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本書初版是沒有后記的，現(xiàn)借再版之機增補一個后記，對相關事宜略作交待，以酬謝各位師友長年來對我的關心和幫助。
　　本書是我的博士論文，所以談起本書就不得不提及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過程。在左師的關照下，我讀了兩年碩士沒有寫碩士論文就直接進入了博士階段的學習，博士也只讀了三年，其第一年除了聽課以外就是跟著左師做課題，學習研究和寫作的各項技能，按照當時川大的要求，博士生要在CSSCI期刊上獨立公開發(fā)表3篇論文畢業(yè)時才有資格拿到博士學位，所以博士二年級的第一學期，就是2005年下半年那個學期，我的主要精力均放在撰寫相關資格論文上。而按照教學安排，博士生第三學期期末就要做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故2005年年底我就面臨著博士論文開題的問題。
　　但當時我對寫博士論文并沒多少準備，可以說基本上沒任何概念。唯一清楚的只是，我不想步當時大多數(shù)國內(nèi)法學博士論文——以一個法律制度為研究對象，以中國立法上的缺陷、域外考察和借鑒、中國制度完善的構想為主要研究內(nèi)容——的后塵，那樣的博士論文基本上寫出來很快就過時了。因為無論是國內(nèi)還是域外相關法律制度總是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而立法一修改書的內(nèi)容就過時了，其無法克服基爾希曼所說的“立法者只要修正三個字眼書即變成廢紙一堆”的宿命。我希望我辛辛苦苦完成的博士論文，其生命能長久一些。而以我當時的眼界，能想到的傳世學術作品只有兩種類型：一是哲理方面的著作，因為其闡釋了偉大而永恒的思想因而不朽；一是講事實的著作，因為其再現(xiàn)了真實的歷史而永恒。以我當時的學養(yǎng)，當然不可能寫出偉大的思想類著作，所以我唯一可能嘗試一下的就是寫一篇史學類的論文，研究某一個歷史時段的法律或司法。歷史事實已不可改易，這樣就鎖定了研究對象，其不可再變來變?nèi)チ�，只要結(jié)論是從史料中得出來的，只要使用的史料不被證偽，那么結(jié)論就始終成立，書的內(nèi)容也就永遠不會過時。現(xiàn)在看來，我當初的愿望基本達到了，十余年過去了，本書內(nèi)容依然不過時，其基本結(jié)論依然成立，而且在未來的歷史時空中，只要人們對人民司法傳統(tǒng)這個話題還有興趣，那么本書的生命就不會終結(jié)。
　　依據(jù)上面的想法，以及當時司法改革這個學術熱點，我初步擬定研究改革開放以來（1978~2005年）的基層法院建設，但對于研究基層法院建設中的什么問題則一點概念也沒有。我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可能是世界上最寒酸的開題報告，就一頁紙，只列了一二級標題，總共不過數(shù)十字，由于我心無成竹，也無法向各位老師講清楚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研究什么問題），所以我的開題報告令老師們相當不滿意，有老師很不客氣地說如果我能完成博士論文那就是天才。大多數(shù)老師都不看好我，但對此我沒有任何心理壓力，那時還年輕，沒有多少經(jīng)歷，也不知道世事的艱難，最后左師對我投了信任票，其雖然看出了我沒有什么準備，但他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能完成博士論文，就這樣我憑借一頁紙、數(shù)十個字就通過了博士論文的開題。這個經(jīng)歷加之后來自己培養(yǎng)研究生的實踐，使我認識到，畢業(yè)論文開題應分兩步：第一步把研究對象確定下來就行了，至于研究什么問題等學生研讀了相關文獻和材料以后再說，故原則上不要求列什么提綱，研究問題都未明確就要求列出寫作的提綱是荒唐的。第二步的任務就是確定研究的問題，問題意識明確了就可以要求學生列出寫作的提綱了，當然原則上宜粗不宜細，應允許學生根據(jù)研究的深入而適時修正和調(diào)整。而這每一步都應當進行若干次，不要奢望畢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就搞定，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寫出合格的畢業(yè)論文。
