛偽，也要積攢必要的資歷。而我不善于去矯飾，所以寧愿木訥。 但新的理想不一樣，既然是為語言奠基，構建它的藝術性，那么任何生活，任何態(tài)度，任何品德，都是必要的嘗試。你需要用語言去涵蓋生活的各個層面，需要體會語言的各種質感。 正因為內心給了自己這樣的自由，我重新又感覺到了熱血沸騰，甚至比信誓旦旦地要去做‘總統(tǒng)’的時候，更充滿活力。” 曉東常把他畢業(yè)后的工作、生活稱之為一種“江湖生活”。這和當年一些詩歌作者自詡的“江湖”“民間”立場并不一樣。后者或者是對尚未浮上水面、獲得主流地位的處境的刻意標榜，而它之所以值得標榜，恰是指向某種詩壇地位的希求與謀得。今天回頭張望，90年代初校園中或文學青年圈子中對“詩與哲學”的迷戀或可看成80年代末政治挫折的曲折產物。政治壓抑催生了對純精神追求的迷戀，哲學與詩以其智性的復雜和晦澀筑起了一道高墻，吸引那些有精神追求和不耐于虛無、庸俗社會氛圍的青年寄身其間。它帶著80年代思潮的余溫，但已越來越隔斷與大時代的關聯(lián)，趨于抱團取暖和智性磨煉。那種人手一冊胡塞爾《純粹現(xiàn)象學通論》的方式和詩藝磨練沒多大關系，更應看成一種智力門檻的顯示。通過這種方式，大眾化的抒情欲望、情感寄托被漸漸隔絕于詩歌的殿堂之外。80年代崇高感轉化而來的詩歌圈自殺潮也隨著反抒情的現(xiàn)代主義的洗禮，隨著反諷、敘事的興起而漸趨消失。新一代現(xiàn)代主義詩風的標志是機智、有趣、玩世不恭。與此同時，被拋出體制的藝術青年聚集成了一個個藝術、詩歌流浪漢群體。在尚未分裂之前，他們與校園里的智性愛好互通有無，共建、共享著一個詩歌江湖。無論烈士式的詩人或暴徒式的詩人，那時都是自覺不自覺的“民間”處境。而當一部分人開始刻意標榜自己的“民間”立場，把另一部分劃為“知識分子寫作”大加討伐時，其實意味著大家開始要浮出水面了。雖然那時“廟堂”仍遠，但一套新體制（后來稱之為“市場”）已近在眼前。 但曉東從來不在這個詩歌江湖的圈子里。（從他的詩論不難看出，直到今天，他仍然對現(xiàn)代主義詩歌，對放逐抒情抱有根本的質疑和批判。） — 那時的市場經濟或許真的可以稱之為一個“江湖”：它還沒有那些壟斷資源的“巨頭”，尚未建立起那么多煩瑣而讓人窒息的制度、規(guī)矩，它接納大量從體制中逃離出來的人，它帶來解放感，承載著不限量的機遇、野心和抱負，野蠻生長，生鮮活潑。相對于詩歌江湖在這一轉型中的“不適應和欲拒還迎”，曉東更多從市場經濟的江湖中獲得英雄不問出處的解放感與大干一場的雄心。這個紅塵滾滾的江湖不僅提供了舞臺，還是個自由的體驗場。當然，對曉東而言，自由不僅是去除管束，不單是放任，獲得內在的自由感需要“為語言奠基”這樣的使命感加以支撐。詩歌成了溝通他的使命意識與現(xiàn)實體驗的橋梁。只是，享受自由，乃至放縱感中產生的創(chuàng)作并不能讓他真正滿意。對那些混跡于 BBS — 所謂“語言表演” — 他很快感到 厭倦，并開始意識到思想性和構建“義境”對詩歌的重要： “只是，這些作品都是內心里的細碎的情感的一種宣泄，沒有任何加工和思考，是用意識流的方式，把他們直接表達出來。此時，詩歌僅僅是一個工具，傳達我內心的片段。 這些作品，只有語言的順暢和表面的閃亮，但背后卻空洞無物，甚至連空洞都說不上，因為除了文字的擠占，不存在任何回旋的空間。而且最大的問題是，表演的成分更大一些，所以總是華而不實。每當我把他們摘錄下來之后，就會發(fā)覺：第二天再讀的時候，自己都不明白整體的含義。 …… 那個時候，我總以為思想是思想，詩歌是詩歌。我把詩歌也看成小說一樣，用單純的出奇出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表面言辭來博取眼球。就像一般的小說，只需去構架離奇的情節(jié)，就足夠吸引人的注意。我并不知道，詩歌如果缺乏思想性的構架，缺乏真正的思想性的支撐，它便只是單純的語言體操而已。更不知道，如果沒有思想性為前提，用義境去支撐起一個世界，就很難把美的觀念和情感本身淋漓盡致地釋放出來。” 同樣讓他感到厭倦的還有“物欲”：“這四年，我一心想要實現(xiàn)財務自由，其實更多的是在為物欲找些借口罷了，還在欺騙自己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回旋空間。”那些當初帶來自由感的因素都在顯示出它們的虛假。就連工作也似從空中跌入了泥潭。這種越來越失控、越來越荒誕的狀態(tài)已不是詩歌能夠回應的了。曉東一度轉向了小說寫作。他要寫一部長篇小說，“開始親手實踐，如何用語言締造一個非�；璋档恼Z境世界，自己又如何一點點打撈主人公，最終讓這個語境世界一點點變得明亮，最后變得輝煌而閃耀”。他很快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北門》。