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文明與法治文化”高端論壇，主題是“文學·語言·法治”。
　　當初與李德順老師和文兵院長商量組織這個論壇，是因為李德順老師一直倡導法治文化研究，我們就想在司法文明和法治文化之間尋找一些關(guān)聯(lián)。就司法文明來說，我們2013年申報國家“2011計劃”，當時提出這個概念，主要是從司法在法治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來考慮的。法學界一直在討論“書本中的法律”（“死的”法律）和“行動中的法律”（“活的”法律），我國2010年宣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主要是指立法的任務基本完成，但司法文明建設還有許多重要的任務沒有完成，司法就是行動中的法律。因此，2010年對我國法治建設來說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即法治建設的主要任務開始從立法轉(zhuǎn)向司法。
　　司法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有兩個佐證。一個是WJP（世界法治指數(shù)），把法治這個抽象的概念定量化了，在法治的九個一級指標中，司法占了三個：即刑事司法、民事司法和非正式司法。就是說，司法在法治中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我檢索“法治”一詞共出現(xiàn)111次，“司法”一詞出現(xiàn)73次，司法所占的比重是73/111，占了65.8%，舉出這兩個數(shù)字是要說明，司法是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司法文明建設是法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再來看司法文明的內(nèi)涵和外延。從內(nèi)涵上看，司法文明是與愚昧司法、野蠻司法相對的概念，指的是人類司法從野蠻走向開化的進程。當然，司法文明又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在上千年的人類司法史上，亞里士多德和包公時代的司法文明，與現(xiàn)代以法治為基本坐標的司法文明還有本質(zhì)區(qū)別。比如，與古代神明裁判相比，近代司法重口供、輕神明就更文明一些；但是，如果以現(xiàn)代法治文明的尺度來衡量，專制的口供裁判與證據(jù)裁判相比，顯然就是野蠻而不是文明了。我記得去年下半年，中國法學會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開了一個關(guān)于司法規(guī)律的研討會，有人提出，中國司法改革要借鑒五千年的司法規(guī)律，我發(fā)言時對這個觀點不敢茍同。我認為，中國司法文明建設指的是建設現(xiàn)代司法文明，它是建立在現(xiàn)代法治文明基礎上的，現(xiàn)代司法文明建設必須始終堅持法治文明的基本坐標和基本方向，否則就會迷失方向。所以要把司法文明納入法治文化的軌道。社會主義司法文明，顯然不是包公那個時代動輒“大刑伺儐”的司法文明。
　　從外延上講，我們對司法文明的理解包括四個領(lǐng)域：司法制度、司法運作、司法主體、司法文化。司法文化涉及司法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行為準則等。理性的司法文化是人們在司法活動中形成的司法智慧。
　　從對司法文明內(nèi)涵和外延的理解出發(fā)，我們中心2014~2015年研究開發(fā)了一個司法文明指數(shù)指標體系。這是從WJP世界法治指數(shù)受到的啟發(fā)，如果可以用10個一級指標和47個二級指標來界定“什么叫法治”，可以用10句話或者47句話來界定它。我們也應該可以用10個一級指標和36個二級指標來界定“什么叫司法文明”。在這10個一級指標中，指標1是司法權(quán)力（power），是要加以限制的公權(quán)力。對這個指標的測量依據(jù)，就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所講的六個字“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指標2當事人訴訟權(quán)利（rights），是要大力加以保障的私權(quán)利，無論從我國《憲法》還是從四中全會《決定》關(guān)于保障人權(quán)的要求來看，還有就是我們看最近陳光中先生在呼吁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批準《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國際公約》，實際上都與老百姓的訴訟權(quán)利保障相關(guān)。指標3-5是刑事訴訟程序、民事訴訟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指標6證據(jù)制度。指標7司法腐敗遏制，最近我們翻譯了《馬薩諸塞州司法行為準則》，從中可以看出美國通過法官行為自律來維護獨立、公正司法的制度設計思路。指標8是法律職業(yè)化，最近我們受中央政法委的委托，對10個省的司法員額制和司法責任制的兩項改革進行了評估，這兩項改革都涉及到法律職業(yè)化問題。指標9司法公開與司法公信力。指標10就是司法文化，從狹義的角度來說，司法文化和法治文化的關(guān)系，我們覺得是更加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