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最近幾十年，得益于經濟快速增長，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在減少極端貧困（以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傳統(tǒng)貧困標準線衡量）方面成效顯著。1981年，亞洲還有15.9億人處于貧困狀態(tài)（即貧困率達69.8%），而到了1990年，亞洲貧困人口的數量已下降至14.8億（貧困率降至54.7%）。事實上，截至2005年，亞洲的貧困率已經降低到26.9%，比1990年下降了近一半。到了2010年，極端貧困率已經下降到20.7%以下。
如果沒有亞洲，要提前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千年發(fā)展目標(MDGs)中的“全球范圍內極端貧困減半”目標則幾乎不可能。盡管發(fā)展中國家的整體貧困率從1990年的43.1%下降到2005年的25.1%，2010年降至20.6%，但是，如果將亞洲排除在外，根據全球千年發(fā)展目標，貧困率要從1990年的24.9%降低到2010年的20.5%。很顯然，其他發(fā)展中地區(qū)的貧困率無力在1990年的水平基礎上降低一半，更不用說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
從絕對量上來看，1990年到2010年，亞洲貧困人口規(guī)模下降了7億4542萬，而全球僅下降了6億9347萬。因而，其他發(fā)展中地區(qū)極端貧困人口的數量實際上增加了5195萬，這部分要歸咎于人口增長。如果采用每天每人2美元的“一般”貧困線，情況也大致相同。亞洲的一般貧困人口在1990年到2010年下降了5億6631萬，但同一時期內，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一般貧困人口反而增加了9773萬。
然而，亞洲各國極端貧困水平的下降并非步調一致。東亞的成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20年時間內，東亞地區(qū)的極端貧困從1990年的60.2%下降到2010年的11.6%，其中中國的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了5億2764萬。中亞和西亞（39.4%）以及東南亞（31.0%）的減貧成績也非常顯著。南亞的極端貧困率下降19.8%，太平洋島國極端貧困率下降10.9%。作為世界第二人口大國，這一時期印度的極端貧困人口數量減少了4億8260萬，也值得強調。
不管以每天1.25美元還是2美元的貧困線來衡量，亞洲的貧困率都出現了顯著的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貧困不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本書旨在闡明，一方面亞洲在減貧方面成績斐然，另一方面仍是未竟之業(yè)。更客觀來講，亞洲的貧困問題在許多方面依然形勢嚴峻，至少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因素。ⅵ亞洲的減貧奇跡：成就斐然還是未竟之業(yè)？
第一個因素，1.25美元的貧困線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來說可能偏低。一方面，主要是它低估了窮人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成本。如果以1.25美元作為貧困線，在世界上15個最貧窮的國家中，只有兩個是亞洲國家。此外，1.25美元的貧困線是根據1988～2005年的消費數據設置的。因為消費模式在地區(qū)間并不統(tǒng)一，且會隨時間變化，有鑒于此，應重新劃分和更新貧困線。事實上，一些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為了便于制定相關政策，最近都提高了國家貧困線。
另一方面，在過去的20年里，許多研究表明，個人福利取決于相對收入和絕對收入。因此，確定貧困線時，必須考慮到相對收入，因為個人生活滿意度依賴于某些相關“參照群體”的生活水平。Duesenberry(1949)曾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個人效用會受到其他人收入更高的負面影響。要確定相關參照群體存在一定的難度。例如，一些學者設想將工作的同事作為相關參照群體(Senik，2009)，Ferrer-i-Carbonell(2005)假定年齡、教育程度和居住區(qū)等方面特征相同的人組成參照群體。也有學者采用空間基準收入方法，即調查個人生活的地區(qū)和圈子里同一種群的平均收入(Kingdon 和 Knight，2007)。