這部作品對他的意義誠如他自己所總結的： “我去親身體驗了如何把現(xiàn)實的世界中的片段在內心里加工成一個完整的主觀世界，再把主觀的世界如何謄寫到作品里，思索和實踐語境世界的形成和塑造；這個過程中，我充分 反思了語境世界的形成機制，不再僅僅停留在理論的推測中�！� 曉東的生活中實在不缺傳奇的素材。他嘗試過各種各樣的行業(yè)。每次進入一個新的行業(yè)，他都以其透視性理解很快捕捉到這個行業(yè)運行、操作的要義，就像他能一個晚上搞懂索緒爾 的語言學理論一樣。于是，每次轉行幾乎都有一個夢幻般的開頭，但很快，曉東天真的愿望、藍圖就越出了現(xiàn)實規(guī)范所能承受的范圍。一番掙扎之后，曉東常發(fā)現(xiàn)自己不知不覺又陷入了另一個泥潭。這些時而現(xiàn)實時而荒誕的經歷已經不是語言游戲式的抒情詩所能回應的了。在這樣的處境下，曉東開始對詩歌做越來越復雜的反思和探索。這些對詩歌的理解常和他對自身所處社會環(huán)境的把握互為表里，以至于很難說是詩歌上的理解助成了這種把握，還是現(xiàn)實處境的領悟激發(fā)了他的詩歌理解。他曾經從“語境”的角度理解私企與國企運行機制的差異，將前者比擬為一種“赤裸裸的現(xiàn)代詩狀態(tài)”： “因為公司的每一個人都不被捆綁在一起，所以沒有固定的語境。公司隨時會辭退一個人，而一個人也隨時會辭職離開公司。所以，每個人都被簡化，只剩下效益和利益為支撐的一種簡單平衡。 這就像很多當代的詩歌作品，沒有語境意識，剝離了情境，甚至不在乎語感，只有赤裸裸的揭露和戲諛。 在銀行里的時候，知道那是一個完整的語境，永遠真實地籠罩著你。你也知道這個語境如此令人窒息。你只是一個廟里的其中的一個和尚，邏輯是以念領導這本經為業(yè)就可以衣食無憂，工作能力好壞倒在其次。這樣久了，你早忘記了自己還會種地，還會手藝，只有依附。于是你就只能更忘我地念經，如此循環(huán)下去，直到再無任何實質的生存能力，漸漸成了溫室里的蔬菜，只能依附在這個空間里。廟如果塌了，先死的始終是我這樣無能為力的人。除非你一直隱忍，成了廟里的方丈，然后換成別人都來念你的經。也就是獲得最終的對作者的角色替代，但渴望的是作者凌駕在作品上的修改權。但問題是，即使你成了這個語境的作者，就會陷入到總行一級的語境，你仍然無法行使，最后徹底喪失修改欲望。 這種語境，實際上是把稻米熬成一鍋粥。只有一個勺子在攪動，那就是最終的領導。任何一粒稻米，再也無法生根發(fā)芽，甚至喪失了存在的形狀。而這個形狀本身對于這鍋粥來說，從來也不重要。你一旦進入了這鍋粥里，只有被磨滅，而難以生還。 但深圳這份工作不是，不存在固定的語境，甚至不存在締造語境的愿望。你隨時可以跳出來，站在公司之外。公司永遠與你是協(xié)商的關系。所有你的努力，在當月的工資中都已經了結，一直兩不相欠。而你根據(jù)這些工資，可以隨時評估出你在市場中的完全獨立的價值，也隨時可以換一個公司來變現(xiàn)和交易。你雖然是職員，但卻是和公司只有等價交易的關系，這個價格就是工資。你是獨立的，同時公司也不愿意做虧本的買賣。 當今天人們談論企業(yè)文化的時候，實際上是希望建立一種公司的美好語境。但這種建立，如果是達到與銀行類似的效果，顯然是自尋死路。建立語境的前提，只能是以盡快實現(xiàn)角色替代的效應為目的，讓每個員工感受到可以進入公司的語境，類似作者對語境的責任感，長出根系來主動支撐企業(yè)的價值本身，以此來放大員工個體的能力。這樣，員工覺得自己有增值的空間，而且有著無限潛力。而公司也獲得了超出工資本身的效應，調用了員工潛在的能力，獲得附加值。企業(yè)文化建設的美好設想只是通過構建語境，從而發(fā)生語境中持續(xù)的加載、化合、共振的效果，最大化地調用每個人的資源，從而讓企業(yè)更具有無限活性和擴展性。這絕對不是為了讓員工依附在公司上，通過一種效率的負循環(huán)來維持穩(wěn)定。” 四 從國企到私企，從穩(wěn)定到臨時，經歷各種闖蕩，身歷各種語境之后，當初使人有無限寄托的“江湖”日益顯露出凌亂、冷酷、無情、勢利的本色。“江湖”已不是一個給人提供可能性，帶來解放感的空間，反而是對理想、雄心、責任的消磨。對于曉東這樣不斷需要意義感支持的人來說，已到了從江湖學校畢業(yè)的時候，他需要重新找到值得身心投入的事業(yè)。2006年，一次回到北大法律系參加畢業(yè)典禮的偶然經驗觸發(fā)了他接續(xù)起校園時代理想的念頭： “老師們一個一個上臺發(fā)言，祝福學生們的未來，最后卻都不禁垂淚。這些青春飛揚的學生必將去經受世事洗禮，很多人會被磨滅，最后淪落到面目全非。老師們因此無限感慨。那些眼淚，或許躊躇滿志的畢業(yè)生們不會理解，以為只是留戀共同的校園生活而使然。