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作《走出中世紀》的這部小書，初次出版到現(xiàn)在，已有二十年。
二十年前，在我正值所謂孔子行年五十而知五十非的年紀。不幸我從來就認為孔子早已屬于歷史，連同孔子生前總想復興的古儒學，也早就異化為中世紀的經學，況且中世紀經學諸形態(tài)的蛻變過程，同樣早已成為歷史爭論的課題。所以，我從來不敢茍同孔子或儒學表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說法，正如我從來不能相信所謂西方文化都屬于基督教傳統(tǒng)的說法一樣。當然，我看自己與看別人，都不會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
也在二十年前，我重返中國史學從業(yè)者生涯，又近十年，一面教書，一面編書。任教的課程，主要是中世紀的經學史和史學史。而除了與友人合作編輯《中國文化》研究集刊、中國文化史叢書，以及主編有關傳統(tǒng)文化的論文集等，尚有余力，便用于考察中國走出中世紀的歷史過程，主要希望解答先前我在編校注釋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啟超等學術論著中所發(fā)現(xiàn)的積疑。于是，就有了本書初版。
本書出版問世不久，加拿大的許美德（Ruth Hayhoe）教授，便選譯大半篇章，編成英文版。那經過可見本書初次以中文發(fā)表的拙撰英文版序。令我有點意外的，是美、德幾位漢學家就英文版發(fā)表的書評，注意的重點都在于本書有關17世紀在華耶穌會士與明清上層社會關系的歷史考察。也許由于19世紀80年代末，一名中國學者竟不顧本土已成主流的所謂精神侵略論，而嘗試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在當時西方漢學界還較少聞見的緣故吧？
然而本書初版在國內的回應，更令我意外。初版甫出，我就應邀前往多倫多、印第安納和慕尼黑三所大學，相繼承乏客座講席。在外轉悠一年有半，歸來發(fā)現(xiàn)案頭堆積的讀者來信，達數(shù)百通。除了已識未識的同行朋友，大半來自不同職業(yè)的讀者，包括中小學教師、技術人員、醫(yī)生、工人、農民、警察、基層干部等，他們在來信中或述說讀后感，或對拙著的某些說法提出質疑。不過使我驚異的，還是許多來信似乎不約而同，提出拙著沒有討論的一個問題：中國有沒有走出中世紀？
這個問題，我當然無法作答。我的專業(yè)是史學，研究下限止于清末民初。生丁此世，想不關注現(xiàn)狀也不可能。但對現(xiàn)狀怎么看，是憲法保障的每個公民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作為公民的歷史學家自不例外。但我向來認為，如果堅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不能混淆歷史與現(xiàn)狀的區(qū)別，因而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諷今，都必然扭曲乃至背離歷史實相。至于有人讀史愛好對號入座，那是他的自由，也正如讀小說《紅樓夢》便自居林妹妹、寶哥哥一樣荒謬。但假如自己荒謬，卻指斥不合己意的歷史論著為荒謬，甚至動用權力，給歷史作者加上種種莫須有的可怕罪名，這固然合于秦皇漢武以來禁錮歷史思考的傳統(tǒng)，可惜正是馬克思早就譴責過的文化專制傳統(tǒng)。
所以，我很贊成清末章太炎為批判康有為托古改制論所作的《征信論》《信史》等文的見解，衡量歷史作品的唯一尺度，就是實事求是，信而有征。做到很難，不僅需要抑制古為今用的沖動，而且需要抵制來自權勢、金錢以及種種先入之見的干預。在這方面，假如真愿以史為鑒，那就首先不能忘記1958年陳伯達之流鼓動史學革命，一路革到文革十年，以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始，到輿論一律贊頌秦始皇終。
對于眾多讀者關注本書討論的走出中世紀問題，我是很感動的。當年沒有可能逐一作復。但我從中發(fā)現(xiàn)，讀者們同我一樣，都很關心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是怎樣的，而不厘清那段歷史是什么，我們就不明白自己的先輩是如何從中世紀走出來的。而回答是什么，正是史學從業(yè)者的職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