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巴經濟走廊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高柏
高柏，西南交通大學中國高鐵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中巴經濟走廊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開山之作。之所以說它是開山之作是因為它是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對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第一項大規(guī)模投資、全方位地幫助他國發(fā)展經濟的國家級項目。由于中巴經濟走廊是中國在海外的第一個大規(guī)模投資項目，中國政府和企業(yè)在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環(huán)境截然不同的鄰國幫助推進經濟發(fā)展時，必然要經歷與投資受入國各種運作邏輯差別巨大的制度和機制之間的磨合。分析中巴之間在推進這個項目的過程中經歷的磨合，對后續(xù)的“一帶一路”項目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涉及的五個問題對“一帶一路”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建設中巴經濟走廊。這個問題的實質在國際層面是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幫助鄰國經濟建設到底有什么關系，在國內層面是巴基斯坦發(fā)展經濟與其政治與社會穩(wěn)定以及國家安全到底是什么關系。第二個問題是：幫助巴基斯坦這樣的伊斯蘭國家發(fā)展經濟是否能夠消除宗教極端勢力支持的恐怖主義。在當前，宗教極端主義驅動的恐怖主義活動成為許多國家的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在國際上已經引起極為廣泛的關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在21世紀對公共政策有直接影響的、最重要的學術問題之一。第三個問題是：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會不會導致穆斯林移民蜂擁而至，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威脅。近來隨著西方國家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移民問題上出現民粹主義立場，中國的互聯(lián)網上也有人撰文擔心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特別是中巴之間公路和鐵路的建設，會導致巴基斯坦人大批涌入中國，進一步改變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第四個問題是：中國在推進中巴經濟走廊的過程中如何處理與投資受入國各種制度和機制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如果單純依靠投資受入國國內的制度和機制，中國的對外投資運作出現與投資初衷相反的結果時，中國應該通過何種方式進行調節(jié)。第五個問題是：在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和其他“一帶一路”項目時，是否應該以投資者的身份推動在投資受入國實現經濟發(fā)展利益由社會各階層的共享。
當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開始對外進行大量投資，這種投資開始在發(fā)展中國家推動經濟發(fā)展時，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完全不問投資在受入國產生的社會后果的投資模式是否會影響這種投資的正當性。從目前發(fā)達國家正在出現的逆全球化趨勢的背后成因來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利益共享和分配中的公平正義是決定全球化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續(xù)性的重要因素。如果繼續(xù)實行那種只問短期政治效應，不問長期社會后果的投資模式，從長期的視角來看很有可能引起投資受入國的政治反彈，從而產生與建設“一帶一路”初衷相反的結果。 中國在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和其他“一帶一路”項目，以此對抗正在出現的逆全球化趨勢，并塑造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時，必須大力推動社會公平和發(fā)展成果共享的原則。
在這個引言中，我集中討論這五個問題。
第一，我們?yōu)槭裁匆�建設中巴經濟走廊。
反對中巴經濟走廊有很多理由：巴基斯坦地質條件惡劣，無論是建設鐵路還是建設公路，地震與泥石流都是很大的威脅。由于這些原因，中巴經濟走廊的公路、鐵路以及油氣管道，無論是建設，還是建成后的維護和保養(yǎng)，成本都不會低，而且它們的運行與海運相比都很沒有效率。有些人也許還會指出，國內還有大量的落后地區(qū)等待發(fā)展，還有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為什么不在國內投資而要去別的國家大筆投資。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巴經濟走廊和“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的價值顯然遠遠要超過這些關于經濟成本和其他國內因素的考慮。