本書的第一部分的兩章內容，目標在于探討為適應亞洲新的生活標準而修改1.25美元貧困線的必要性，以及在確定貧困線時考慮相對收入的思路。
第二個因素，對精準扶貧非常重要，就是脆弱性問題，即是否在面對自然災害、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經濟危機以及其他類型的沖擊面前不堪一擊。諸如地震、極端天氣事件、工作損失、疾病等意外沖擊，使那些事發(fā)前還生活富足的人們一夜之間陷入貧困的深淵，這樣的案例也隨處可見。近年來，由自然災害所引發(fā)的脆弱性問題無論是在發(fā)生頻率還是嚴重程度方面都與日俱增，尤以東亞、南亞和東南亞為甚。事實上，世界上10個最脆弱的國家里有7個在亞洲。許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高出極端貧困線不多，因而在一次意外的沖擊之后很容易陷入貧困。然而，這在傳統(tǒng)的貧困評估中往往遭到忽視。在亞洲，正規(guī)的保險并不多見，減貧政策應該考慮到這些脆弱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包括三章，歸納了亞洲地區(qū)脆弱性的各項特征，其中特別強調將各種沖擊或者風險納入設置貧困線和評估亞洲貧困脆弱性的方法中。前言ⅶ
本書的第三部分對貧困程度的評估，試圖跳出傳統(tǒng)的貨幣計量貧困線，考慮到福利受到多方面影響，因而貧困本質上也是多維的。這也是第三個因素。許多研究表明，貨幣計量方法無法全面反映個人和家庭的福利，應該予以考慮其他維度(見Baulch和Masset，2003;McKay和Lawson，2003;Carter和Barrett，2006;Hulme和McKay，2007)。在市場“失靈”或者“失蹤”時，金錢也會有一定的局限性。
許多研究表明，貨幣收入與人類其他方面的福利之間的相關性往往相當低(Baulch 和 Masset，2003; McKay和Lawson，2003; Günther和Klasen，2009)。非貨幣性的貧困通常比貨幣性的貧困更加持久。例如，一旦孩子發(fā)育不良，即使當個人的收入狀況改善之后，這種營養(yǎng)不良的影響也往往是不可逆的。教育方面，也大體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因為輟學造成人力資本的貧困，即便是將來發(fā)家致富以后也于事無補(Baulch 和Masset，2003; Stifel等,1999)。
然而，采取多維方法來評估貧困，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見Kakwani和Silber，2007, 2008a, 2008b)。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意味著要選擇貧困指標及其權重。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推出了多維貧困指數（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比較貧困法是一項有趣的嘗試，它使用一種所謂的“二次分解法”（Alkire和Foster，2011），第一次分解定義家庭是否在一個特定維度上處于被剝奪狀態(tài)，第二次分解確定一個家庭是否通過了剝奪貧困的閾值，也就是定義多維貧困。盡管尚有許多細節(jié)需要完善（Dotter和Klasen，2014），但計算亞洲特別版的MPI還是可行的，即便亞洲內部的差異很大決定了這不會是一個簡單的任務。本書第三部分的兩章試圖呈現亞洲多維貧困的相關例證。
第四個因素，由于近幾十年來亞洲貧困水平空前下降，調查這種福利的提高是否惠及所有人，或者經濟機會是否與性別、種族、民族等特征掛鉤，也同樣重要。這一問題因亞洲地區(qū)存在較大的種族多樣性而顯得意義重大。因此，我們預測居住在偏遠地區(qū)的亞群體大多是弱勢群體，他們在獲得適當的教育和基礎設施時長期被排斥在外，在勞動力市場上遭受種族隔離和工資歧視。評估族群貧困差異的程度至關重要，對于希望縮小這種差距的政策制定者來說是最高關切，也是本書第四部分的主題，僅有論述亞洲國家的貧困和族群問題的一章。
各章簡介
