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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8日，是嚴東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嚴東生先生長期致力于材料科學研究，在高性能無機材料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是中國當代無機材料科學的重要奠基人, 是上海硅酸鹽所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名譽所長。他德馨品高的大家風范、嚴謹認真的工作作風、執(zhí)著獻身科學的精神、平和謙遜的處事態(tài)度成為廣大科技工作者學習的楷模。為紀念嚴東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紀念其持之以恒，推陳出新，宏才大略的科學人生，以弘揚嚴東生先生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銳意進取、執(zhí)著獻身的科學精神，特編輯本書。

今年是我國著名材料專家嚴東生院士誕辰一百周年，作為同一學科領(lǐng)域的晚輩后生，我懷著崇敬和感恩的心情追憶起我與嚴東生先生相識、相知，乃至成為他口中的忘年交后近半個世紀的交往過程。

初識嚴東生先生是在1964年暮春，當時中國金屬學會下屬的冶金物理化學分會要在上海召開一次學術(shù)年會，會務主辦單位是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硅酸鹽化學與工學研究所，會場選在上海國際飯店。因為中國金屬學會冶金物理化學分會是設(shè)在北京鋼鐵學院并由魏壽昆先生兼任分會會長，而我則由于組織上照顧夫妻長期分居兩地，1963年才由北京鋼鐵學院調(diào)來上海工學院，故先期來滬的北京鋼鐵學院李文超老師就邀我去會務組幫幫忙，做些迎來送往和會議簽到之類的雜務工作，但這對我來說真是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與會的都是本學科領(lǐng)域、星光耀眼的專業(yè)大師級人物，有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周志宏院士，中南礦冶學院的陳新民院士，上海冶金研究所的周仁院士、鄒元曦教授，北京鋼鐵研究總院的邵象華院士等，還有全國各高校、科研單位的專家。就是在這兩天的會程中，我除了聆聽各位大家的學術(shù)報告和交流外，還多次近距離接觸到了嚴先生。當時他正值中年，風度翩翩、和藹可親，擔任會務組的組長，或者說是大會的秘書長。在正式開會的前一天，他就到會務組，仔細詢問了所有參會人員的報到情況和各項議程安排。當李文超老師向他介紹了我后，他便親切地和我握手，并問起了我的學習、工作情況。得知我是杭州人時，他神秘地微笑著說：那我們是同鄉(xiāng)��！可是我覺得十分詫異，他說著一口純正的京片子，怎么會是杭州人呢？這個疑問直到31年后的1995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參加院士大會，晚飯后在京西賓館的花苑里，與他邊漫步邊交談時，才敢當面向他請教。嚴先生笑著說他祖籍是杭州，但出生于上海，剛滿月就跟隨父母遷居北京，所以從牙牙學語，直到小學、中學、大學期間都是在北京度過的，故有這樣地道的京片子就不足為奇了。

至于我和嚴先生近距離的交往，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90年代我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以后。當時邦國書記、黃菊市長都十分關(guān)心、重視離退休老同志、著名科技老專家以及聞名中外的作家、老藝術(shù)家和各界社會知名人士的工作、生活情況。上海市委幾位副書記都有固定的分工，逢年過節(jié)、生辰壽誕要代表組織前往問候拜訪，這不僅是向老同志、老專家表示祝賀、問候，還要征詢他們對市里工作的意見，回來向市委匯報。因為我是高校出身，又剛當選了院士，所以就把科技界名人和老同志方面的任務交給我來承擔，我記得共有蘇步青、謝希德、谷超豪、李國豪、嚴東生、葉叔華、錢偉長七位前輩。

在我第一次登門拜訪嚴先生家，站在門外摁響了門鈴后，室內(nèi)并沒有回音，但可依稀聽見里面有很高音量的交響樂樂曲聲，等了一會兒嚴先生的夫人孫老師才來開門。剛一見面就連連道歉、忙著請進，說是因為正在專心聽音樂，沒有注意到門鈴聲。待我說明來意，并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二老拜年，順便問起他們在聽什么樂曲時，才知道嚴先生、孫老師都是古典音樂的發(fā)燒友，近日正好有人從德國帶回了馮·卡拉揚指揮的柏林愛樂交響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磁帶（當時光盤還沒有普及，多數(shù)人還是用磁帶錄音機），我一聽感到十分親切，就和二老談起了我自高中起就與西洋古典音樂結(jié)緣的情況。大家從舒曼、莫扎特、貝多芬，一直談到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不知不覺已過去了半個多小時，秘書來敲門提醒。因我上午還約好了其他兩位老專家要去拜訪，這才不得不收住話頭，依依惜別。