討論為什么建設中巴經濟走廊要從為什么建設“一帶一路”開始。在“一帶一路”成為國家倡議前的早期討論中，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出發(fā)點有兩個：一個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發(fā)達國家造成較大沖擊，傳統(tǒng)的出口市場無法再吸納足夠的中國產品，中國在過去30年里以依靠向西方國家出口來支撐國內經濟發(fā)展的藍海戰(zhàn)略難以為繼；另一個是中國的一些鄰國利用美國重返亞太的機會強化與中國的領土領海之爭，一時間中國在亞太地區(qū)面臨的巨大戰(zhàn)略壓力隨時可能激發(fā)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正是在這樣一種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向西開放，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成為中國繼續(xù)推動自由貿易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選擇。換言之，我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質是以對沖的手段在世界經濟進入困境的條件下，以開拓國際新市場尋找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的方式來捍衛(wèi)自由貿易原則，以及在亞太地區(qū)出現國際緊張局勢的條件下盡量避免直接的沖突，繼續(xù)尋找維持世界和平的新路。
傳統(tǒng)的地緣政治以零和博弈的觀點看待國際關系，重視國與國之間利益的沖突，強調他們之間的競爭；而地緣經濟則以雙贏的觀點看待國際關系，重視國與國之間利益的重合，強調他們之間的合作。從地緣經濟的觀點來看，只要各國合作把市場做得更大，每個國家在其中的機會就會更多�！耙粠б宦贰钡膶嵸|在于對沖。對沖不是友好外交，更不是對抗，而是在面臨美國與其盟國在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壓力面前展現中國的另外選項，以使對方看到這個另外選項對自己的不利之處，吸引他們回到合作的軌道。
中國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優(yōu)越的戰(zhàn)略優(yōu)勢。她既有漫長的海岸線，又有廣闊的陸地縱深。中國的西部與中亞和南亞相連，與中東的陸上距離也不遠，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多種礦物的主要產地。鐵路和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經過歐亞大陸的能源、資源、人口、資本和技術大國，就會使這些生產要素開始具有高度的流動性。這將改變這些沿線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而這些國家地位的改變最終有可能導致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改變�！袄�用建設高鐵來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幫助中國用其獨特的地理優(yōu)勢建立一個與環(huán)太平洋經濟整合之間的對沖，這將使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大格局中處于一個十分有利的地位。對中國而言，21世紀既可以是一個太平洋世紀，也可以是一個歐亞大陸的世紀，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紀。如果環(huán)太平洋國家對中國有敵意，中國就西進，致力于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如果歐亞大陸國家對中國有敵意，中國就東進，致力于環(huán)太平洋的經濟整合。如果兩邊都對中國展現善意，中國可以同時推動兩邊的發(fā)展�！�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選擇中巴經濟走廊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開山之作有兩個理由。
其一，與其他鄰國相比，巴基斯坦有別國不具備的支持中巴經濟走廊的政治條件。首先，中國與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與中國的合作在巴基斯坦國內有強烈的政治上的支持。巴基斯坦與中國友好是該國跨黨派一致?lián)碜o的國策，巴基斯坦政府與軍方都同中國有長期的合作關系。其次，巴基斯坦與其他主要大國的關系都沒有她與中國的關系緊密，因此巴基斯坦在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時受其他國家影響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同時巴基斯坦國內普遍認為中巴經濟走廊是該國經濟發(fā)展千載難逢的機遇�！耙粠б宦贰苯ㄔO從歐亞大陸橋的南線開始，無論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還是從巴基斯坦國內政治的角度而言，在巴基斯坦都可以獲得足夠的政治支持。