但我如今卻懂得了其中的意味深長。在中國從事法律工作，是一件讓人容易陷落的事情。 …… 臺下的我也不禁流下熱淚，那一刻突然覺得，我該做點什么。于是暗暗發(fā)誓，從現(xiàn)在起，撿回我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我要重新殺出一條血路。給法學院的畢業(yè)生們，給全北大的畢業(yè)生們一個示例：那就是無論多么艱難，多么困苦，只要我們不放棄對自我的拯救，終會被上天垂憐，終會得到救贖。 而我拯救自己的方式，就是用我最熟悉的詩歌�！� 支撐他重整旗鼓的動力還是來自難以割舍的使命感。這個使命感的出發(fā)點不僅是自我拯救，更是通過自我嘗試探求一條可以讓更多的人，甚至所有人獲得拯救的道路。他全力投入創(chuàng) 作是要證明這樣一條路是存在的，他只有通過自己創(chuàng)作的探索才能摸清它的路徑，只有當他自己真的從詩歌創(chuàng)作中突破了之前哲學式思考帶給自己的困局時，當他完成了自我拯救時，他才能從中獲得一種關于詩歌的根本覺悟。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僅把這種覺悟運用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而需進一步把這種覺悟整理清楚，變成可以傳達、傳播的創(chuàng)作論，這才能把自我拯救變成普遍的拯救。這也是他為什么要在出版幾本詩集之后，又全力撰寫這本詩論的原因。 說是創(chuàng)作論或許窄化了它的意義與抱負。因為它不單是經驗談，更是關于詩歌和藝術創(chuàng)作的本體論思考。這個本體論訴求與他在上大學之初即樹立的哲學抱負是相貫通的。事實上，人應該如何認識世界，人應該如何生存，人如何通過對自身存在的認識獲得自由與解放 — 這些本源性問題一直是曉東思考的出發(fā)點。因此，他特別要在存在論和認識論的意義上定義藝術存在的特殊方式與價值： “人看似是一個完整的世界中一個連貫的存在，但實際上，時時刻刻都不是一個擁有真正連貫體系的系統(tǒng)。世界和人僅僅是松散的慣性支配下的當下的集合點。讓我們造成誤解的，是我們具有主動性的連貫意識。 而即使這種主動的意識，也帶有比重非常多的慣性成分。 所以，除哲學外，就其他學術活動來說，是揭示這種已經有的慣性存在過程，很多人把這個慣性定義為規(guī)律，就人所習慣的時間單位（或者叫作數(shù)量級）來說，這種慣性可以稱為規(guī)律，但無限放大或者縮小這個時間單位的話，未必就適用。所以只能叫作某個時間單位內的慣性。 藝術創(chuàng)造活動本身，既可能是一個慣性的發(fā)現(xiàn)過程，又更多的是在慣性之外，創(chuàng)設一個新的理解程式。 …… 因此就本質而言：哲學是用邏輯理解整個世界的過程。藝術是用更多尺度和方法來整合世界和意識，創(chuàng)新并表達的過程。 但是就如同一盒積木，或者一盒拼圖板。哲學的態(tài)度會認為這盒積木或拼圖背后一定有一個說明書，所要尋找的是這個說明書，以期最終讓所有積木的分塊、所有的拼圖分塊會有著最終使之完整的、唯一的一個組合方式，并為此而排除其他可能，得到最后的唯一性答案，也就是真理。 而藝術的態(tài)度，則是相信這堆分塊是散亂的，并沒有唯一的組合說明書。它們的部分和整體，都可以以無限的方式加以拼接，而展現(xiàn)為不同的美的造型，甚至不惜修改積木或拼圖的單塊本身。 所以，哲學下分化后的各個學科，都延續(xù)哲學的傳統(tǒng)，尋求著這塊唯一的說明書。而藝術則更講求創(chuàng)造，不斷脫離這種唯一性而去創(chuàng)新。藝術的無限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以及最終形成的這種反慣性，也是其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反慣性”是曉東理解詩歌的一個關鍵詞。比如，他會把對詩歌創(chuàng)作至關重要的“靈性”界定為“一種反慣性的能力”： “它是相對于習慣和慣性存在的。這些習慣讓你因積累而厚重，而厚重不乏其人，但是具有一個積累的習慣，身在慣性的體會之中，同時能意識到這僅僅是一種慣性，萬物之間除了思維的習慣、性格的習慣之外，尚有更廣闊的非慣性的東西，始終能夠意識到這種非慣性，而讓自己的視野和方向立體而開闊的人，具有的那種輕靈的、不被束縛的、積重可反的、超越的、敏銳的等方面的氣質，我們這里就叫作靈性�！� 在“反慣性”的延長線上，更積極和更進一步的目的是獲得“自主性”。他所理解的“詩性”根本上是一種達到“自主性”的途徑： “而藝術的核心則是詩性。這種詩性，相信這個世界并不存在唯一的說明書，它本身無意識且無限的存在著。