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于內(nèi)心宋代士人詩意人生的高蹈與愴然
　　宋代是中華文化成就最為璀璨的時期，其書畫等藝術(shù)作品則猶如棱鏡，折射出文人士大夫七彩般絢麗的精神世界�？鬃诱f，士志于道（《論語·里仁》），是說文化和價值的傳承與創(chuàng)造始終是士人使命。士大夫，有起而行之之謂�？裾哌M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三國何晏《論語集解》引包成語解釋這段話：狂者進取于善道，狷者守節(jié)無為，成為文人士大夫執(zhí)著追求修齊治平理想的一種集體行為，貫穿于南北兩宋歷史。有宋一代實行皇權(quán)與士大夫治天下。宋代士人的政治、文化以及物質(zhì)待遇在中國歷史堪稱尊崇。不像魏晉文人須依附強權(quán)且命在旦夕的憂生憂世，也不似亂離的唐末五代須仰武人鼻息的斯文掃地，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因動輒文字獄、血光之災(zāi)而悸憂。陳寅恪先生認為六朝及天水（指趙宋）一代思想最為自由（陳寅恪《論再生緣》）。這使宋代士人成為文化修養(yǎng)最為淵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立言傳世、成圣成賢是宋代理學家的共有理想。二程十四五歲便學做圣人，立志成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圣賢氣象。朱熹一生以圣人自期，陸九淵更提出驚世駭俗的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之論……宋人在思想、學術(shù)上狂傲自信、勇于創(chuàng)新的進取精神，被張載表述為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獨治學有狂者，從政者亦然。范仲淹作《靈烏賦》，以靈烏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明志，其憂國憂民的淑世情懷和有犯無隱、狂直敢諫的作風，影響了兩宋士風�！端问贰繁緜髡f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jié)，自仲淹倡之。然而，宋廷為防止文官專權(quán)，又采用三省分權(quán)制衡的體制和臺諫監(jiān)督彈劾制度。官吏們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彈劾而被免職、貶官、流放。高度的中央集權(quán)、嚴苛的臺諫制度鉗制著士大夫人格的獨立與自由。宋代士人在儒家傳統(tǒng)的救時行道、名節(jié)相高之外，只好追求一種灑落自得、閑適安樂的精神境界，其人生態(tài)度可用適意二字概之。乾道四年，辛稼軒登建康賞心亭后嘆詠道：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季鷹，即西晉有江東阮步兵之譽的張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日：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shù)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世說新語·識鑒》）……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晉書·文苑傳·張翰》）其人其事顯示出一種始自竹林遺風的士大夫優(yōu)雅、適意、曠達的人生哲學。魏晉名士長期處在滿懷憂禍的境地，便只有放懷山水，縱情詩酒，這種內(nèi)心悲劇性的行為釋放就是放浪形骸、瀟灑不群、超然自得。魏晉流風遺韻深得游心于翰墨的宋代士人的激賞，不自覺中流露出對魏晉士人不著形跡、瀟灑出塵的人生態(tài)度與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內(nèi)者，圣賢之高致（《題筆陣圖》，載《蘇軾全集》卷六十九）的神往。一種普遍存在于宋人的生命憂患意識，使適意成為宋代文人士大夫多維精神品格的一個維度。陸放翁《飲酒》詩云：人生適意即為之，醉死愁生君自擇。這種對生命主體的智性認識，包含人生價值的終極選擇。于宋代士人而言，若想保持人格獨立與自由，則只能脫離官場，或歸園田居，或棲隱山林，但沒有了官家俸祿，其遭際也就有可能像唐末五代的隱士那樣窘迫。這種矛盾使宋代文人產(chǎn)生了隱于官場、隱于內(nèi)心的折衷�；蛟诙U定中潛心體驗生生不息、圓明活潑的生命本質(zhì)，消解一切世俗的煩累；或在游山玩水、漁獵躬耕、營園藝蔬、品茗飲酒、吟詩作文、濡墨揮毫、撫琴嘯歌中肆意享受生活樂趣。對于受到朝廷嚴格控制，又承擔著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wù)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來說，這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放翁在<煙艇記》中記道：萬鐘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于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云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于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宋代已然國勢孱弱，又面臨遼、金、蒙欺凌，是以其時人心靜弱而不雄強，向內(nèi)收斂而不向外擴發(fā)，喜深微而不喜廣闊。因此宋代士人率性灑脫，其人生富有詩意，生活中表現(xiàn)出一種對空漠、淡泊情趣的追求，他們與道教、老莊所蘊含的人生哲理及所宣揚的清明虛靜、恬然自適的心態(tài)一道，凸現(xiàn)出士人人生觀與藝術(shù)觀的優(yōu)雅、超拔、淡泊之極的一面。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品鑒中所追求的是個人思想感情適意暢神的表達，是對一種清淡深遠的尚意藝術(shù)境界的向往。與其師于物者，未若師諸心（<宣和畫譜》引范寬語）。黃山谷所謂無功之功，即佛家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維摩詰經(jīng)·入不二法門品》），通過排除一切外在干擾的直覺觀照和體驗達到瞬間的頓悟，達到超脫一切獲得解脫的自由的精神境界。由理學，可以見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內(nèi)收斂；由詞，可以見宋人心情之婉約幽雋；由古文及書法，可以見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態(tài)而不在形貌，貴澄清而不貴華麗。（繆鉞《論宋詩》）劉熙載也說：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劉熙載《藝概詩概》）所謂意，是一種超越于物質(zhì)世界的內(nèi)心體驗與言約意豐、得意忘言的藝術(shù)追求�！稏|坡題跋》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若乃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fā)，看數(shù)尺許便倦。取其意氣所到，也就是說藝術(shù)之美不僅在于外在形態(tài)，更在于內(nèi)在神韻，即其所傳達的情趣、學養(yǎng)、品性、胸襟、抱負等精神內(nèi)涵。適意，這種無可無不可、悠然自得的生命哲學，被宋人灌注于詩畫藝術(shù)活動之中，進而使詩意人生成為宋之士人集體性精神狂歡的盛宴，也使其雅致、超拔、通達的精神品格成為中華民族心靈慰藉的永恒美酒。對宋代士人來說，他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尊重文化、尊重士人的時代，也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巨人時代，生活在與蘇子同行的時代，生活在山谷、放翁、稼軒、范仲淹、王安石、朱晦庵的時代。然而，他們又是不幸的，專制終歸是士人個性自由的鴆酒。最終，宋代士人詩意人生與修齊治平的人世志向之間縱橫交錯的糾結(jié)，又無可奈何地透露出一種去意彷徨的愴然。與同時代遠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已悄然孕育的人文主義思潮的際遇不同，宋代文人雖能像魏晉名士那樣做出思想學術(shù)自由必需的人格獨立的嘗試，卻不能像那個時期歐洲思想家、藝術(shù)家一樣，躲避到方興未艾的、與絕對主義王權(quán)相對獨立的大學象牙塔成就古典文化之復興，更多只能在仕與不仕、大隱或小隱、抗爭還是屈服之間做出以精神品格為參照的選擇。蘇東坡在結(jié)束了海南三年的貶謫生涯之后固然可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的超邁為詩意人生作結(jié)，秦少游也可以在貶無可貶之后如杜鵑啼血般詠出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之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