自此以后，每年院士大會在京逗留一周，朝夕相處的空隙閑聊中，除了會上專題討論的學部工作外，最近在聽的古典音樂常常成了我倆繞不開的話題，而每當有歐、美、俄著名管弦樂團來滬演出時，我亦會關(guān)照有關(guān)方面給嚴先生、孫老師送票。除了有特別重要的任務出差以外，他倆總會穿著打扮得整齊優(yōu)雅，愉快地挽手而來，在當時上海多數(shù)觀眾仍穿著隨便地進入音樂殿堂的情況下，這對專家夫婦的紳士風度頗有領(lǐng)風氣之先的意境。

當然我對嚴先生的相知與欽佩，更在于他深邃的學術(shù)眼光與堅實的理論基礎(chǔ)方面。當他知道我的科研領(lǐng)域是特殊鋼及其精煉技術(shù)時，可能是出于職業(yè)敏感，立即詢問我用的是什么耐火材料，以及高溫精煉時耐火材料的侵蝕情況如何。當我告訴他，國內(nèi)特殊鋼精煉普遍使用鎂磚與鋁鎂磚，盡管這兩類耐火材料的耐火度很高，但還是侵蝕得很快時，他立即正確地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對耐火材料的要求已不僅僅是耐火度的問題，因為高溫下耐火材料與金屬熔體還會發(fā)生化學反應，特別是當鋼中氧含量降低到10 10-6以下時，即使像氧化鎂、氧化鋁這樣穩(wěn)定的氧化物，也有可能分解，并向鋼液供氧，使耐火材料侵蝕，而鋼中的氧含量也降不下去。在高真空、高溫條件下，氧化鎂還會分解導致鎂蒸發(fā)，造成耐火材料溶蝕。經(jīng)他這一點撥，我們就不再盲目地換選耐火材料了，而是轉(zhuǎn)向了高溫、高真空下耐火材料的化學穩(wěn)定性研究，通過化學熱力學計算和實驗室試驗，找到了合適的、在高溫下穩(wěn)定的耐火材料，不但解決了重要軍品材料的急需供應問題，還發(fā)表了較高水平的學術(shù)論文。

當時我和團隊的同志都對他欽佩不已，因為在我們眼里，他是我國高溫結(jié)構(gòu)陶瓷、陶瓷基復合材料、人工晶體和特種無機涂層等高端材料的領(lǐng)軍人物、大科學家，怎么會對特鋼廠里傻大黑粗的耐火材料提出這樣一針見血的真知灼見呢？直到這次為了寫這篇紀念文章，認真地查閱了他的經(jīng)歷才知道，他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材料科學系攻讀博士的論文題目就是《高溫氧化物系統(tǒng)相平衡研究》，而他在1950年毅然辭去了伊利諾伊大學教職，回到新生的祖國時第一項工作，就是去開灤化工研究所從事耐火材料的生產(chǎn)研究，以解決從日偽時期起東北幾個鋼廠就只能從日本進口耐火材料的困境。在此期間，他還親赴鞍鋼，在鞍鋼中心實驗室建起了中國第一個耐火材料的檢驗、測試裝置，由此催生了今天國內(nèi)著名的中國冶金建設(shè)集團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設(shè)計研究總院，并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牽頭組織制訂了中國第一套耐火材料工業(yè)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也是中國耐火材料工業(yè)的奠基人之一。

嚴先生除了是本學科的領(lǐng)軍人物外，還以他對黨、對祖國的滿腔熱情，投身于各項宏觀科技規(guī)劃和政策研究之中。1956年，38歲的他受邀參加了由周恩來總理領(lǐng)導的中國第一個12年科學技術(shù)長遠發(fā)展規(guī)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shù)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的制訂工作，據(jù)我所知，他是參加起草者中最年輕的幾位專家之一。之后，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1960年），并先后擔任上海硅酸鹽研究所負責科研工作的副所長，兼任上�？萍即髮W硅酸鹽工程系首任系主任。1962年他出席了由周總理、聶榮臻、葉劍英、陳毅主持的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廣州會議，并參與制訂了中國下一個十年的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1977年他積極參與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的著名的全國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為科技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積極建言獻策。1980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1年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主席團成員、化學部主任。1982年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1984年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并被選為中國科學院五位執(zhí)行主席之一。在此期間他對中國科學院在文革期間遭四人幫破壞的情況做了大量調(diào)研，并向胡耀邦總書記提交了《關(guān)于中國科學院科技體制改革的匯報提綱》，經(jīng)中央書記處批準后于全院試行。從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嚴先生的經(jīng)歷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回國后參與過新中國科技規(guī)劃的制訂與前進的全過程。從50年代初工業(yè)的恢復、重建，到60年代的向科學進軍，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科學界的撥亂反正，他都奮不顧身地將自己置于歷史前進的潮頭！我想，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家國情懷的最好體現(xiàn)，也是我們要永遠懷念與學習的人生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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