而我們要做的，是找出任何一個原點，在這個原點，也就是立腳點上，破解了秩序，都可以重新織組世界，從而讓世界完美地呈現(xiàn)出來。這個原點，任何人都可以選取，也不存在固定性，而織組的方式，也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并不具有排他性，可以同時存在。而織組的原則，就是唯美的態(tài)度本身，也就是這種織組本身，目的是讓世界完美地呈現(xiàn)，而不再是散亂無序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在確認世界的本原有類似神明一樣的意志存在。而詩性則在確認，我們自己具有神性，可以自主地存在�！� 這種“自主地存在”意味著本質上的自由。曉東理解的“自由”不是“對必然的認識”，他并不否認把握終極規(guī)律的努力帶來的進步意義，但同時也看到它的代價和困境： “所有這些努力，都在讓人類逐步進步，不再因無限性、不可控性而處于缺乏安全感的狀態(tài)。但問題在于，越是證明世界的規(guī)律，越讓我們疑惑誰締造了這種規(guī)律，于是哲學和神學 就有了交集。而這背后是：人自身并沒有因為規(guī)律強大起來，相反，他們被粘連在規(guī)律上，更顯得被動、渺小而無助�！� 于是，他更強調詩性對人的精神的解放意義： “詩性作為所有藝術的核心，則恰恰走上了相反的道路。這種相反，不是用詩性反對理性的建構。而是詩性放任世界的無限性、不可控性，并把它當作一種積極的事實。由此獲得感受到回旋余地足夠充分的歡愉。 他們的努力不在于用唯一穩(wěn)定存在的規(guī)律或秩序消除這種無限感和不可控感。而是走了另一條道路，即尋找世界的原點，也就是出發(fā)點。這個原點，可以輕易讓世界沉浸在一種秩序中，變成穩(wěn)定的有序的存在，這表面與哲學是相通的。 但不同的是，這個原點在詩性的理解中，一旦達到了類似的效果，就會被擱置，然后又會在下一次創(chuàng)作中，下一個作品中，尋找新的原點，仍然重新整合這個世界。最后，這個原點，在無數(shù)作品里，就表現(xiàn)為是任意選取。 而詩性讓他們獲得了什么呢？恰恰獲得的就是對自身生命的存在的確認。既滿足于世界的無限性，又通過人整合能力的無限，轉換成人的無限性，因此與世界的無限性相匹配。這種無限性因此不再是一種被動的無限性，而變成了人的主動性和主控性的事實�！� 詩性的解放意義很大程度上是與哲學的決定性、唯一性相對照，與哲學的純粹依賴理性相對照，因而確立，它不僅重構了自由運用理性的可能，也重新給情感賦予位置： “通俗地來說，詩性的創(chuàng)作者，是所有哲學家的集合，他們隨時讓作品呈現(xiàn)一種哲學，又會在下一首作品，變成另外一種全新的終極架構。但他們不會讓自己變成哲學家，去篤定地堅信世界是拼圖或者積木，有唯一的說明書。這讓人獲得安全感的同時，也喪失了終極的自由。而藝術是通過無限種哲學，讓自己變成運用自如的世界之駕馭者，以此說明人的自由自在。 而更重要的是，情感本身也成為立足點，作為整合世界的原點所在，大大超越了哲學本身所能做到的。” 五 我常感到曉東本質上仍是個哲學家。但他是通過詩歌的途徑突破了以往哲學式思考帶給他的一種執(zhí)念，這種執(zhí)念很長時間內造成他的認識瓶頸和困局。詩歌覺悟對他的一個根本意義 是由此他能夠批判性地反思以往哲學性思考的誤入歧途之處，從而實現(xiàn)對自己悲劇根源的自我診斷。（其對哲學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自己失敗的經驗 — 尋找唯一哲學論綱的努力。） “而我自己，在20歲的時候，進駐精神病院之前，恰恰顛覆過自己的思維，建立了自己唯一的世界觀念。但當它表述不清時，那種陌生感，那種從社會中的被抽離感，那種與社會的割裂感，讓我陷入恐懼，甚至成為精神病人。而我停滯了腳步，退縮了回來。 這也在于那時我沒有敢把唯美作為終極目標，作為自己真正的巢穴。更沒有勇氣再去接著發(fā)現(xiàn)：可以完全主動地選擇任何一個原點，去用全部公共理性，一直開放地走下去，去發(fā)現(xiàn)一個個迥然有異的新世界，而那些世界，都創(chuàng)造性地以美為方向而自在地存在著。 那時候，我只是在尋找上天的足跡，但當它出現(xiàn)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反而葉公好龍了。 當我因為寫哲學提綱以至于語言崩潰之后，我就徹底喪失了勇氣。把這歸結為自己所有災難的根源，恐懼地放棄了重新進行有效的思考。而寫這部哲學提綱，讓我一直以為，這世界只有唯一的答案，而我要用一部書來說服別人相信我的答案是唯一正確的。以此消除我自己巨大的陌生和無助感。 