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文憑的通貨膨脹指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當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在美國，高中文憑（即接受12 年教育）在1940 年之前還相對罕見；而現(xiàn)如今，高中學位已是家常便飯，在找工作時幾乎一文不值。大學入學率在年輕人中超過了60%，大學學位也面臨著如高中學位一樣的命運�，F(xiàn)在，當學位已經發(fā)生通貨膨脹，它們的主要價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場，用來獲得更高的學位。理論上，這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明清兩朝時那樣，學子們不停地參加科舉考試，一直到三四十歲；只不過現(xiàn)在這種情況影響到的可能是絕大部分人，而不再僅僅是少數(shù)精英。不同國家教育通脹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20 世紀后半葉以來，它們不約而同地都走上了這條道路。教育學位是一種體現(xiàn)社會地位的通貨，可以用來交換獲得工作的機會；與所有通貨一樣，當供給不斷增加而貨物卻有限時，價格就會飛升（或購買力下降）。在這里，人們追求的是不斷減少的中產階級工作職位。教育通脹基于自身而發(fā)展；在每一個攻讀學位的個體看來，面對學位貶值，最好的回應就是獲得更多的教育。這就是教育擴張的主要機制；不過，它同時還因盛行的技術管治意識形態(tài)而變得愈發(fā)嚴重。這一論點宣稱，工作職位不斷提升的技術要求趕走了非技術勞工，而當今對高技術工作的需求則逐步提升了教育水平。大約四十年前，我在出版于1979 年的《文憑社會》中收集了證據(jù)，證明技術變革并不是文憑要求提高的推動力。教育的內容主要并不是由技術需求決定的；大部分技能包括最高級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或通過非正式網(wǎng)絡學到的，而教育官僚組織最多也只是試圖將其他地方學到的技能標準化而已。在后來對文憑通脹和技術變革的研究中，我也并未看到任何證據(jù)能夠推翻我1979 年發(fā)表的結論。沒錯，確實有一小部分工作受益于科學和技術教育，但這并不是推動教育大規(guī)模擴張的動力。未來，大部分人都成為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發(fā)達國家里增長最快的工作職位是低技能的服務業(yè)工作，在這些行業(yè)，雇傭人類勞動力比自動化更廉價。教育文憑的通貨膨脹是基于錯誤的前提發(fā)生的，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夠生產出更平等的機會、更高科技的經濟表現(xiàn)和更多的好工作。不過，面對全世界發(fā)達經濟體中一個日益明顯的嚴重問題，它的確提供了可能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就是隨著計算機和人工智能對非體力勞動的威脅日益迫近，中產階級即將被科技替代。二十到三十年內，如果商業(yè)公司試圖取消大部分拿薪酬的工作崗位，導致沒人買得起資本主義產品，那么資本主義社會就有可能因此垮臺。文憑通脹有助于緩和這一問題，因為它把更多人都留在了勞動力市場之外；如果學生能獲得財政補助，不管是直接補助還是通過低息貸款（最終甚至可能無需返還），這都是一種隱藏的轉移支付。在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不受歡迎的地方，例如美國，是教育的神話支撐起了隱藏的福利國家。再加上小學 、中學和高等學府里的數(shù)百萬教師及行政人員，教育通脹背后隱藏的凱恩斯主義也許能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巨輪不會沉沒。當然，教育也面臨技術化的威脅，例如教師被電腦替代；如果這一趨勢發(fā)展下去，教育也許就無法阻擋科技替代的發(fā)生。不過，如果不考慮這一點，那么不斷擴張的教育是否能成為科技替代的一種凱恩斯主義解決方案呢？教育是政府的重要支出，這可能會限制它在未來的進一步擴張。隨著成本提升，會出現(xiàn)私有化的壓力，將政府的財政負擔轉移到學生或家長身上；但隨著中產階級在經濟上遭受擠壓，這種方式也有其局限。文憑通脹推動下的教育系統(tǒng)擴張，可能會引爆教育系統(tǒng)內部的危機。但這并不一定是最終結局。我們可以想象一系列平臺期：隨著我們對教育作為一種救贖的俗世信仰不斷破滅又不斷重建，教育膨脹也會隨之停步又再度啟動。對我們大學教師來說，這一影響將格外明顯。盡管教育系統(tǒng)是基于錯誤的前提而發(fā)展起來的，但我仍然因為發(fā)表了對教育通脹的批評而感到不安，因為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得靠它吃飯。1979 年本書出版后，我曾一度從大學辭職，成為一名全職作家；但教書畢竟報酬更高，因此，幾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校園。任何事物都需要從某處獲得資源，社會學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錯誤的前提保護了社會學自身的物質基礎，卻也正是由社會學來揭露的。如果大眾在政治觀點上不再對教育懷有烏托邦般的信仰，他們是否還會繼續(xù)支持教育呢？再過二十到三十年，我們將會看到答案。蘭德爾·柯林斯　　賓夕法尼亞大學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