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黨最早的軍事領導人。蔣介石、汪精衛(wèi)相繼叛變革命后，周恩來于1927年8月1日領導了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等職。當時中共中央在上海處于秘密狀態(tài)下工作。他為保衛(wèi)中央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qū)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發(fā)展在國民黨統(tǒng)治地區(qū)的秘密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幾十年來，周恩來努力探索并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和共產主義事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黨為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他在畢生革命生涯中所表現的大智大勇、文韜武略，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愛戴和尊敬。
　　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情報保衛(wèi)工作的創(chuàng)始人和卓越領導者，是隱蔽戰(zhàn)線的統(tǒng)帥，他為這項事業(yè)嘔心瀝血半個世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間轉移武漢，同年八九月間又遷回上海。黨的領導機關在敵探監(jiān)視下活動，隨時可能遭到打擊和破壞。若不開展隱蔽斗爭，就不能保衛(wèi)自己。根據形勢的需要，周恩來總結了以往工作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吸取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慘痛教訓，提出建立情報保衛(wèi)工作的專門機構，以防敵探特務的破壞，保衛(wèi)中共中央的安全。在他直接領導下，1927年開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由向忠發(fā)、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這一工作。周恩來借鑒蘇聯建立“契卡”的經驗，對中央特科規(guī)定了三項任務和一條原則：打進敵人內部獲取情報、籌款、制裁叛徒；但搞偵察工作的專門手段，絕不許在黨內進行。同時，周恩來通過實踐，將俄國地下黨的成功經驗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并且摒棄了俄國情報工作凌駕于黨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終將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之下，使它成為黨的戰(zhàn)斗堡壘。
　　由周恩來親自領導部署，中央特科在國民黨專業(yè)反共領導機構中拉出第一個反間諜關系，探取敵人破壞我黨的陰謀，向黨的秘密組織報警；派人打進敵人心臟，深入最高敵探機關，掌握敵人核心機密；營救被捕同志；鎮(zhèn)壓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與黨的生死存亡攸關的緊要關頭，保衛(wèi)了中共中央和各級組織的安全。
　　周恩來也是我黨我軍電訊工作的創(chuàng)始人，他直接領導李強研制成功黨的第一套收發(fā)報機，培訓出第一批報務員，建立起第一座無線電臺。他還親自編制了第一本密碼，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為“豪密”。1931年3月，任弼時將“豪密”從上海帶到中央蘇區(qū)。兩地電訊溝通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上海、任弼時在蘇區(qū)親自擔任譯電工作。隨后，在全國各地紅軍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無線電通訊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戰(zhàn)爭，溝通了中共中央和各地黨組織的電訊聯系。這在黨的電訊工作發(fā)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從此日益發(fā)展，還在上海建立了國際電臺，同共產國際也通了報。
　　“由于中共中央是在敵人統(tǒng)治下的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周圍的環(huán)境異常險惡。周恩來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領袖，是敵人千方百計追捕的重要目標。他在大革命時期又長期擔任公開的領導工作，國民黨內有許多人熟識他，處境更加危險。周恩來在如此復雜的環(huán)境中，卻以他的冷靜和機智，從容應付，積累起更加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他不停地變換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點，有時住一個月，有時只住半個月，每換一處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處的只有兩三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