正是這樣的思維慣性，讓我得出結論，也就是自己的答案是唯一的，又是不可言喻的，語言因此崩潰了。就像過了河，橋被拆了，我最終無法順利地從原路返回人間，而徹底被擱置在了一個荒涼而恐懼的荒野之中。 我從此更因為這種恐懼，在經過治療恢復普通人的狀態(tài)后，徹底放棄了進行根本性的思考。我害怕自己再一次迷路。 我從此也再沒有試圖在詩歌中，表現(xiàn)這種終極的思考方式。正因為如此，我把自己局限在大家所慣常的世界里，并且以為詩歌就是純粹語言的操練。于是我放棄了思想能力，放棄了靈性與詩性，在作品里舍本求末地狹隘喘息著。就像一只無頭的蒼蠅，在詩歌里四處亂撞著。 現(xiàn)在我明白了，寫一首好的詩歌作品，永遠不比寫一部哲學著作輕松，更敢去慵懶。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我傾盡全力，來找到一個新的原點，像神一樣拯救一個散亂的世界，讓它重新充滿意義，締造全新的世界，然后讓美的觀念在這個世界中自由開放著，無比絢爛�！� 這部書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和意義就在于它是從一個覺悟的終點回看它一步步的生成過程，這個過程交雜著成功或不成功的嘗試、歧路與荊棘、擱置與堅持、絕望與信念。每一步、每 個信念環(huán)節(jié)的獲得都不是習得的，而是從作者切身的經驗，從他的精神、生命經驗的最痛切體會、反思而得來。他曾經講述自己如何在瘋癲的流浪生活過后覺悟到理性控制的意義： “在這次瘋癲的江南云游中，我寫了很多即興的作品。很多人總以為詩歌就需要這樣的癲狂狀態(tài)，他們甚至不惜去吸毒來讓自己處于幻覺的癡迷，以獲得創(chuàng)作的靈感和高峰體驗。但事實恰恰相反，在癲狂中，雖然內心翻涌，但大多數(shù)僅僅是直觀的碎片。一個人再也無法沉浸在自我的獨立而完整的世界里，更別說表達。而且會因為這種迷幻亂了心性，極度缺乏理性的判斷，會高估和夸大這些碎片和最終作品的意義。因為主題本身往往是極其空洞的。 其次，此時的寫作，毫無理性控制力，已經無力也無心織組結構，容納更多更深刻的內容，所以作品必然會凌亂不堪。 最后，因為這種病態(tài)的癲狂，所選擇的表達形式是非常隨意的，自己已經無法集中注意力來讓作品成型。 …… 親歷所證，詩歌不是幻境里的藝術。它對理性的要求絕不亞于科學研究的理性要求。因為科學研究往往是在平靜的狀態(tài)下完成的，不需要極度的連續(xù)性的狀態(tài)。而詩歌則是在內心的翻涌中，且要求持續(xù)性整體性的表達，需要更大強度的理想控制力。 …… 當代的很多詩人們，正努力在作品里表達瘋狂。而我作為一個資深的精神病人，恰恰在盡力地尋找著路途，用盡可能的方式，讓自己的作品看起來更為正常和健康。 所以，我才一直努力讓自己恢復正常，尤其是精神的正常�！� 他在后來的詩論中堅持認為詩歌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一個可以理性認識和理性控制的過程，其認識的起點正由此獲得。我有時甚至覺得他的這部書好似一篇現(xiàn)代《神曲》，在講述一個在精 神世界的黑森林中迷失的詩人如何歷經世俗生活與精神探求的雙重磨練，經由地獄、煉獄，不斷尋找和上升，終于通達天堂的路程。只是，在這一路上并沒有先知的導引，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意志、信念。這是一條通過詩歌達到自我救贖的路。但他還要把它變成一條所有人都可以踐行的、最終獲得自由與解放的路。這才有了這部書。 六 當他講到最后一次在精神病院得到醫(yī)生“你只是天才，不是病人”的肯定，徹底放下重負時，我由衷為曉東感到欣喜。當看完他對詩歌理想的最終講述時，又由衷感到欽佩。一個人在煉獄式處境中自我拯救已足以讓人感佩，而當他致力于把這種磨練打造成渡人之舟時，無論這個思考本身是否已足夠成熟，我只能說，這是只有圣人之資的人才會去嘗試的。 因此，回到開頭說過的話。希望讀者不要把這本書只當成一部詩論，更值得看到的是每個詩歌理念背后的生命經驗和精神努力。這個過程或者能給大家?guī)�來更大的啟示與鼓舞。 程?凱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xiàn)代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2018年1月25日 與錯河一起把詩當成底色 曉東是北大38樓329室睡在我上鋪的93級法律系同學。 1994年7月，我們北大93級在昌平某部隊的坦克團接受為期一個月的軍訓，法律系和中文系男生被安排在一個幾十人的宿舍里，我因此結識了中文系的程凱。