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情人》后記

——我仿佛度過了一個充實而緊張的“間隔年”

幾年前的春天，我在劇組的酒店里開完劇本會，制片人正在焦頭爛額地和一個當紅女演員搶檔期。制片人說：你能幫我去給她說說這場戲嗎？我搖頭，你知道的，女演員是世界上最難打交道的物種了，你永遠不知道她們哪句話是真的，哪個表情不是在表演。

如果我很喜歡跟人打交道，那我為什么還要選擇悶頭寫作呢？ ——這是我當時給自己找到的最篤定的借口。

離開這個劇組之后，鬼使神差地，我卻偏偏做了一些起初并不愿嘗試的事情。這兩年多的時間里，我成了一個幾乎每天都要和女演員打交道的人。而這些女演員無一例外，都試圖要更換一個身份重新出發(fā)。在這個和時間賽跑的行業(yè)里，安全感，大概是她們每天醒來都不得不得面對的問題。

敏感、善變、自我、警惕、時而熱情時而冷漠、情緒化、嬌媚、善于示弱、嫉妒、厭世、功利、孤注一擲、體面、世俗、虛榮、充滿欲望、完美主義、自卑、憂郁、孤獨……

距離太近，以至于像是拿著放大鏡在照看臉上的毛孔一樣，處處破綻，又處處美妙。

但恰恰是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反義詞，放在女演員身上，極端地體現(xiàn)出來時，才最恰當?shù)卦忈屃耸裁唇小拔ｋU而迷人”。

人不都是好奇的動物嗎？火焰燃燒的時候，總想伸手迅速握住又松開，去捕捉這個虛無的形態(tài)。仙人掌上的刺，非得用指腹輕按著試探，讓觸感介于痛與不痛之間。冰箱里沒有保質期的食物，黯淡無光，卻還會用鼻子嗅一嗅，甚至張開嘴嚼一小口。

而對站在你面前那個“危險而迷人”的存在，你的好奇會多過恐懼一些嗎？

2016年開春，我開始寫第一行字的時候，在北京郊區(qū)懷柔的劇組里，積雪開始融化了，我格外懷念上海掉光葉子的法國梧桐。很冷清，也百無聊賴。于是有了這個開頭 ——我想象自己在一個下雨的陰天，大概是秋天或者快要入冬，走在淮海中路上，前面是我熟悉的香港廣場，而我要去見一個未知的人。

就像生命中許多巧合的際遇互為映照一樣，冥冥之中，我不知道自己當初隨手寫下的女主角的這個身份，會和我在之后的幾年里，產生如此多工作上的重要聯(lián)系。我和女演員們幾乎每天在電話里“形影不離”，一起并肩戰(zhàn)斗，也讓我有足夠多的機會去思考，我當初寫的這個角色，是否夠貼近？

后來我漸漸發(fā)現(xiàn)，當帶著某種偏見去審視某一類人的時候，不管我看多少個樣本，我最終從她們身上看到的東西都是一樣的，這一切，只是為了印證我最初的猜想。

而真實是什么？或許我們所有能感受到的表達，本身就已經被賦予了一層表演的虛假。就像此刻，我試圖提筆梳理我內心的感受一樣。

那年夏天，我徹底從上海搬到了北京，開始交新的朋友，建立新的生活圈子，完成了和一座城市的告別。再后來，陸陸續(xù)續(xù)寫了一年后，有了三萬字的故事雛形。那段時間，我的人生陷入一個尷尬的僵局，出于逃避，我決定完成這個小說，于是去年我給自己三個月的時間，停掉所有的工作和收入，把自己關在家里，每天規(guī)律地醒來，早上寫作，下午去泳池游泳，然后喝上一杯托斯卡納產的廉價白葡萄酒，繼續(xù)寫作到深夜，我買了十二支酒，足夠喝完整個夏天。

那是我對泳池最依賴的一段時光。幾乎所有難寫的部分，都是在泳池里打通筋脈的。整個人泡在消毒水氣味的池子里時，我覺得自己像是某種只能在水里存活的軟體動物，每一次蠕動和呼吸，都讓我把沙粒和雜質傾吐出來，腦袋里的思緒會變得更清晰。焦躁不安的時候，我就讓自己潛在水底，憋足氣，到達極限時把頭探出水面，大口暢快地呼吸。偌大的泳池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我也并沒有孤立無援的挫敗感，反而覺得不被打擾的感覺，真好。

寫作真的是一種節(jié)制而有效的避世方式。三個月的時間把自己關在北京，卻不從屬于任何社會關系，幽靈一樣地穿梭在這個城市里，悄然完成這本小說，我仿佛度過了一個充實而緊張的“間隔年”，又像是度過了學生時代心滿意足的暑假。一結束，我就切換好狀態(tài)，馬不停蹄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這個時代活著，我們得同時扮演好幾種角色和身份，才有可能讓自己勉強不被拋棄，也才有可能撫慰內心巨大的不安全感吧。有一次我和一個客戶見面，他說，我認得你，你不是一個作家嗎？我笑了笑說，那是我的副業(yè)，或者說一個愛好。我好像還沒有十足底氣把自己看作一個夠格的作家。在這個寫作和出版變得泛濫隨意、全民表達、少人閱讀的時代，我越珍視寫作，它就越容易讓我得到滿足感。有時候哪怕有一丁點兒空余時間，可以勻出來閱讀或寫作，我都覺得是恩賜。

閱讀和寫作，真是奢侈的事啊。

距初稿完成已一年，小說要出版面世了。編輯把厚厚一疊修訂稿拿給我，是在我飛往巴黎的前一天。我在飛機上又重溫了這個故事，昏暗的機艙里，我仿佛把自己置身于那個幽暗的泳池中，轟隆隆的氣流聲，讓我有些忐忑，幾乎屏住了呼吸。有意思的是，過程中維持我寫下去的動力，是我亢奮地認為自己在寫一部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