　　開題之后，我就開始收集資料，雖然我的研究對象是基層人民法院，但基本上凡是關于人民法院的資料我都會收集。沒有第一手材料就沒有第一流的可靠研究成果，但由于受經(jīng)費和條件的限制，我不可能進行系統(tǒng)的田野調(diào)查，也不可能查閱相關檔案，能夠接觸到的第一手材料唯有報刊。有幾個月時間，我基本上都天天泡在圖書館里，早上8點鐘趕到圖書館，晚上10點鐘才離開，中間餓了就吃點自帶的零食，困了就在圖書館的桌子上打個盹。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頁一頁地翻看報刊和相關書籍，看到有用的資料，篇幅不長的就用筆抄下來，篇幅長的就叫工人師傅復印下來，每天晚上回宿舍時總帶回一大疊復印的材料。而回到宿舍并不意味著休息時間的來臨，而只是另一項新工作的開始，我那時還沒有筆記本電腦，寫作全憑一破舊的臺式電腦，我必須把一整天做的筆記和復印的資料全都輸入電腦變成文字然后才可以入睡，這樣同一份資料，一天就消化了兩次，將來使用它們時就得心應手了，而且由于大多數(shù)資料在正式寫作前已錄入了電腦，正式寫作時只需要把它們復制粘貼到相應的章節(jié)即可，這樣就大大地提高了寫作的進度。
　　把諸如《人民日報》和《人民司法》這樣的連續(xù)出版物從創(chuàng)辦之初逐頁翻閱到2005年底，其中的艱辛和樂趣是無法與外人分享的，其本身就是穿越共和國歷史的一種精神之旅。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民日報》都是沒有廣告的，后來相關的廣告陸續(xù)出現(xiàn)并逐步占據(jù)了半壁江山，而《人民司法》復刊后最初是一保密的內(nèi)部刊物，法院系統(tǒng)外的人花錢都買不到，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晚期其上也開始出現(xiàn)征訂廣告，商品經(jīng)濟開始向社會的各個角落滲透。逐頁翻檢報刊，會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共和國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諸多方面所發(fā)生的深刻變遷，這是那些通過檢索諸如報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查找資料的人所無緣體會的。
　　隨著翻閱和整理資料工作的深入，我對共和國以及人民法院的歷史逐漸清晰起來，但是苦苦尋找的那個問題則似乎還遠在天邊，如何找到一個有學術價值的問題仍然是橫在我面前的難題。沒有好的問題就沒有好的研究。如果始終找不到一個有價值的學術問題，那么我也就只能草草收場了，運氣好勉強混個博士學位，運氣不好則只能黯然離開。由于我沒有寫碩士論文，最終也許連個碩士學位都拿不到。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好多天在川大的校園內(nèi)焦急地徘徊，心中充滿了絕望。有一天下午，我一個人靜靜地躺在床上回顧我所搜集的資料，“人民司法傳統(tǒng)的命運”這個問題一下子從頭腦中冒了出來，我高興地從床上跳了起來，我成功了！我終于找到了多日來苦苦尋找的問題。后來我常對學生講，有了好的問題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正是源于這一段刻骨銘心的經(jīng)歷。
　　既然我最終決定研究人民司法傳統(tǒng)的命運問題，那么我的研究對象也就沒有必要再局限于基層人民法院了，而應隨之放大到所有各級人民法院，這樣也給我的寫作帶來了莫大的便利，只要是涉及人民法院的材料都可使用了，而不再限于只能使用基層人民法院的材料。我迅速地列出了提綱，并以每天數(shù)千字的速度夜以繼日地進行寫作，我大概用了三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主要章節(jié)的寫作。2007年1月，川大即將放寒假，左師托人給我?guī)г捳f他想看看我的博士論文，我匆忙地打印了一本200多頁沒有導論和結(jié)語的初稿交到了他研究生院的辦公室。我知道他對我是否能完成博士論文以及是否能按時參加答辯心中沒底，直到看見我的打印稿，方使他再次恢復了對我的信心。