程凱出自書香門第，飽 讀詩書，有專業(yè)素養(yǎng)卻不呆板，且為人極其豁達開明。我中途因病終止了軍訓，但離隊前做了一件最正確的事情，就是初步了解了程凱后，把他介紹給了曉東認識。 軍訓結束不久，曉東就因寫哲學著作，被送到回龍觀醫(yī)院“深造”了三個月。這期間，我又通過程凱認識了中文92級的吳浩，遂拉著兩人一起去回龍觀看曉東。水深火熱中的曉東， 把這次極其平常的探視當成了雪中送炭，因此對吳浩也一見如故。 我性情內向，不耐329的喧囂，于是在程凱撮合下，跟中文系93級的王卓異對調了宿舍。王卓異那時對于神秘的曉東已有耳聞，在曉東沒有出院的情況下，欣然樂居，成了曉東的新 下鋪。 從未想過，我的無心插柳，竟然悄然給曉東編織了一個朋友圈，更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柳濃成蔭。這個朋友圈不僅成就了當時上學時38樓“四大公子”的佳話，更是延續(xù)了半生， 成了曉東新理想的根據(jù)地和大后方。因為正是大學后三年，在這個朋友圈中，他完成了自己的蛻變，決意立志于為現(xiàn)代文語言的藝術性奠基，由此徹底走出了回龍觀醫(yī)院結業(yè)時陰云慘淡的可怕麻木與沉默，重新煥發(fā)了第二春，又恢復了他最習慣的信誓旦旦。而我則在塵俗凡情的糾葛牽纏中，早早淡出了他們的朋友圈，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外圍觀察家。 曉東在語言上的天賦是毋庸置疑的。確切地說，是在文言文上，古意盎然、詩韻飛揚的古體散文和詩歌都是信手拈來。而與此相形，卻是曉東的不學無術。他來自農村，除了課本，無書可讀，更不用說古籍，竟然上了大學都還沒聽說過《古文觀止》。當然，類似的天賦在北大人中本不稀奇，所以如果不是中文系另外三位公子的專業(yè)性理解和鼓舞，幾乎會被大家完全忽略。 但相比古詩，對現(xiàn)代詩歌，曉東不過是和我們一樣的凡人�？伤麉s偏偏立志，按照他自己的話，要為現(xiàn)代文語言奠基，希望自己可以像莎士比亞之于英語的源出一樣，擔當起現(xiàn)代文語言的千年重任。于是就注定了他的半世困頓。曉東絕不缺乏靈性的犀利、敏銳和透徹，但他的理想，不是僅憑這些氣質就能輕易做到的。新詩的未來并無前跡可尋，曉東的努力更像是夏蟲語冰。 因此，他身上的這種氣質，在十幾年的江湖生涯里，不僅沒有讓他得到水到渠成的詩學成就，反而成為他生活的負累。曉東畢業(yè)后的生活，就像他的新詩道路一樣，百轉千折，柳暗不見花明，他四處沖撞，結果卻總是差強人意。 對于普通人而言，那個時代的追求，或打工或創(chuàng)業(yè)，都期待獲得一定的財務自由。曉東也和大家一樣渴望著。但他總是超前地用靈性理解這些事情，于是乎，世界成了他怎么拖也拖不動的后腿。他顛沛流離，一直深陷麻將人生 — 成了牌桌上的職業(yè)牌架子，只負責碼牌和洗牌，而和牌則與他無關。于是一次次重整，再一次次坍塌，命運和他總有著開不完的巨大的玩笑。曉東得到的只是不斷凝聚在內心的濃墨重彩的失意。 失意與詩意什么關系？或許曉東最有發(fā)言權。當洪峰一次次沖擊而來，他偶爾也會詩意泛濫一次。無論生活怎么沉淪，怎么渾濁，曉東只要寫出稍有亮點的一首新詩，就會又歡天喜 地找我滔滔不絕地描述他看到的精彩未來，就又會重新亢奮的去打他的麻將。關于詩的理想，成為他永遠可以攀援出深淵的纜繩，總能把自己打撈出生活的泥潭。 2012年，曉東的作品忽然之間就進入了成熟期。我想，一條河流，若有不息的源泉，不斷匯集的支流，那么無論經過多少波折，總會找到自己的入�？�。程凱在曉東詩集《對岸》的序中，從他專業(yè)的角度，認為那一年曉東的新詩作品完成了一次飛越，因而具有了劃時代的轉折。 但我們這些平常的看客，看到曉東人生的明媚，則是晚上了幾年。2015年，曉東的第一部詩選《對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他有了詩人的第一張名片。因為他的理想，因為他的詩歌，這本詩集的發(fā)布會格外隆重，作為了北大117周年校慶的主題活動之一。曉東人生里頭一次領略了因詩而來的榮耀。那時他已經41歲。 2015年5月3日，發(fā)布會的當天，盡管曉東之前一再邀請，我還是沒有敢參加這次幾乎所有北大成名的詩人都到場的盛會。只因看慣了他近二十年的麻將人生，我怕又是一次雞飛蛋打，而曉東又會折戟沉沙。但那一天曉東卻在半夜跑到了我家，親手奉上了他的詩集。我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翻閱，而是痛哭流涕。就好像曉東是一個孤兒，一路乞討，終于在二十年后遇到了他失散的父母，重回親人的懷抱。在我來說，百感交集，的確難以言喻。而曉東則是相識以來第一次見我哭泣，像個孩子一樣不知所措。