其二，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對中國十分重要。中國推行“一帶一路”倡議成功與否和中國與相鄰國家是否能夠建立并維持良好的關系，取得他們的支持有直接的關系。“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無論是地緣政治還是地緣經濟，都以地理位置為前提。之所以要在“給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中”進行討論，是因為離開具體的國際政治經濟環(huán)境，無論是通道，還是與其他大國的關系都無從談起。舉例而言，如果在一個中美關系平穩(wěn)的國際環(huán)境里，無論是巴基斯坦作為中國進入印度洋的通道，還是哈薩克斯坦作為中國在歐亞大陸上的陸上通道的意義都會大幅度下降。這是因為當中國不需要花費力氣去保證海上通道時，中國既沒有必要在巴基斯坦找一條印度洋的入�？�，也沒有必要去打造一條陸上通道。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國與俄羅斯結成戰(zhàn)略同盟，這些通道的意義也會大幅度下降，因為有了俄羅斯的陸上通道通往歐洲市場對中國而言足矣。
中國之所以把周邊外交視為重中之重，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在討論對這些國家投資時的標準不應該使用單純的經濟標準，而是應該以全局上的綜合得失為判斷標準，單獨地看在具體項目上是否賠錢則無法理解這些鄰國的價值。從地理的意義上而言，優(yōu)先在鄰國投資除了有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意義，還有另外一個好處：當中國的投資受到威脅時，要容易保護得多。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獨特的意義。 巴基斯坦位于南亞，處在喜馬拉雅山的另一端，它既是中國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出�？冢�也是連接南亞與中亞以及南亞與西亞的重要陸上通道。瓜達爾港離波斯灣只有400公里左右的距離，這個港口與中東和非洲近在咫尺。 這條物流通道可以大大縮短將中國貨物運往南亞、西亞、中東和非洲市場，以及將從這些市場進口的能源和原材料運回中國的距離。當中巴經濟走廊建成，中巴兩國的經濟聯(lián)系進一步加強后，瓜達爾港對中國經濟的意義就類似于中國“在西部的上海港或者寧波港”。如果巴基斯坦與中國的經濟聯(lián)系達到越南與中國，甚至是韓國與中國經濟聯(lián)系的程度，中國就可以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印度洋國家，加強與該地區(qū)各國的合作。這對中國經濟實現東西部雙極驅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巴經濟走廊不僅為新疆和西部地區(qū)，而且也為全國的制造業(yè)擴大海外需求。這些需求將為中國經濟發(fā)展模式實現從外需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變贏得一定的時間緩沖。
巴基斯坦作為歐亞大陸橋的南線通道，對俄羅斯代表的北線和哈薩克斯坦代表的中線潛在的風險有明顯的對沖作用。雖然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歐亞大陸橋有多條通道，但是每一條的沿線國家都有其各自的風險。要減少這些風險，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保持各條線路的暢通，使它們處于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狀態(tài)。在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被西方經濟制裁，哈薩克斯坦受到很大沖擊。在生存的壓力下，哈薩克斯坦以更大的努力為中歐班列的通過提供各種方便。目前中國經哈薩克斯坦、里海通往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經黑海再通往烏克蘭的水陸聯(lián)運線，以及中國經哈薩克斯坦通往土庫曼斯坦再到伊朗的班列都已通車，中國經哈薩克斯坦，再經里海到阿塞拜疆，再到土耳其的班列正在試運行。在這種情況下，中巴經濟走廊代表的南部陸上通道的價值相對下降。但是它同時也從反面顯示，如果哈薩克斯坦出現障礙，保證中巴經濟走廊的暢通，經巴基斯坦再進伊朗將是中國在南線仍然可以從陸路去中東和歐洲的一個選項。與此同時，中巴經濟走廊既可以成為對印度企圖聯(lián)合日本和越南在印度洋杯葛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有效對沖，也為中國與印度的利益進行捆綁提供一個平臺。中巴鐵路修通后，可以向西連接伊朗、土耳其和歐洲，向南連接印度和東南亞，向北為印度與中亞提供陸上通道。
