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10年吧，有一天，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高洪波老兄給我發(fā)來一條手機短信。他說，魯迅文學獎的評委必須在70歲以下，這是無法逾越的規(guī)矩，“所以，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評獎你就不參加了，讓你的大弟子蔣登科進初審班子吧”。認為登科是我一個人的弟子，其實是學術界和文藝界的普遍誤判。登科的老師可多了，他的碩士生導師是方敬和鄒絳，我只是負責具體指導的第三導師；博士生導師除了我，還有蘇州大學的范培松；當年登科博士論文答辯時，答辯委員會主席是嚴家炎，委員除我和培松以外，還有陸耀東、黃修己、黃曼君等；他的博士后導師是黃希庭，在博士后流動站出站時的專家組長才是我。登科在美國做了一年富布萊特學者，導師是加州大學的葉維廉。顯然，除我比較單薄以外，登科的指導者都是一時之選：人品高潔，才學俱佳。完全可以用北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的名言來贊美：“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人們說：名師出高徒，這“眾星”捧出的月亮，它的銀輝應該比較耀眼才是吧！
　　不過，充當過登科的本科老師、碩士生導師和博士生導師的，的確是我。我和他往來已經遠遠超過了30年，所以，我可能更熟悉他，更了解他，更懂他。讀書時代的登科很勤奮，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雙眼總是布滿血絲。這睡眠不足的樣子，活生生地印證了“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的古訓。
　　中國古代詩歌存在南北對峙的兩立式“風騷”構架。說來奇怪，新時期以來的現代詩學也存在著南北構架。比如：南方說，新時期詩壇是由中老年的歸來者詩群和資深詩群以及年輕的“新來者”詩群和朦朧詩群共同組成的，北方說，新時期詩壇是朦朧詩的時代；南方說，新詩的詩體建設是自由體新詩與格律體新詩的雙軌發(fā)展，北方說，自由是對新詩詩體的命名；等等。黃亞洲曾經寫詩說“中國詩歌的半個靈魂在重慶山城”，他其實說到了一個詩學的大題目。
　　重慶新詩在兩立式構架里的位置非常重要，這里可是中國新詩的南方重鎮(zhèn)。2004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編的《20世紀重慶新詩發(fā)展史》，這是我國第一部地方新詩發(fā)展史，受到關注和好評，中國文聯的《中國藝術報》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文藝報》都曾辟出專版加以評論。
　　在重慶的詩評家里，登科不但對國內的重大話題發(fā)言，而且長期關注重慶詩壇。他和重慶詩人保持了廣泛聯系，并且用“南方話”對重慶詩壇進行求實、出新的研究與點評。在不斷地探索、突破、創(chuàng)新中，堅持“南方話”是登科的詩學底線。他就讀博士的第一年是在蘇州大學度過的。范培松教授后來半開玩笑地給我說：詩壇流行“北方話”，一年里，一些年輕人盡量去影響他，想讓他改說“北方話”，但是不成功，“他還是始終信奉你的理論”。
　　2013年，重慶大學出版社推出登科撰寫的厚厚的一本《重慶詩歌訪談》。重慶詩歌遇到這樣一位密切關注、細致追蹤的年輕學者，說實話，是一種幸運�，F在，登科又捧出了《重慶新詩的多元景觀》，這是他多年來寫的關于重慶新詩、詩人研究的專題文集，很像重慶新詩的一本影集。對于這本文集，我相信，讀者，尤其是重慶讀者，可能會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