是的，曉東永遠像一個孩子一樣純真。 新書從此一部部誕生，說是新的詩集，其實大多早已積壓了多年。此時，他的人生才顯露出了幾分詩意，很快得到了北大人和更多讀者的鮮花與掌聲。但我想他自己最清楚，這不是他最重要的東西。繼續(xù)在理想之路上前行，繼續(xù)沉浸在每一首詩中的世界，并且繼續(xù)無限歡愉，才是他真正的幸福所在。 曉東請“四大公子”分別為自己的新書寫序，以這樣童話般的方式，在畢業(yè)二十年后重聚。然后又非要把我推到前臺，為他這部作品署序。 這部書出版的艱辛，是讀者所不知道的。因為沒有閃亮的學術頭銜，曉東吃了不少出版社的閉門羹，誰都不想因一個民間理論家引起的爭議而讓自己蒙羞。曉東后來不得不改為紀傳 體來寫，理論以筆記的形式出現(xiàn)，變成純粹個人立場，這才有了這部書的最終順利面世。但這也反而恰好成全了曉東，既讓讀者了解了曉東的純真，又讓我們得以真實地觀察了曉東在新詩上啟蒙自己的過程，因此受益更多。 讀過這部《詩想家》，我必須證明，他的紀傳部分寫得太過真實，甚至忘記了給自己貼上一點點金粉。曉東在生活里跟我廝混這么多年，他有太多的閃光的細節(jié)和品德，并沒有去用 語言表現(xiàn)。之所以做了很多省略，用意在于緊緊圍繞詩歌本身，把自己的詩路歷程寫得脈絡更加清晰，以此意圖實現(xiàn)對更多人的詩歌啟蒙。 詩論的筆記部分，曉東從文藝理論、哲學分析和社會學思考等多角度全面解讀詩歌與詩性，來告訴讀者他自己心中的詩歌應該是什么樣的。我想他出色的思維方式和表達能力，一定 可以成為在詩歌門外徘徊的人們的福音。而他對文言詩和新詩所做的中肯體會和對比，是基于他二十余年并行寫作的直觀經驗。曉東是天才，但他通過《詩想家》，卻恰恰試圖告訴讀者，他不是天才，因為詩與詩性竟然都可以由一個普通人來自己完全駕馭。這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我個人雖然沒有詩歌的稟賦，但通過曉東的這部書，在他的帶領下，完成了一次通透而生動的詩歌巡游。我相信，熱愛詩歌的人們在讀完這部書后，不會再僅僅滿足于對他人詩歌作品的欣賞和模仿，一定會有強烈的沖動去拿起筆，創(chuàng)造、構建自己的詩歌王國。 最后，只想從一個朋友、一個兄弟的角度，祝福為詩而生的曉東能在自己理想的道路上，繼續(xù)高歌猛進，超越為人的局限。曉東已經是一個合格的詩想者，且祝福他可以繼續(xù)證明他 更是一個偉大的詩想家。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會繼續(xù)畢生去用詩來拯救自己，用詩來歌頌拯救，以此讓人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救贖。 值此北大建校120周年之際，我也想借曉東的詩來表達對母校的熱愛，以此作為對支撐了北大精神的詩想者和詩想家們的敬意： 未名湖 一湖天下傾 皆知曰未名 千里來尋訪 照見君自影 王一帆 2018年1月3日自序：讓我們因為詩歌同行作為大學專業(yè)是法律學的人，我從中受益良多。這不僅訓練了我的邏輯和理性，讓我有了更多的對詩歌作品的控制和駕馭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讓我用一種更徹底的方式去透視社會的骨脈和紋理，預知未來社會的走向和動力，而且始終站在人性的基本面，去不斷地探查和了解在怎樣的一種互動下，形成我們的歷史、現(xiàn)在和未來。更不用說，作為一個律師，始終站在社會的最前沿和基層，從自己也從他人的各種經歷中，得到了更飽滿的心靈與情感的體驗。 有些問題，應該用更理性更系統(tǒng)的方法，往往不是詩歌所能解決的。比如說法律和政治，應該用系統(tǒng)的方法去論證和主張。而詩歌本身有自己的要求和追求，也有自己適合的具體方式�；鞛橐徽�，最終只能不倫不類。 所以，學法律的人更容易成為詩人。因為沒有透徹地了解過法學和法律這些核心的文明觀念，過去的時代里，很多人的詩歌更多的是用情懷而不是理性來理解這個社會的狀態(tài)和人性的選擇。也因此，影響了詩中的格局。是的，這樣反而容易被社會所左右，比如唐宋是歷史上最后一個寬松的時期，因此出現(xiàn)了一個繁榮的局面。但后來隨著朝代的格局逐漸狹隘，再沒有過氣度充盈的詩人。 這也正是我努力超越自己的歷史局限性，而在本書中，力圖塑造對詩歌的最飽滿的氣度和態(tài)度的重要原因。 所有書中所言，都在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是最理性的一種駕馭語言的過程。 此外，這部著作中的所述所感，都是個人真實的經歷和思想歷程。雖然出于整體性的要求，省略了其間的很多細節(jié)，但我沒有用過多的手法去渲染，而是足夠紀實化地去記敘。