巴基斯坦可以成為中國與伊斯蘭世界溝通的重要渠道。中國要在歐亞大陸建設絲綢之路不可回避兩個地緣板塊，一個是前蘇聯(lián)勢力范圍，另一個就是伊斯蘭世界，盡管兩者在中亞重疊。 在中東地區(qū)，巴基斯坦與阿聯(lián)酋和沙特阿拉伯長期以來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巴基斯坦在這兩國有大量移民。目前沙特阿拉伯經濟面臨的一個挑戰(zhàn)是，本國產業(yè)結構如何在里海和美國成為新能源產地的競爭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并保證本國的社會穩(wěn)定。阿聯(lián)酋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援助提供國，沙特阿拉伯雇傭軍的主要來源地之一就是巴基斯坦。如果中國修通瓜達爾港—喀什鐵路，就有可能把鐵路向西延伸進伊朗。如果沙特和阿聯(lián)酋能投資建設伊朗與安曼之間在霍爾木茲海峽的海底隧道，在也門與吉布提之間架設一座大橋，中巴鐵路就能經伊朗，通往阿拉伯半島，直達非洲大陸。如果這些鐵路都建成，將成為重要的亞非大陸陸上通道。
既然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開山之作，其成敗對其他國家有重要的啟示。如果中國通過大筆投資成功地推動巴基斯坦的經濟發(fā)展，其他印度洋地區(qū)的國家，如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和緬甸與中國合作的信心也會大幅度增加。正因為如此，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項目一個國家級別的試驗場所。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像推動“一帶一路”倡議這樣的大規(guī)模地深度卷入國際事務的經驗。雖然中國有很長的對外援助的歷史，但是那些項目很少超越一個國家的視野。迄今為止，中巴經濟走廊是中國第一個在經濟上大幅度支持另一個國家，在各領域全面投資的國家級項目。深入分析這個項目可以為中國提供很多的經驗。
第二，幫助巴基斯坦這樣的伊斯蘭國家發(fā)展經濟能否根除恐怖主義。
中巴經濟走廊引起的一個爭議點是中國帶去的460億美元的投資是否能減少甚至根除恐怖主義。這個問題在學術界內部和媒體以及政策制定者中間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宗教極端主義驅動的恐怖主義活動成為對許多國家的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時，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國際上的廣泛注意，是一個在21世紀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課題。一方面，在英語文獻中有很多記者基于深入調查撰寫的研究報告，他們聚焦貧困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關系。各國政府都在積極反恐的同時也都注重在恐怖主義多發(fā)地區(qū)發(fā)展經濟或者是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以鏟除孕育恐怖主義的溫床。美國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戰(zhàn)爭中也在強調對這些國家的援助。部分學術研究也認為恐怖主義活動與經濟發(fā)展有相關性。另一方面，在學術文獻中有很多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來檢驗貧困與恐怖主義的相關性，許多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經濟發(fā)展水平與恐怖主義之間的相關性并不是很強。從英語的學術文獻導出對“一帶一路”倡議，或者是中巴經濟走廊的懷疑，并不困難。
然而，我們面對以上二者的巨大反差必須要問，為什么學術文獻得出的結論與每天在現實生活中做第一線報道的記者們的感覺和每天面對現實中挑戰(zhàn)的政府決策者采取的公共政策有這么大的鴻溝。是這些第一線的人們的直覺和制定政策的邏輯出了問題，還是學者們的研究出了問題？
根據學術界已有的反思，學術界得出的經濟發(fā)展與根除恐怖主義沒有關系的結論可能有幾個潛在的問題。首先，這些跨國的定量分析經常整合從不同渠道獲得的二手數據，并不是通過一個事先設計好的研究而統(tǒng)一采集的完整數據。這些從各種渠道找到的、互相并不匹配的數據湊在一起做成的數據庫，雖然與沒有相比有其價值，但其準確性是一個問題。其次，這些定量研究常見的做法是計算恐怖主義活動和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或者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的相關性，這樣一種假設本身就有問題�？植乐髁x活動無論是在人數還是在地域的分布方面，都只涉及社會中很小的群體。把這種小群體的行為與通常測量更大的分析單位（民族、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混在一起推導，理論的邏輯就會出問題。再次，像維克多奧夫（Victoroff) 質疑的那樣，雖然這些定量研究顯示經濟發(fā)展水平本身與恐怖主義的相關性并不緊密，但是它們卻仍然無法回答以下問題：如果在財富的占有上，一國內部或者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急劇減少，我們是否還會看到同等數量的恐怖主義活動？換句話說，如果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平均收入和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相似，恐怖主義活動是否還能吸收和動員那么多愿意獻身的巴勒斯坦人？