學校一放寒假，我就帶上借來的破舊手提電腦，躲在仁壽縣的一個小鎮(zhèn)，春節(jié)期間也沒休息，加班加點地撰寫結(jié)語和導論。最后寫的正是導論，對于像我這樣匆忙研究和寫作的人來說，最后寫導論是恰當?shù)陌才�，只有到最后許多問題才能清楚和明白起來，這時寫的導論才能做到和正文天衣無縫，而不致出現(xiàn)正文和導論“兩張皮”的情形。當然對于那種經(jīng)過長期深思熟慮、胸有成竹、按部就班的寫作而言，最先寫導論則是較妥當?shù)陌才牛�像我的《中國古代法制的思想世界》和《中國古代司法的精神》即是這樣做的。到2007年2月底，川大春季開學時，我的博士論文已基本定稿了，剩下的只是走送外審和答辯的程序了。
　　我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F(xiàn)在想來，當年在如此短的時間內(nèi)就誤打誤撞地完成了一篇以歷史學的方法、政治學的問題意識、社會學的知識對人民司法傳統(tǒng)的命運進行交叉研究的博士論文，并最終通過答辯，真是無比幸運。而這個幸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左師學術上的民主和當年川大管理上的寬松，這賦予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和便利，使我能夠完全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研究和寫作，在研究的過程中可以自由地變換研究對象和問題，在當下日益嚴格和規(guī)范的博士生培養(yǎng)流程之下我當年的幸運恐怕再也不可復制了。
　　對于本書的再版，有朋友建議我新增加一章，對近十余年來人民法院建設的新近發(fā)展做一連續(xù)性的研究，這個建設當然十分好，一本書的再版除了修訂個別原版編校上的小瑕疵之外，還能增加一些新的內(nèi)容，對于讀者來說當然是最負責任的做法。不過，每一本書都有自身特定的寫作目的，就本書而言，其原定的研究和寫作目的——整理中國共產(chǎn)黨司法（人民司法）的新傳統(tǒng)，梳理其各項理念和技術，探究人民司法傳統(tǒng)的命運與中國政治權威與社會秩序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治國理政合法性的關聯(lián)，揭示中國司法現(xiàn)代化過程中要解決的歷史課題——已完成了，再延長一點研究的時段意義不大。而且事實表明，近十余年來人民法院的建設基本上也印證了我當初的結(jié)論，人民司法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進一步的復蘇（黨對司法的領導得到強化，司法的人民性得到強調(diào)），而新近所進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跨行政區(qū)劃司法機關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tǒng)一管理，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法官員額制，司法責任制，完善執(zhí)行體制及工作機制，推進審判中心主義，完善錯案追究制度，改革司法官懲戒制度，改革監(jiān)察體制，等等）也基本上是圍繞著本書所揭示的實現(xiàn)中國司法現(xiàn)代化所面臨的諸如地方保護主義、執(zhí)行難和司法腐敗等這些挑戰(zhàn)而展開的，且就目前所取得的成效來看，還遠不能說已取得了成功，故不但本書的內(nèi)容不過時，而且所討論的相關話題在當下以及較長的未來都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其不用做任何實質(zhì)性的修改就可再版。
　　最后，我要借此機會對云南大學法學院的各位領導和同事致以衷心的感謝，感謝大家給予了我大家庭的溫暖，祝愿我們的法學院越辦越好。同時，我也要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的闞明旗主任和馬旭等各位編輯老師致以謝忱，感謝其為本書的再版所付出的艱辛勞動。本書的出版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批準號：17VHJ004）的資助，也特此致謝。
　　何永軍
　　2018年2月28日于呈貢吳家營