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與鳴謝20世紀60年代晚期，彼得·蓋伊（Peter Gay）對18世紀思想進行精辟研究的兩卷本大作《啟蒙時代》（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61］問世。蓋伊先后擔任過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在這部雖近千頁但寫得簡明生動的書中，蓋伊對啟蒙運動時期尤其是它所引發(fā)的問題和代表人物進行了全面研究。書后所附250頁的“書目短評”則對這一主題已有的龐大學術成果進行了梳理和點評。蓋伊寫作的時期正值啟蒙運動研究蓬勃發(fā)展之時。在蓋伊作品出版后的30年里，大量新的論著相繼問世，開辟了許多新的研究方向，并不斷挑戰(zhàn)傳統(tǒng)認知，以至于讓人懷疑與蓋伊研究成果類似的著作在今天能否以不多于四卷或五卷的篇幅完成，而且參考書目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卷。況且誰愿意寫呢？鑒于學術界對于啟蒙運動的關注已大大提高，因此冀望在100頁的篇幅里寫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就顯得愚不可及。不過，這種嘗試是很重要的，因為很少有學生能夠輕易地獲取浩如煙海的新出專著，以及日益增多的專業(yè)學術期刊。后者所涵蓋的領域多種多樣，如文學研究、文化史、社會史、婦女研究、思想史、宗教史、科學史等。甚至很少有圖書館能夠完整地收藏伏爾泰基金會最為重要的一系列出版物，這一系列現(xiàn)在已出版大約400種。作為一本導讀性質的小冊子，本書只能談及上述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便是書后所附的 “推薦書目”也無法將全部相關論著一一列出。更確切地說，我的處理方式是介紹上一代學者如蓋伊［59；60；61］、諾曼·漢普森（Norman Hampson）［72］、萊斯特·克羅克（Lester Crocker）［44; 45］、亨利·梅（Henry May）［103］、瑪格麗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84; 85; 86］、多琳達·烏特勒姆（Dorinda Outram）［109］、J. G. A.波科克（J. G. A. Pocock）［116; 117; 118］等人具有代表性的同時也容易獲取的專著中提出的有關啟蒙運動的主要觀點和問題，并評估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或者反過來看看現(xiàn)在需要對其進行怎樣的修正。在某些領域，新的研究已經(jīng)揭示出了關鍵性的新信息。而在其他領域，我們對于在有關思想、觀念和文化的歷史中何為重要問題的認識也已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改變。這是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們也應該會認可的發(fā)展：在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的名作《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的序言里，就曾出現(xiàn)過有必要創(chuàng)造出全新類型的知識以滿足新世界需要的論述［92; 125］。因此，我的目標是解釋性的、批判性的和史學史的，但我也盡量避免讓本書成為一篇實質上只是對近來的學術研究略做點評的“研究綜述”。確切地說，我是要盡力寫出一部能自圓其說的獨立作品。讀者會發(fā)現(xiàn)下文的章節(jié)很少涉及“舊制度”、開明專制或者法國大革命的起源等問題，這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與本書主題無關，絕非如此。其原因是本叢書已收錄有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52］和蒂姆·布蘭寧（Tim Blanning）［27］的優(yōu)秀著作來討論這些主題。我衷心感謝本叢書的編者理查德·奧弗里（Richard Overy）和約翰·布勒伊（John Breuilly）在本書完稿過程中所給予的支持、鼓勵和批評。馬克·戈爾迪（Mark Goldie）、瑪格麗特·金內爾（Margaret Kinnell）、西爾瓦娜·托馬塞利（Sylvana Tomaselli）、簡·沃爾什（Jane Walsh）、安德魯·韋爾（Andrew Wear）以及鮑勃·沃爾夫森（Bob Wolfson）也在本書成書過程中提供了意見。他們的熱心幫助使我避免了許多錯誤，謹致以最誠摯的謝意。出版人瓦妮莎·格雷厄姆（Vanessa Graham）在10年前本書第一版出版過程中極富耐心地給予了支持，特卡·巴格利（Terka Bagley）則為此次第二版的印刷出版做出了同樣的貢獻。這一版讓我有機會糾正上一版的錯誤并得以討論最新的學術動向，此外也補充了50條參考書目。我還要感謝韋爾科姆信托x的理事們在過去的20年間為我在韋爾科姆醫(yī)學史研究所提供了一個優(yōu)良的工作環(huán)境。謹以此書紀念這家非凡的機構。用詞說明啟蒙作家們通常使用帶有性別歧視的語言，例如“（男性）文人”（man of letters）。這種用法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現(xiàn)實，畢竟那個時代絕大多數(shù)作家都是男性。為此，本書將不會嚴格遵循現(xiàn)代政治正確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