皮亞扎（Piazza）進一步指出這些跨國的定量分析嚴重忽略了社會學、人類學和犯罪學的主流文獻使用的，用個人經歷的族群、種族和階級歧視來預測他們富于侵略性的行為和未來的暴力犯罪的基本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起，一批以定性分析手段深入一國或單個恐怖主義運動內部進行調查的文獻早已指出了這一點，但是這些發(fā)現在目前的定量跨國分析中則被完全忽視，這些使用跨國樣本的定量分析不去檢驗少數群體在經濟方面受到的歧視與恐怖主義的關系。皮亞扎認為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困境是恐怖主義的重要根源，恐怖主義正是利用群體困境去招募參與者。他特別把群體困境操作化為少數群體面臨的經濟社會方面的歧視，通常包括就業(yè)、教育、醫(yī)療和社會服務方面的歧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隔離居住，與社會其他群體相比缺少經濟機會。這些不平等成為少數群體反對政府、經濟現狀、主流社會和多數群體的群體困境心態(tài)的催化劑。恐怖主義組織正是利用了這些群體困境去動員和吸收成員的�？傊�，經濟發(fā)展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關系比這些跨國定量分析想象的要復雜得多。經濟發(fā)展可能從來就不是消滅恐怖主義的充要條件，但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必要條件�！耙粠б宦贰背�議首先要解決的是國與國之間，或者是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的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其次是一國內部或者一個地區(qū)內部的經濟發(fā)展不平衡。
建設中巴經濟走廊也等于是在加強中國西部邊疆的國家安全屏障�？植乐髁x一直是過去這10年困擾巴基斯坦的難題，過去巴基斯坦一直反恐不力。中國通過幫助巴基斯坦發(fā)展經濟就等于是在換取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的全面合作。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巴基斯坦局面的改善不僅僅為中國在阿富汗和中亞國家采取同樣的策略提供經驗，更從源頭上制衡宗教激進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在中國周邊國家的蔓延。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是一種積極地走出去把恐怖主義控制甚至消滅在源頭的策略，它與過去守在家里被動地反恐相比是一個重大的改變。中國學者最新的調研表明，中巴經濟走廊開始建設的4年以來，巴基斯坦的政局再未發(fā)生過大的動蕩，出現了18年以來少有的穩(wěn)定局面。中國大筆投資巴基斯坦，使中國的利益與巴基斯坦的安全綁在一起。巴基斯坦打擊恐怖主義更為積極，巴基斯坦軍方意在剿滅恐怖勢力的“利劍行動”大大降低了恐怖襲擊的次數、頻率和傷亡人數。本書極力主張的一個觀點是中國作為出資方應該，而且必須同時實現兩個目標：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發(fā)展，大力推動這些國家解決發(fā)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使經濟發(fā)展通過成果共享減少極端勢力的號召力這一因果機制，抑制或者減少恐怖主義活動。
第三，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是否會導致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來華，對中國國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脅。
最近在互聯(lián)網上廣泛流傳的一篇文章力陳建設中巴鐵路將會導致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來華，多達數億的穆斯林人口將與中國穆斯林人口結成同盟，對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這種民粹主義觀點表面看好像有點道理，但是它經不起用社會科學的基本常識進行推敲。
交通的互聯(lián)互通固然為人口的流動提供便利條件，但是和經濟增長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關系一樣，交通條件便利是大規(guī)模移民的必要條件，但是并不是充要條件。換言之，便利的交通條件并不一定會導致大規(guī)模移民，大規(guī)模移民即使沒有便利的交通條件仍然能夠實現。即使修建中巴鐵路，也仍然是以貨運為主。中歐班列已經運行上千列，從來沒有聽說中國人利用貨運列車作為偷渡歐洲的手段。
在現實生活中大量移民進入一國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合法入境，合法居留；另一種是非法入境，非法滯留；還有一種是合法入境后逾期非法滯留。非法入境、非法滯留和合法入境、逾期非法滯留都不是合法移民。無論是合法入境、合法居留，還是合法入境、非法滯留或者非法入境、非法滯留，都是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和邊境管理要處理的問題，而不是交通便利條件要處理的問題。換言之，導致大規(guī)模移民的不是交通便利條件，而是政府的移民政策。
