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鶚，眼淚的力量

劉鐵云（劉鶚，1857 1909）于 20 世紀第一個十年創(chuàng)作的通俗游幕 小說《老殘游記》（1906 1907）素來被視為社會批評小說之一種，而在 其書的自敘中卻專門圍繞哭泣一事展開詳述，不免令人費解：


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huán)繞，其哭也號啕。 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 泣之多寡為衡。蓋哭泣者，靈性之現(xiàn)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 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 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 哭泣愈痛：此鴻都百煉生 [ 作者筆名 ] 所以有《老殘游記》之作也。
（《老殘游記》自敘）

作者在自敘中詳述哭泣，實屬 一種古怪的選擇，而評論家們?yōu)榇颂岢觯�在一個國難當頭、社會動蕩的時 代，一位良知未泯的學者完全有理由感到悲傷。這種解釋雖不能說完全沒
有道理，卻遮蔽了作者在哭泣與人性之間建立的根本聯(lián)系。劉鐵云所持之 言，正是波特所認為的中國未有之義，即：情感（sentiment）在人類身份與群體的定義中占據的中心地位 。我們擁有一種天生的能力，可以通過 哭泣這一行為，來表達痛苦、悲傷與折磨，劉鶚正是用此種能力來衡定人性的概念。情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素質，它將一切人性置于平等的地位之 上，而不論其社會與政治上的分隔。它是人類在爭取終極平等之時永遠可 以訴諸的最小公分母。與此同時，情感又重新劃定了社會等級與社會區(qū)隔，為規(guī)范人類社會的秩序設立了一種新的原則：感覺強度的大小與感覺 真實性的程度高低。于是，一個人哭泣得越多，其人性便越偉大。又因為 哭泣與際遇之順逆不與焉，所以即便一個快樂的人在一個快樂的時代 過著快樂的生活，他或她仍然必須以哭泣來證明自己擁有靈性，也就 是人性。
波特所持之論，基于她在鄉(xiāng)民之間展開的田野調查，無論從歷史的 角度出發(fā)還是以民族志的視角觀察，均有立足不穩(wěn)之處。她所謂［在中 國社會］沒有一種把社會結構建立在情緒紐帶之上的文化思想（1988， 185）， 不僅 抹殺了 在帝國晚期（ 明清）興起 的活 躍的情 教（the cult of qing），還忽略了在 20 世紀發(fā)生的一次劃時代的轉變，情緒（或愛）由此 成為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中的關鍵詞。波特將中國人的情緒生活簡化為一 系列的肌肉抽搐，即眨眼；在情的本土話語和舶來的浪漫主義知 識相遇之際，劉鐵云的這篇自敘，正可提供一例絕佳的反證。而且劉鶚的 情感哲學，也只是中國多元、異質、擴散性的情感話語之一種，這套話語 存在于大量廣泛的文本之中，圍繞著愛、感覺、欲望、同情等話題展開討 論，這也正是本書的主要論題。……我在本書中意在突出并強調一種現(xiàn)代性的根本轉變：以 表達情緒的術語重新定義個人身份與社會性的概念，換言之，即以情緒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基礎。
……