本書的第一章題為“亞洲貧困線：問題與方案”。作者Stephan Klasen從亞洲獨特的經濟現狀來考察發(fā)展亞洲版的貧困線是否有利于彌補1.25美元貧困線的一些缺點。作者回顧了確定亞洲版貧困線的各種方法，包括根據亞洲國家的貧困線擴展而來的亞洲版國際收入貧困線（運用購買力平價調整后的美元）。他的基本建議是，利用國家貨幣制定的國家貧困線來取代購買力評價調整美元的貧困線，更適用于亞洲。Klasen認為，在制定貧困線時，考慮相對貧困也非常重要，這反映了亞洲社會崛起的愿望。最后，Klasen還討論了設置亞洲版多維貧困指數的可能性，這一指數考慮了亞洲社會的特定生活條件。
第二章的標題是“視參照群體確定貧困線：某些亞洲國家貧困程度的影響”。作者Satya R. Chakravarty、Nachiketa Chattopadhyay和Jacques Silber一開始提出并定義了一個“混合貧困線”，這是一條對絕對貧困線（比如每天1.25美元）和參照收入（比如收入的平均值或者中位數）進行加權平均后的貧困線。接著，他們運用“混合貧困線”，計算了亞洲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貧困規(guī)模。他們依據絕對貧困線和參照收入的相關權重，對不同的情景進行了檢驗。他們還選定了一條每天1.45美元（比1.25美元要高）的絕對貧困線對貧困的影響進行了分析，這條閾值線看上去更適合亞洲的案例。本章對所涉及的國家和地區(qū)的不同情境進行了檢驗，評估了貧困率、收入貧困差距和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本書的第二部分，從不同視角檢驗亞洲的脆弱性。第三章主題為“關于貧困脆弱性及其他問題的概念和測量：文獻綜述”。Tomoki Fujii回顧了脆弱性方面與日俱增的文獻。他首先歸納了脆弱性在文獻中的各種概念，即福利主義、貧困預期與公理化方法。然后，他回顧了一些有關亞洲貧困脆弱性的實證研究，尤其是在中國。最后，作者簡要評論了其他領域的脆弱性研究，如氣候變化、非貨幣支出（如營養(yǎng)支出）等方面的脆弱性。本章最后討論了脆弱性分析的部分政策含義。
第四章標題為“測量脆弱性對貧困規(guī)模的影響：一種實證研究的新方法”。Satya R. Chakravarty、 Nachiketa Chattopadhyay、 Jacques Silber和Guanghua Wan等人檢驗了根據脆弱性的程度確定貧困線的可能性。其基本思路是在存在脆弱性的情況下，修訂后的貧困線能夠使個人效用在當前貧困線和調整后貧困線下一致。運用脆弱性加法模型的結果表明，如果效用函數被假定為具有絕對恒定的風險厭惡，那么修訂后的貧困線就是當前貧困線的簡單的、絕對的放大而已。另外，在脆弱性乘法模型中，假設相對風險規(guī)避程度恒定不變，修訂后的貧困線就是當前貧困線的簡單的、相對的增加。由于不確定性起到核心作用，本章中有一節(jié)專門評估不確定收入這一干擾變量。最后，本章對亞洲多數國家的案例進行了詳細的實證闡述。前言ⅸ
第五章標題為“氣候變化與貧困脆弱性：印度尼西亞農村的實證分析”，Tomoki Fujii近距離考察了氣候變化對脆弱性的影響。更確切地說，由于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可能會導致海面溫度上升、海平面升高，劇烈的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及其他現象頻發(fā)。作者調查了氣候變化如何潛在地影響貧困脆弱性。他的分析以印度尼西亞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重點放在干旱和洪澇這兩大當地最常見災害的影響方面。Tomoki Fujii的仿真結果表明，氣候變化導致的貧困脆弱性在印度尼西亞可能會大幅度增加。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本書的第三部分，討論以多維方法研究亞洲貧困問題的必要性。在標題為“運用定序變量測量三個東南亞國家的多維貧困”的一章中，Valérie Bérenger利用了最新在定序變量計量基礎上改進的貧困測量方法，考察了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三個國家貧困的演變。在本章中，她還比較了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維貧困指數與由Chakravarty和D’Ambrosio(2006)和Rippin(2010)等人提出的方法以及Aaberge和Peluso(2012)等提出，Silber和Yalonetzky(2013)加以擴展的方法，并發(fā)現這些方法的優(yōu)勢在于對人際間貧困規(guī)模的分布比較敏感。Bérenger的實證分析是以柬埔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印度尼西亞1997年、2003年和2007年的，菲律賓1997年、2003年和2008年的人口和健康調查為基礎，分析的重點放在了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方面的貧困上。