首先看外國人的進入。人口的跨國境流動必然涉及邊境管理。外國人合法入境需要有效護照和簽證，而簽證的發(fā)放各國都有嚴格的標準。很難想象，中國會給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不計標準地發(fā)放大量簽證。除非中國的邊境徹底失控，那種大群穆斯林人口坐著火車或汽車蜂擁而至的情景只是一種想象而已，沒有任何現實可能性。中國今天雖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達7000～8000美元，中國人成為各國旅游業(yè)爭相吸引的重點對象，中國的普通護照持有者至今也仍然沒有獲得大多數國家的免簽待遇，更談不上移民。當然，嚴格控制進入國境并不能保證不出現外國人合法入境后逾期不歸和非法進入。這與一國政府以何種政策對待非法居民有關，但是與兩國之間是否有鐵路和公路相連沒有直接關系。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與歐洲早已經通了火車，歐洲各地并沒有出現被中國人占領的局面。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公路早已經修通40多年，如果上述擔憂成立，應該早已經有大量的巴基斯坦人來到中國。同樣的道理，中美之間隔著太平洋也沒能阻擋跳船的非法移民，中國與非洲遠隔千里，根本沒有陸上交通，但是廣州仍然聚集著大量逾期不歸者。
其次，移民，即允許外國人在本國合法永久居住，必須要有一國政府相應的政策支持。目前歐洲出現的令許多人擔心的穆斯林人口急劇增長的現象，并不是由于交通，而是歐洲各國政府移民政策支持的結果。以法國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為了應對經濟重建過程中的勞動力短缺，法國政府大力從前殖民地招收移民。第一次石油危機后，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勞動力移民完全被叫停，但是仍然保留家庭團聚這一移民通道。在2005年，70%進入法國的移民是因家庭團聚，只有7%的人是工作移民。同時，大約70%進入法國的移民來自其在北非和西非的前殖民地，其中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又是這些移民的最大來源國。這才是穆斯林人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法國自身政策的原因，穆斯林人口不斷增加，已經在法國人口總數占了7%，成為歐盟成員國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
如果以法國為參照系的話，中國應該采取一個正好相反的政策。法國是在移民問題上比較開放，引進非洲的穆斯林移民時比較寬松。然而在幫助移民融入主流社會時又比較保守，所做的遠遠不夠，使得穆斯林移民的二代和三代的積怨越來越深。中國應該在移民問題上持保守立場，控制緊一些，但是與此同時應該積極幫助鄰國的經濟發(fā)展，把問題消滅或者控制在國境之外。通過積極推進交通的互聯(lián)互通，積極幫助巴基斯坦發(fā)展經濟，消解不平等，讓巴基斯坦人民安居樂業(yè)，就不會有很多人非要移民中國。
第四，在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時如何處理與巴基斯坦國內體制與機制的關系。
本書各章對中巴經濟走廊的研究均呈現了一個共性的結論：如果讓“一帶一路”的項目完全任憑投資受入國內部的政治經濟原理運作，其產生的政治后果很有可能與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的初衷相左。本書各章均分析巴基斯坦內部各種制度和機制自身運行的邏輯，以及如果完全按這種邏輯來推進中巴經濟走廊的項目可能產生的政治后果。從政治上看，在巴基斯坦的各省中，旁遮普族是巴基斯坦第一大族群，旁遮普省是人口第一大省。巴基斯坦的選舉制度按人口比例分配國會議員的名額，人口第一大省旁遮普省自然在巴基斯坦政治中有最重要的影響力。加上旁遮普人自古重視習武，他們是巴基斯坦陸軍的中堅力量。同時，家族政治在巴基斯坦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無論是人口的因素，還是家族政治的因素，都會影響在國家層面的資源分配上向東部傾斜。從經濟上看，信德省是巴基斯坦國內生產總值第一大省，它瀕臨印度洋，有巴基斯坦第一大港口城市卡拉奇。憑借瀕臨印度洋的優(yōu)勢，卡拉奇也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商業(yè)中心。從地理上看，巴基斯坦的東部是平原，宜于人居和建設各種交通基礎設施；而西部是山脈，雖然礦藏豐富，卻不宜于人居和建設各種交通基礎設施。綜合以上各種因素，巴基斯坦的東部遠比西部發(fā)展。因此，無論是中央政府在決定分配財政資源的時候，還是私人企業(yè)依靠市場的力量決定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時候，只要中巴經濟走廊的推進依靠這些巴基斯坦國內運作的基本邏輯，中巴經濟走廊會很自然地向東部集中。單純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在東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進行投資比在西部的開伯爾-普什圖�。ㄓ址Q西北邊境省）和俾路支省投資要有效率得多。因為無論是從生產要素的配置，還是從交通物流體系的發(fā)達程度看，東部都是巴基斯坦最發(fā)達地區(qū)。