情感的話語如何崛起


從晚清民國（1890 1900 年代）到五四及后五四時期（1920 1940 年代），情感的話語一直在文學與通俗文化的領域中占據著支配性的 地位。在晚清，在寫情小說、林紓（1852 1924）翻譯的域外小說（林 譯小說）、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和五四及后五四時期的浪漫派作品里，情感同時在主題與意識形態(tài)兩個方面彰顯其身。情感的理念是帝國晚期情教概念演變而來的，隨著 20 世紀初浪漫主義自由戀愛的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欲理論的輸入，經歷了一次復雜的轉變過程。這一過程以碰撞、盜用、壓制為標志，在社會、文化、政治發(fā)生改革與革命的時代，不可避免地同重議并再造個人身份與群體的方式捆綁在一起。
20 世紀初，伴隨著通俗出版物的驚人崛起，情感第一次成為一種文學 類型自覺使用的標簽即情感小說。其先驅者吳趼人（吳沃堯，1866 1910）是一位多產的小說家和散文家，以譴責小說聞名于世。吳趼人于1906 年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恨海》與林譯經典《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 年） 成為通俗愛情小說文體的奠基性文本。世人稱此類小說為鴛鴦蝴蝶派小說（鴛蝴小說），而對其影響力與讀者群的認真評述，則直至近年才開始出 現(xiàn)。徐枕亞（1889 1937）的風行之作《玉梨魂》（1914）標示著鴛蝴小 說達到了頂峰，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以文言和白話兩種語體各自寫就的 愛情長篇和短篇小說始終不輟，擠占著小說月報、文學副刊、娛樂雜志乃至政治日報上的文字空間。 情感小說排山倒海式地登場，當然躲不過在當時剛剛完成專業(yè)化的知識分子們的法眼。他們在同樣的印刷媒介上，就情感小說的技法與社會功用性發(fā)表了一番居高臨下的高談闊論。
五四運動雖然未能撼動鴛蝴派的市場地位（實際上，后者對于讀者群體的牢牢把握，始終是令五四作家與知識分子感到挫敗、憤恨的因素 之一），卻在文化領域內將鴛蝴派及其關于情感的詩學一并推入了邊緣地 帶。與鴛蝴派將情感渲染為一種美德不同，五四一代主張將愛情視為 自由、獨立、平等的象征。胡適（1891 1962）的獨幕劇《終身大事》（1919） 為 自由戀愛（free love）的五四式表達設定了一個基調，將其呈現(xiàn)為一場發(fā)生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封建與啟蒙、虛偽與真實、遲暮與青 春之間的戰(zhàn)爭。馮沅君（1900 1974）和丁玲（1904 1986）等女性作家， 對戀愛中的年輕女性展開描寫，鮮明而生動地刻畫她們的激情、熱忱與反 叛的勇氣，并憑此聲名鵲起，享譽全國。灌注在五四小說中的感覺強度， 在一種新式散文中得以爆發(fā)，對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腐朽與虛偽展開了熾烈的 攻伐。
在五四反傳統(tǒng)精神的驅動下，1920 年代早期成為自由戀愛的鼎盛時 期。短篇小說與散文如恒河沙數，大舉鞭撻專制的家庭制度和對女性的壓 迫，并爭取更大的個人自主與自由。然而，到了 1920 年代晚期和 1930 年代，自由戀愛同時遭受兩個陣營的發(fā)難：激進主義陣營批判其布爾喬亞式 的局限性，保守主義陣營則譴責其對社會道德和婚姻家庭制度的腐蝕。與 此同時，一場圍繞愛情、婚姻與性進行討論的社會論爭，以心理學、社會 學和歷史學論文的形式展開，形成了一次名副其實的爆發(fā)。在此，戀愛或多或少地卸掉了它在過去幾十年中承受的道德負重，進入到日常生活現(xiàn)象 領域。求愛以及夫妻之愛的技術，已可在《戀愛 ABC》一類的指導手冊中 習得。同樣是在這一時期，性跳出了浪漫愛的影子，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 的社會話題，也變成了激進主義的表達工具。盡管有一小部分無政府主義 者把性奉為實現(xiàn)普世解放的一種途徑，但越來越多的聲音都出面譴責自由 戀愛 / 自由性愛對社會風俗和國家大計造成的惡劣影響。政治理論家們更 是大聲疾呼，提出為了把全副身心毫無保留地獻給國家，戀愛的法則必須服從革命的律令。

在一個以啟蒙、民族主義、女性解放和商業(yè)文化為特征的時代，情感的觀念何以如此重要？本研究考察文學創(chuàng)作、知識分子寫作和通俗作品 中的情感話語，旨在借此理解隱伏在情感中心化之下的概念性與社會性議題，并特別處理以下問題：打破中國的傳統(tǒng)中定義個人身份的方式，用情 與性欲取代親族或鄉(xiāng)土的紐帶作為個人身份的基礎，其意義何在？諸如 多情人浪漫派兒女英雄等基于情感的主體，象征著何種意識形態(tài)的信念與價值？以及，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情由無性化的道德向浪 漫愛、性欲和愛國熱情的意義變遷，從而成為現(xiàn)代中國自我、性別和群體 概念演變的組成部分？

……現(xiàn)代主體首先且首要是一種情感性的主體，而現(xiàn)代民 族則首先且首要是一種同情式的社群。浪漫小說沉溺于書寫低回徘徊、顧 影自憐的情中人，將個體塑造為自我中心、自成一體、道德自主的單體。 于是，民族由此獲得了其最為理想的主體，并通過訴諸一種普世的人性概 念，而將自身與諸如家庭一類的排他性結構區(qū)分開來。換言之，在民族共 同體中，歸屬性差異與社會等級至少在理論上是無效的。每一個人與民族 之間的關系，都可以憑借其公民身份而達到同等、公平，這在浪漫的母題 中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復演練：不顧家族門第與社會地位，與任何一名 公民同胞相愛、結婚。浪漫的心靈展示出一種隨緣與沖動的特性，對于民 主民權和原生民族歸屬的理想而言，是一種最難抗拒的支持。五四反傳統(tǒng) 者以自由戀愛和愛國主義之名猛烈攻擊儒家家庭，民族主義也是他們最強大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