第七章的主要內容涉及多維貧困問題，由Hermann Waibel和Lena Hohfeld撰寫，標題為“貧窮與營養(yǎng)：泰國和越南農村家庭的案例研究”。泰國和越南的貨幣化減貧成效非常顯著，本章分析了營養(yǎng)與貧困的聯系。這兩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目前的貧困率低于10%，而且還會進一步降低。盡管收入貧困的降低令人印象深刻，作者還是質疑這兩國人民（尤其是兒童）的營養(yǎng)狀況是否也隨之有相應的改善。他們得出結論，營養(yǎng)不良仍然是越南和泰國都面臨的難題，兩國兒童的體重不足率分別為27%和19%，遠高于傳統(tǒng)的貧困率。作者調查了影響營養(yǎng)支出的因素后，發(fā)現盡管貧困和收入會影響到營養(yǎng)支出，但是其他如母親的身高、教育、遷移和衛(wèi)生條件等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作者的結論是，即使在高增長的假設前提下，不久的將來僅靠收入增長將無法減少營養(yǎng)不良。ⅹ亞洲的減貧奇跡：成就斐然還是未竟之業(yè)？
本書的第四部分即第八章，論述貧困及通常所謂的“橫向不公平”問題。本章的標題為“亞洲國家的貧困和族群”，由Carlos Gradín撰寫。作者根據健康和人口調查的數據，比較了某些亞洲國家的弱勢族群貧困高發(fā)生率的程度和狀態(tài)。作者首先評估了代表經濟地位的綜合財富指數，然后分析了不同國家和族群之間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水平的差距量級，接著作者運用以回歸為基礎的反事實分析，比較了將弱勢群體置于優(yōu)勢群體的分布之中后仍然保留的貧困差距之間的實際差異。這一實證調研的結果顯示，族群貧困差距的程度、演化和狀態(tài)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如在尼泊爾、巴基斯坦和印度，族群貧困差距高達50%以上。族群弱勢群體之所以更為貧困，主要是因為在教育（如在印度、尼泊爾和巴基斯坦）方面長期的、持續(xù)的不平等，或者地區(qū)發(fā)展差異（如在菲律賓），又或者持久的城鄉(xiāng)差距（如在巴基斯坦）。
2013年8月18日，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接受《預測》雜志的采訪中，強調了如下觀點：
要判斷一個國家的作為不能只看人均收入。印度的人均收入曾經比孟加拉國高50%，現在要高出100%。但是同一時期，……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的人口生命預期比孟加拉國要高出3歲，而現在印度人口的生命預期要比孟加拉國低出3～4歲。印度現在的人口生命預期是65歲到66歲，孟加拉國是69歲。疫苗接種率：印度是72%，孟加拉國則接近95%。男女入學的比率也存在類似的情形。所以我們要在所有這些方面考察國家的能力，即引領健康的、受教育的、安全的生活（疫苗就是使人對某些可預防的疾病產生免疫能力），培養(yǎng)男女都具備讀寫的能力。
保障和拓展人的能力是政策制定的核心思想……人的能力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本身，人的能力拓展還是亞洲經濟保持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典方式之一。這一理念始于日本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人認識到“我們日本人與歐洲人或者美國人并沒有什么不同，落后的唯一原因在于我們沒有像他們那樣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日本大力普及教育，進而廣泛推動醫(yī)療保健。他們發(fā)現，健康且受過教育的人是經濟增長的有力保障。
這篇長引文意在說明我們選擇本書主題的一些思考。很顯然，就減貧而言，大多數亞洲國家成績斐然，但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