然而，本書的各個章節(jié)也顯示，一旦中巴經濟走廊的項目集中向東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傾斜，在巴基斯坦內部可能產生與建設中巴經濟走廊的初衷完全相反的后果。建設中巴經濟走廊和中國在巴基斯坦投資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宗教極端主義和俾路支分離主義驅動的恐怖主義襲擊。宗教極端主義和俾路支分離主義的組織和活動集中在巴基斯坦的西部和西南部。這些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與東部和東南部相比嚴重落后，因此給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和俾路支分離主義勢力吸納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成員提供了條件。這些地區(qū)急需進入經濟發(fā)展過程，分享建設中巴經濟走廊的成果。在這個過程中發(fā)展經濟，同時解決不平等的問題，這些地區(qū)才能擺脫長期以來的困境。如果讓巴基斯坦內部的政治經濟自行按自身的邏輯運作，把中巴經濟走廊的資源向東部傾斜，必然加劇巴基斯坦內部地區(qū)之間的經濟發(fā)展不平衡，使本來就已經成為重大挑戰(zhàn)的不平等，使中央與地方，以及族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更加激烈。這只會進一步激化恐怖主義活動，對中巴經濟走廊形成更大的威脅。與此同時，巴基斯坦國內媒體的運作與中國國內有重大區(qū)別。巴基斯坦媒體受英語媒體的影響很大，在中國對外以英語發(fā)布信息能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基本上在巴基斯坦涉及中巴經濟走廊的公共討論中沒有話語權。巴基斯坦的非政府組織受外國勢力的影響也很深。一旦發(fā)生糾紛，中國無法指望像在本國內部一樣將事態(tài)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
第五，逆全球化趨勢對建設“一帶一路”與中巴經濟走廊的啟示。
2016年國際政治經濟中逆全球化趨勢的標志性事件之首當屬英國脫歐與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特朗普一路擊敗共和黨內的建制派成為總統(tǒng)候選人，而后又一鼓作氣擊敗民主黨的建制派主要代表克林頓，當選為美國總統(tǒng)。
在關于英國脫歐的辯論中，除了全球化引起的兩極分化之外，反移民是重要的議題之一。在競選過程中以及當選后，特朗普針對目前的國際貿易體制發(fā)表的一系列言論成為使世界陷入混亂的導火索。他不僅要退出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甚至威脅退出WTO，而且還要把中國定為貨幣操縱國，對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商品課以45％的關稅。特朗普不僅支持英國脫歐，而且還認為歐盟是德國的工具，并預測還會有更多的國家退出歐盟。
如果說發(fā)達國家出現的逆全球化趨勢是因為它們在全球化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達到了一個爆發(fā)點，那么“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因為過去一直被全球化過程排除在外，由于打開本國經濟大門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則剛剛開始積累。正因為如此，逆全球化才不至于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普遍趨勢，中國才得以依靠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在日益縮緊的國際經濟困局面前有一個回旋余地。
發(fā)達國家出現逆全球化趨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長期忽視使全球化產生的利益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共享，在開放本國后不僅產生工作機會流失的問題，而且還產生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中國經濟本身近年來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是，資產收入增加的速度遠遠超過工資收入增加的速度。尤其是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過熱，在客觀上大大加劇了有房階層與無房階層在財產上的鴻溝。這些教訓提醒我們，中國不僅在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時，而且在推進其他一切“一帶一路”項目時，必須從一開始就未雨綢繆，避免各國已經走過的彎路。如果對發(fā)展中國家對外國投資開放后可能面臨的社會矛盾視而不見，不加預防，不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中國的對外投資不僅不會發(fā)展投資受入國的利益，而且很有可能加劇投資受入國的社會矛盾導致的各種危機而損害這種利益。盡管中巴經濟走廊在開始時獲得了巴基斯坦國內各黨派、各種利益集團的一致支持，被認為是巴基斯坦千古難逢的發(fā)展機遇，但是如果中國不注意防范中巴經濟走廊的項目在巴基斯坦造成不平等的加劇，就無法減弱，甚至可能加劇其境內的恐怖主義威脅。