我的 真誠是無可置疑的，因為寫作的目的，不在于把自己刻畫得如何神采出眾，而是想給讀者一個更可信的參照，在他們詩歌的路途上，告訴他們我也曾經一樣艱辛，因此而獲得更多信心。 這也在于通過我直白的狂妄，如果讓讀者明確我們現(xiàn)在所處語言階段的共同坐標系，我將深感榮耀。假如最后讓讀者意識到：有一個同行者就在你的身邊，我們可以溫暖地共同路過一個時代，我更會深感欣慰。 正因為如此，我在2013年完成了本書。此后于2015年，在北大法學院校友會的全力支持下，在北大創(chuàng)辦了“詩想者”公會，用這樣一個開放的活動，去一期一期地進行主題討論，如今已經持續(xù)了三年。 每一期活動，我都拿出自己探索的一個主題來與參與者分享，希望在北大校園中，做詩歌的一個啟蒙者，也告訴大家我是如何用詩歌實現(xiàn)對自己之救贖。北大雖然出過很多詩人，但詩人仍然只在少數(shù)，如果這樣的活動，可以讓未來的任何一個詩人感受到心靈的同行，都會是我無上的快慰。我會因此而繼續(xù)堅持下去。 但“詩想者”公會，首先受益的是我自己。因為每一次活動的每一個主題，我都需要拋磚引玉，正是在這些磚頭的燒制過程中，這部《詩想家》得以反復斟酌和層層遞進，終于被我自己搭建成一座小辟天下的房屋，重新完成第二稿，并與讀者分享。 近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更多的是打破。如何建立的問題，將是此后我們共同面臨的更重要的內容。而值此即將滿百的年代，我總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么。這部著作，期待的就是個人對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反思和補正。 大凡寫有關新詩的理論，可以從文藝理論、史學和文學評論等角度出發(fā)。但我沒有，一是因為這些都不是我擅長的，或者說我要研究了諸多的理論、史料和別人的研究后，才能比較敬業(yè)地實現(xiàn)一次概覽。我只是一個不太拙劣的詩人，而不是好的理論家，更不是一個具有工匠精神的合格匠人。因此我選擇從自身的創(chuàng)作經歷和創(chuàng)作體會，以記敘和筆記兩種形式穿插和結合，從純粹個人創(chuàng)作體驗的角度寫成了本書。因此，如果大家從文藝理論、文學史或者是文藝評論的角度來進行針砭，就可能引起諸多爭論。 但我還是會耐心地告訴您：這是純粹個人的一個創(chuàng)作體驗過程，可以算作江湖做派風格的作品，又或是古典式的學術討論。 我堅持認為一個詩人，不應該過多參與到理論爭議里。 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詩歌本身就是最富創(chuàng)造精神的藝術，是很多藝術的基調和綱領，一旦被理論格式化了，就必然會如唐宋之后一樣面臨著衰落，不僅僅是朝代狹隘一個原因使然；其二是詩人應該謹慎地寫一部創(chuàng)作總結，因為這是極其危險的�？偨Y一旦成型，就可能成為一個分水嶺，既可能是一種畫地為牢，也可能成為就此超越而打開另一片新天地的平臺，你可以持續(xù)在此基礎上發(fā)力起飛。 而這兩者之間，詩人的氣度和超越的決心是否充分，是關鍵的因素。 而我希望，自己是后者，永遠可以做一個真正的詩想者，而不是一個文字匠。具體如何，還有待我能否在本書之后，再取得更深遠的進境。 所以，這部著作，僅僅是詩歌道路上，我在兩個驛站之間行走時所留下的一個標識。既預防自己再度迷失，也為告訴讀者我曾經到達過此地。但這并非是最終的停留。 如果讀者也是詩人，因此感受到了一絲荒野中望見人煙的溫情，將是我無上的榮幸。 最后這本書選擇在母校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出版，也是向母校，向所有北大人，匯報自己作為一個“詩想者”的探索和成長的歷程。這也是對蔡元培校長所提美育立身的一種踐行。通過記述我如何用詩歌來救贖和啟蒙的過程，思考北大應該薪火相傳哪些文化精神，以及該具有什么樣的精神內質。本書作為我個人給出的一個答案吧。 最后，希望和祝福北大永遠可以成為詩想家的搖籃和家園。 錯?河 2017年3月29日 引?言 當拿起筆的時候 就會在空白的紙張上君臨天下 當丟下筆的時候 就會在人群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當拋棄筆的時候 就會墜入無底的懸崖 但終于在絕望中又抓到了筆 順著文字的纜繩重新向上攀爬 從此明白了自己 自己注定是一個詩想者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