產能合作在短期內固然能夠幫助緩解中國經濟需求下滑引起的陣痛。然而，在與他國進行產能合作的時候，如果只顧投資的便利或者經濟發(fā)展的一般測量指標，而不注意對分配問題和不平等問題的掌控，就會為日后留下危機的伏筆。這一點從歐美近來民粹主義的興起中可以得到證明。按理說，發(fā)達國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生產和外包為發(fā)達國家的資本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自由貿易也為發(fā)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廉價的消費品。但是全球化的利益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分配的不公平，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最后還是爆發(fā)出來，形成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的浪潮。發(fā)展中國家在缺少資本投資、經濟停滯時會歡迎任何一種投資。然而如果投資者不注意長期的政治后果，一旦經濟條件好轉或者政權更替，原來隱含的問題就會爆發(fā)出來。
“一帶一路”項目本身由于涉及60余國，明顯地已經超越簡單的多邊合作項目，由此衍生的各種制度性安排必將成為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塑造一個新型的國際秩序不能沒有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的指導。當中國在逆全球化趨勢變得明顯后引導建立后全球化時代的新型國際經濟秩序時，身上肩負的責任已經遠遠超出以往的地區(qū)經濟合作的范疇。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當然要捍衛(wèi)自由貿易的原則，但是與此同時中國也應該旗幟鮮明地主張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實現各國之間和一國內部各社會階層之間經濟發(fā)展的利益共享，重視分配中的公平正義。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歐亞大陸“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國家提供經濟發(fā)展急需的交通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但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與國之間經濟發(fā)展機遇不平衡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也在沿線各國進行投資，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提供資金，中巴經濟走廊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要想把“一帶一路”作為一個在21世紀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并能塑造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大項目，中國必須積極主張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通過自己的投資給予的談判籌碼，推動投資受入國擴大該國內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發(fā)展經濟機會和利益的共享，依靠推動分配中的公平正義來增強“一帶一路”項目在這些國家各社會階層獲得的政治支持。
總之，建設中巴經濟走廊遭遇的挑戰(zhàn)對中國以后推進其他“一帶一路”倡議項目有兩點重要的啟示。其一，“一帶一路”項目的建設不僅有一個經濟發(fā)展的側面，還有一個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側面。如果以為經濟發(fā)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在投資受入國推動全球化和經濟發(fā)展的同時不注意推動全球化成果和經濟發(fā)展成果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共享，“一帶一路”項目的建設肯定會在投資受入國遇到政治上的抵抗。中國有必要在“一帶一路”的項目中明確地提出經濟發(fā)展成果共享這一普適價值并以此為推動“一帶一路”的原則。這一點在后全球化的時代尤為重要。其二，如果要在幫助他國參與全球化過程和實現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實現其成果在各階層之間的共享，從而保證中國投資的長久利益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可持續(xù)性，中國應該準備好在投資受入國自身的國內體制無法實現成果共享的目標，或者遇到重大政治障礙時，以合適的方法施加自己的影響，而不應該推卸自己的政治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